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們對「錢」的認知比較簡單，其實「錢」本身有很多很多的特性，它跟人是一樣的，有性格、有年齡、有氣味、有性別，另外有是非、有短長。我們做生意的人特別要知道錢的是非。很多人因為錢坐牢，很多人因為錢光榮，所以懂得錢的是非是作為一個企業領導人，甚至作為一個公民都特別要小心的一件事情。
我做生意以來實際上每天都要碰到錢的是非。在電視上看《新上海灘》時，我想起公司創辦初期功權也組織大家看《上海灘》，那時候看許文強，看丁力這幫人。後來在海南的時候，有一個很好的朋友炒房子，他想到把一幢房子賣給我們，我們再把它炒給別人，中間有一系列談判。這時，他希望跟我們做一個交易，就是他可以壓低一些價格賣給我們，同時他要一些回扣。我們面臨一個選擇，對方老闆和派來談事的手下都是朋友，但手下要回扣，你給是不給？如果你給，可以花便宜大概5%~10%的錢買到這幢樓，但同時你等於欺騙了你那個老闆朋友。那時候，如果這個來談事的人不是這個老闆的手下，也就是說你跟他老闆不是哥兒們，你通常會毫不猶豫地給回扣。但眼下，卻碰到一個問題，一個道德問題，一個是非的考驗，你要接受了這個交易你就坑了那個老闆朋友，可是坑了他你的利益是增加的。那單生意，我記得我們當時討論了好多次，後來也沒做，我們找了一個理由，說我們不想買，覺得這個不合適，這樣我們誰也沒得罪，放棄了占這個便宜的機會。
從萬通最早的時候我第一次碰到錢，就碰到道德是非的考驗。我們第一單房地產業務就是買賣別墅，成交後，我去拿說好的回扣，全是現金。當時為了把這個價錢談下來，我跟那個老闆講你一定要給我好處。然後我回來就跟我們的合伙人商量，就說我以回扣的形式再拿回20萬來，這樣等於我們又把價錢往下壓了20萬。就好比已經談好是100塊錢，我再跟對方說給我5塊錢回扣，就這樣成交，對方會有積極性。給了回扣以後，我把這5塊錢如數交回給我們最初的合伙人，那麼這件事情就等於我們用95塊錢買進，如果不交回就是100塊錢。當時我拿一張報紙到對方的辦公室包好20萬現金，那是我第一次拿到這麼多錢。可我拿回去以後沒有任何猶豫，交給了我們幾個合伙人，當時楊雪峰（王功權妻子）管賬，我就告訴她這是拿回來的錢，充公用了。第一次手捧那麼多現金，沒心動，沒產生貪念，而是想到這是你為公司集體爭得的利益，並且第一時間交回公司，於是就沒有是非。如果你沒有交給大家，你拿走了，麻煩就開始出現了。所以懂得錢的是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做了16年的生意，而且從海南出來，主要是對錢的是非把握得比較好，整體來講我們比較平順，沒有出事。
現在來看錢的是和非區別在哪兒？在國外非常清楚，合法的錢就是「是」，非法的錢就是「非」。合法的錢就是我們說依法交易勞動所得或資本所得，利息、饋贈、遺產，這都是合法的錢，這些錢都是「是」；那麼非的錢就是貪污、逃稅、洗錢、販毒、綁票、詐騙所得，是非法的錢，這個是非很清楚。我們現在也說黑錢、白錢，像販毒這類的錢都是黑錢；我們的工資所得、投資所得這算是白錢，算乾淨的錢。在中國的改革時期要區分錢的是非難就難在制度在不斷變化當中，昨是今非，今是昨非，此是彼非，彼是此非，有些錢有時候你不知道該不該拿，拿了它可能對，也可能不對。例如前兩天公司給了我一個股票的憑據，就是當時潘石屹說以股票形式給大家發的獎金，實際上也給了我。我想起這個錢當時我就沒拿，我把它放在信封里讓董事會秘書處保管，我說別擱我手裡，我不敢要。
為什麼不敢拿？因為照理說你把公司的錢通過股票送給員工，得董事會提議，股東大會通過，可是那筆錢是因為當時（1993年）募股很成功，應該給員工些獎金，那時也沒概念，潘石屹就辦了，他跟我說過，我也沒有太明確地說行或不行，反正他就辦了。我想這個錢我要拿了就面臨一個問題，我可能會涉嫌侵佔或貪污；但我一個人不拿，員工們怎麼辦？所以我就想了個折中的辦法，把股票憑據交到董事會秘書處，我囑咐王連翔（董事會秘書）一定管好。後來我們處理遺留員工股份的時候，股東會做了一個決定，就把這些錢給大家算了；那次股東大會做了決定之後，我才可以從秘書處領回股票的憑據。這事其實一開始是「非」，但是這個非又不是很明確的非，也可以說成「是」，算髮獎金。
潘石屹當時就說發獎金，但是你要以股票形式發獎金這件事情應該是通過股東大會，可是當時連《公司法》都不清楚，所得稅也沒有那麼清楚，所以屬於是非的邊緣狀態。但是大家就這麼做了。後來《公司法》，關於《所得稅法》，包括怎麼激勵這些東西都清楚了，清楚以後如果你不做一個股東大會決定，不按這個程序做完，對於員工來說是沒有錯，但對於你這個領導來說這就叫瀆職，你把股東財產隨便就發掉了，而且發掉了以後沒有經過必要的程序，將來員工手裡拿的這個東西有可能還會發生爭議，最後也許不得不再拿回來。所以作為管理者來說就面臨是非的一個調整，後來我們就經過股東大會走了正常程序，經過了差不多12年，這個錢才拿到手裡。可見這個是非過程是變化的，在中國難的就是在這段時間，是非拿捏不好就可能栽進去了，所以處理這種狀態下的錢，亦即在是非中處理錢的是非，難上加難。我們正處在是和非之中，商場是是非地，商人是是非人，錢是是非物，所以得格外謹慎。
今天，管理者必須面對很多是非很含混的錢，比如說企業之間拆借的錢，借了500萬，按照法律可以不給利息，但是我不給利息他就不借給我。我同意給他這個利息，他又提出來最好給他現金，500萬的借款，一年按10%付利息，給50萬現金。我明知道他是逃稅，對於我來說這件事就面臨一個是非問題，我借錢沒有什麼不對，是「是」，但是利息被他拿到了。我給時是假定他要交稅的；至於交沒交，那是他的事。大量的問題是介於是和非之間的問題，特別是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的問題。在十多年以前我們沒有稅收概念，在海南炒房炒地賺點錢，當時絕大部分人都不交稅，我們交了一部分，但是按照今天的標準來說肯定沒交夠，可是在那時就算是好人了。今天來看，沒交夠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但是從法律上來看，過了追訴時效了，也不夠刑事責任；可是從道德上來看，你不能嚴格要求自己，還是有些瑕疵的。但反過來如果都嚴格要求自己，心理就多少會有些不平衡，那時候別人都不交我還交了呢！總之，領導者要非常清醒，必須要懂法律，一定要知道錢的是非。
我前兩天碰到一個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人，坐了5年牢出來了，歲數很大，70多歲了。見到以後他就一直感謝，說當時離開北京的時候我曾經給他送過一次錢。的確有這個事情，但是我送錢的時候做了法律上的諮詢，所以沒有問題。為什麼呢？他曾經是我們的董事，我們董事是每年要發工作經費的，我當時給他的錢，就是預借的董事經費，因為那個時候法律上沒有說他有問題，既沒有通緝，也沒有撤職，只是他感覺不安了要走。在這種情況下，他相當於把前幾年沒領的，加上當年的董事經費一塊兒都領了，我是中間人，替他領了後寫了個收條，專門飛到他在的地方，給他錢以後我告訴他怎麼簽收，然後把他的收條交回給董事會，所以這件事從程序上講沒有問題。
類似問題我還碰到過很多次，陳希同案子出來之後有一個人要逃跑，跑之前給我們打電話，要30萬美金，給是不給？我們看了一下，他在我們這兒有股份，有股份我們就應該給他分紅，所以就批了這筆錢，作為分紅給他，我們也沒問他具體幹什麼。最後他跑到洛杉磯，前年又回來了，事兒也沒了。但就為這事，有一天我在車上的時候，接到一個電話，讓我過去協助調查，要我必須馬上到。我想了一下，給公司和律師打電話，我說好像我跟這個案子沒什麼牽扯，你們律師去吧。後來田宇去了，去了以後對方就問這筆錢，說這個人跑的時候拿的錢是你們匯的，為什麼給他錢？我們說他是股東，給他分紅，不是單給他分，別人也分，我也不知道他要跑。而且關鍵是那個時候誰也沒說他是罪犯、他要跑，那你該分紅的就得分紅。律師說了這個道理，這事就算沒了。
還有一件事也挺有趣，前兩年有一個著名的公司出了事，當事人的兄弟來找我，希望給點錢，一方面去「營救」，再一方面還有其他的事情。我見了他以後，當時就說可以，沒問題，大家都是兄弟，反正出來混不容易，出這麼大事能幫就幫一下。可是接著他說要借錢，這事到底應該怎麼處理？我跟一個好朋友討論了一下，決定給錢而不借錢，為什麼呢？在這種情況下借錢給他，第一，明知不可能還還借，分明是糊塗；第二，你借錢要利息，給人感覺你不仗義；如果不要利息，你會覺得不舒服；還有就是借多長時間，借短了你知道收不回來，借長了什麼時候收回來也沒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