上古史為全部歷史之起點，應須求一明了之知解，然人類歷史總可推溯到無人可說之一境，則上古探索，終不免於只成為一種比較近理之測想。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可分兩途述說：一、史前遺物之發掘。二、傳說神話之審訂。史前遺物發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舊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此事始於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在甘肅慶陽為首次。此後陸續發現甚多。
（1）早期舊石器時代
民國十八年公元1939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發現古代猿人之完整頭骨，考古學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約五十萬年，中華民族當為其直屬後裔，其時北京人已知用火，當早於歐洲人用火三十萬年以上。其它遺物，周口店發現亦甚豐。其後在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藍田猿人，與北京人時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與西侯度村等十三處。其中芮城兩址時代更早，後有廣東曲江馬壩村發現「馬壩人」，時代稍後於「北京人」與「藍田人」。則是在遠古時代，吾中華民族之祖先，殆已遍布華南、北。
（2）、中期舊石器時代
在華北發現者，多在山西、陝、甘高原一帶。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緣橫山山脈。甘肅慶陽發現，亦屬此期。華南有湖北長陽出土「長陽人」。
（3）晚期舊石器時代
此期據今約不過一萬年。遺址發現，遍及南北，惟黃河、長江下游各地，則尚未發現在此等遺址。
（二）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1）黃河中下游
一為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報發現，稱為「彩陶文化」。其分布地區，以豫西、晉南及渭水中下游中心，西至渭水上游，東至豫中，南至漢水中上游，北達河套。遺址發現，多在河流兩岸之台地，分布極稠密，已發現者約達千處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六千年。陝縣廟底溝早期遺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時已經原始鋤耕農業，兼事漁獵。
二為龍山「黑灰陶文化」。分布地區較「仰韶文化」為廣。西起陝西、東至海濱、東北至遼東半島，東南江蘇，發現遺址三百餘處。此一期文化，乃自仰韶文化發展進步而來。又可分為較早「形成期」與較晚「典型期」之兩期。如河南陝縣廟底溝，即在仰韶文化上層。安陽後岡則在殷墟之下層。此層皆屬「龍山文化」之較早形成期。如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鎮諸地，是為龍山文化之較後典型期。此時期之文化，鋤耕農業已甚進步。陶器開始採用輪制，並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殼陶為其特色。並已有城堡建築，以牛、羊、豬之肩胛骨為卜。
（2）長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縣屈家嶺之發現。其分布範圍，為長江及武當山、桐柏山、大別山所環繞之江漢地區。其時期晚於仰韶、而早於龍山。其中如淅川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區之文化，已普種水稻、狩獵、紡織均相當發達，有豐富多彩的繪畫藝術。
（3）其它
如黃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區，東南沿海，塞北草原及東北地區、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處，皆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在此不備及。
由於此等發現，遂使國人之觀念，漸漸脫離了三皇五帝之舊傳說，轉移到有物可稽之研尋，此不可不謂是近六十年來吾國人古史知識上的一大進步。
國人此六十年來之發掘考古工作，因於材料陸繼發現，遂使因之而起之的推論亦陸繼改變。如仰韶、在龍山兩期文化，以前認為其各自獨立發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學者早有中國民族與中華文化西來之臆測。民國十年發現仰韶彩陶上繪幾何花紋，西方學者仍認為其與中亞、南歐一帶有關係，但今亦無人置信。據最近考古學家一般之意見，綜合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大體認為中國文化最早開始，應在山、陝一帶之黃土高原。東至太行山脈，南至秦嶺山脈，東南到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區。自此逐步向東南發展。及至新石器時代，當轉以渭水盆地及黃河大平原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東發展，形成龍山文化。向西傳播，乃至黃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發現中尚不見西北地區有舊石器時代之遺址，則中華文化西來之說，可以不攻自破。
（三）殷墟之發現
遠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陽發掘殷代所用龜甲占卜文字，而發現其地為古代之殷墟，此一遺址之年代，已遠在有文字記載之歷史以後。在此遺址所得器物，已遠後於石器時代，而代表了很進步的青銅時代。其間有一部分遺物，可證其直接因襲於龍山文化而來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後岡，上層有白陶，今稱之為「小屯文化」。中層黑陶，即代表「龍山文化」。下層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斷有陶文化。
目前關於考古發掘之成績，大略可言者止此。
傳說神話之審訂，近人為之尤力。如顧頡剛等所編集之古史辨。
然中國民族為一歷史的民族，中國古史早已經古人不斷努力，有一番卓越謹嚴而合理的編訂。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與司馬遷之為《史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恆、晉文」，已為一部極謹嚴的編年史，歷史觀念至是已絕對超出「神話」之範圍而獨立。
司馬遷為《史記》，謂：「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自負以《史記》繼《春秋》之後。五帝首黃帝，三皇傳說早未列入。至《史記》所載五帝帝系，後人亦多駁辨。如三國時期秦宓、北宋時歐陽修等。故三皇五帝之舊傳說，在中國曆來史學界，本未嚴格信守。
今求創建的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亦應稍加修正。
從一方面看，古史若經後人層累地造成；惟據另一方面看，則古史實經後人層累的遺失而淘汰。層累之造成之偽古史固應破壞，層累遺失的真古史，尤應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起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即後代史亦強半由傳說追記，未必皆出歷史事變時人當身之記載。此其二。
且神話有起於傳說之後者，如先有關羽之傳說，而漸變成神話。不能因神話而抹殺傳說。如因看三國演義而懷疑及於陳壽三國志。此其三。
假造亦與傳說不同，如後起史書整段的記載與描寫，或可出於假造，以成於一手也。如尚書之堯典、禹貢等。其散見各書之零文短語，則多系往古傳說，非出後世一人或一派所偽造。其以流傳普遍。如舜與禹其人等。此其四。
欲排斥某項傳說，應提出與此傳說相反之確據。否則此傳說即不能斷其必偽或必無有。亦有驟視若兩傳說確切相反，不能並立，如謂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說則謂見其某日在南京。而經一番新的編排與新的解釋，而得其新鮮之意義與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飛機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中國古代歷史傳說，極富理性，切近事實，與並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滿神話氣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時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時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時期，神農氏代表耕稼時期。此等名號，本非古所本有，乃屬後人想像稱述，乃與人類文化演進階程，先後符合。此見我中華民族之先民，早於人文演進，有其清明之觀點與合理的想法。
大體上研究古史，應有其相應之限度，凡及年曆、人物、制度、學術等等，過細推求，往往難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不夠按年逐月推求。後世如劉歆三統曆以下迄皇甫謐帝王世記、邵雍皇極世經等書，無論其推算不可信，即謂推算無誤，亦往往曆數十百年無一事可考，豈不於研治古史仍屬徒勞。
二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人物個性活動之事業尚少，若事從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則仍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套舊觀念，不免多帶有神話與教訓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則古代文化之演進尚淺，並不如後代有種種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等之並起，若從此方面研尋古史，則不脫漢代學家「三代質文相禪」種種假想之範圍，所謂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並非不可講，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此種活動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
凡古書傳說中某王某國起某地、都某城，與某國某君戰於某地，某氏族來自某方等，實為研尋古史地理之較有線索者；然亦有須經審細考訂處。如史記言黃帝：「東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後人遂疑其行蹤之超逴，近於神話。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莊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廣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與崆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