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喜好文學，上小學五年級時就曾經寫出長達數十行的詩歌，「發表」在學校的黑板報上。「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我在「激情燃燒」之下奔赴「北大荒」，開始了「屯墾戍邊」的農場生活。艱辛勞作之餘，我仍然喜歡寫詩，並偶有詩作發表在當地的報紙上或廣播中。然而，我那時尚未把文學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因為除了朦朦朧朧的革命理想之外，我當時還不懂得個人的追求。後來，生活中的變遷與挫折熄滅了我心中的「革命激情」，遂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我選擇了文學創作，我要寫一部能讓很多人記住的長篇小說。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我坐在「黑土地」的田邊構思，趴在集體宿舍的炕頭上寫作，終於寫出了二十多萬字的小說——《當紅霞撒滿天空的時候》。然而，無論從思想性還是文學性來說，那都是一部註定不會變成鉛字的小說。
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我「逃離」了「北大荒」，回到已經讓我頗感陌生的北京城，在建築工地找到一份謀生的工作。在體力勞動之餘，我仍然執著地進行著沒有任何成效的文學創作，包括詩歌和短篇小說。然而，愛情的力量使我決定改變生活路徑並終止文學創作，毅然邁入「高考」那擁擠的考場。這一次，命運眷顧了我，於是，我帶著興奮、好奇的心情步入了法學的殿堂。在十五年的時間內，我把文學愛好置於腦後，一心一意從事法學研習和教學。直到有一天，那蟄伏於心底的文學情結又點燃了難以抑制的創作衝動。於是，從1994年到1998年期間，我連續寫出了五部長篇小說，其中四部是以「洪律師」為主人公的破案推理小說。先在報紙上連載，後由出版社出版，這些小說在社會上的影響超過了我的那些法學著作。我因此而成為法學教授中第一位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還作為中國的第一位代表到保加利亞參加了「國際犯罪文學作家協會」的第12屆大會。
我的小說第一次走出國門是在1998年。日本一家用中日兩種文字出版的報紙《留學生新聞》連載了我的推理小說《人生黑洞——股市幕後的罪惡》。該報的記者周彬先生後來還專程到北京對我進行採訪。他在採訪我的文章中說道：
我與何家弘先生是初識。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一本小說《瘋女》，被裡面的情節所吸引，一氣讀完。這是我迄今為止讀到的大陸推理小說中比較優秀的一部。大陸的推理小說稱為偵探小說，多案例，少推理，讀後讓人蕩氣迴腸的不多，百看不厭的恐怕找不到。而這部小說讓我不得不回頭看一看作者，於是何家弘這個名字走進了我的腦海……何家弘的推理小說所涉及的生命領域是極其廣闊的。也許這得益於他的人生經歷吧。所有的生活場景都是他經歷的縮影。他把自己的人生閱歷和對人生的思索巧妙地融入現代的社會背景中，使他的推理小說離每一個讀者很近。
1999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來自法國的信，作者是一位名叫瑪麗·克勞德的女士。她正在法國的普羅旺斯大學中文系攻讀比較文學碩士。她讀到了我的小說，很感興趣，決定把我的小說作為她學位論文的研究對象，並希望到北京來與我面談和收集有關資料。有人研究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榮幸，何況研究者還是外國人。我很高興地答應了。後來，她果然來到北京，也果然完成了那篇很厚重也很精緻的碩士學位論文。再後來，她說想翻譯我的小說，並找到了一家法國出版公司。從2001年到2005年，她以每年一本的速度，翻譯了我的《神秘的古畫》、《龍眼石之謎》、《雙血型人》、《股市幕後的罪惡》。就這樣，我一不留神成為了第一位被介紹到法語國家的當代中國偵探小說作家。據說，我的作品在法國的反響很不錯，還上過暢銷書的排行榜。法國的《世界報》、《讀書雜誌》等報刊上相繼發表了不乏褒獎的書評。下面便摘引一段：
我們可以說他（何家弘）既是個有藝術天分的人，而又精通法律、犯罪學和其他有關的知識。很自然，他作為幾部非常有時代感而又充分體現他廣博知識的偵探小說的作者也就不會令人驚訝了。何家弘是四部「系列推理小說」的作者，這些作品塑造了一個叫「洪律師」的人物。這四部作品中的最後一部——《神秘的古畫》成為第一部在法國出版的作品。在這部小說中，何家弘像一個國際象棋的棋手一樣，以歇洛克·福爾摩斯式的推理和演繹方法安排著各種懸疑。
2004年年初，一位法國記者到我家進行專訪，他的中文名字叫蘇鼎德。在那篇長達萬言、用英文和中文對照方式發表的訪談文章中，他開篇說道：
我們並不是每天都有機會能夠遇到優秀的偵探小說作者，尤其是傑出的中國偵探小說作者，更為特別的是，作者是中國目前最優秀的證據學教授。本人有幸見到了何家弘先生，而且獲益匪淺……何家弘先生的小說至多屬於偵探小說的範疇——情節引人入勝，但情節並不是其小說的一切。他的小說明快有力，具有現代的味道，同時兼有大量的北京方言俚語。讀者能從其小說中看到一幅生動的當代中國全景圖畫——農民、工人、小販、學生、城市專業人士、冒險的私人企業家，當然還有公共官員，共同組成了何家弘先生的現代化中國的「人生喜劇」，寫盡了這個國家的喜怒哀樂……
何家弘先生的四部小說的主人公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偵探，而是一個從美國歸來的律師——洪鈞，或洪老師。這個人物不僅折射出何家弘自己的生活經驗，而且還為偵破案件提供了新視角，為中國法律體制提出了一些關鍵問題。何家弘先生筆下的洪鈞既是一個意志堅決的現代人——經常喝咖啡、深信法律程序和條文的合理性，又是一個整合良好、具有人性色彩的中國城市的專業人士，並且不惜一切代價主持公義。他在學術上的誠實僅僅對應於他的倔強，他將自己的人生致力於具人性化特色的法治建設。
2004年11月，我應邀到澳門參加了「文化與法制——中國與西方傳統」國際研討會。來自法國、義大利、葡萄牙、美國、英國、瑞典、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及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等地區的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我應邀擔任了其中「文化在法治中的角色」專題研討的主席以及為大會做最後總結的「圓桌發言人」之一。其間頗有趣味的是，我擔任主席時的一位主題發言人是葡萄牙學者伊莎貝爾·莫萊斯女士，她的發言題目是「中國犯罪文學中的法律形象」，而其研究的主要對象之一就是我的小說。我和莫萊斯女士是初次見面，而且都是開會前一天才得知這一「巧遇」的，自然都有些意外的驚喜。她還請我為她帶來的我的法文小說簽名留念，使我深感榮幸。她在發言中說道：
……何家弘在法語國家已經成為非常受歡迎的作家。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缺乏法律專家成為犯罪文學作家的傳統，因此，當何家弘開始其犯罪文學創作生涯的時候，這是相當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在何家弘的四部小說中，主人公都是洪鈞，一位刑事律師。選擇律師作為犯罪小說的主人公是中國偵探小說中的一項創新。
2005年年底，英國的企鵝出版公司與我簽署了版權轉讓合同，要把我的小說翻譯成英文並在英語國家出版發行。與此同時，一家義大利的出版公司也開始組織翻譯我的小說。得知這一消息之後，香港《南華早報》的記者馬女士兩次到我家進行採訪。在那篇題為《法律是一筆財富——法律精英何家弘是中國人性的極佳評判者》的文章中，她說道：
何家弘的美國教育經歷以及有關證據和刑事司法程序的第一手知識使他區別於許多犯罪文學作家。他那富有活力的文字中充滿了豐富多彩的北京口語，他筆下的人物來自中國大陸社會的各個階層，這些就呈現出一幅生動的現代中國的全景畫面。
她在文中還引述了正在把我的小說翻譯成英文的吉姆·威爾頓先生的話：
何家弘的著作與西方偵探故事不同。在西方，我們在塑造偵探時有一種反英雄傾向，但洪鈞則是一個性格鮮明、道德高尚的人物。沒有墮落的性生活，也沒有惡痛或異化……其小說的魅力蘊涵於他對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中。
作為一名中國的「業餘作家」，我很高興自己的作品能夠被介紹到其他國家並受到歡迎。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的作品絕非當代中國最好的偵探推理小說，只不過我講述的故事較有特色，我這「業餘作家」的身份也比較特殊而已。
我的小說主要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創作的。當年，《中國青年報》、《法制日報》、《檢察日報》、《北京晚報》、《深圳特區報》等多家報刊都曾連載過我的小說並發表了不少正面的評論，但是近十年來，繁重的教學科研任務和繁雜的社會活動使我無暇從事文學創作。雖然也有讀者問我何時會出版下一部「洪律師推理小說」，雖然我的心中也積累了一些構思和素材，但是我一直無法靜下心來動筆寫作。於是，「洪律師推理小說」對於今天的中國讀者來說已然是相當陌生了。每當有外國人同我談起我的小說的時候，每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