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我天津前線準備發起總攻的時候，傅作義決定派鄧寶珊再次出城進行和平談判。鄧寶珊的出馬，表明了傅作義對談判的態度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鄧寶珊是甘肅秦州（今天水）人，自幼投軍，但在業餘苦讀詩書，其文化素養很高。1910年加入了同盟會，1914年在陝西參加了當時西北地區革命黨人反對袁世凱的著名「華山聚義」，高舉反袁大旗，多次舉行反袁的軍事活動，是西北地區很有威望的辛亥革命的老前輩，也是西北軍中著名的「儒將」。1921年任陝西陸軍暫編第一師團長，1922年成為馮玉祥部國民軍第二軍第七師師長。1924年接受李大釗的意見，與共產黨合作，聘請蘇聯顧問，並任用共產黨員為他的軍官傳習所所長和秘書長。1926年馮玉祥委任他為國民聯軍援陝前敵副總指揮，他在陝西乾縣開辦軍官教導隊，聘請剛從蘇聯歸國的鄧小平為政治教官，對部隊進行民主革命教育。1927年，出任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總司令為于右任），推行國共合作，鄧小平即任他所辦的中山軍事學校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失敗之後，鄧寶珊無意跟隨蔣介石，遂離開了部隊，住於上海。
這時期他與周恩來結識，並一直與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有一定的聯繫。
九一八事變之後，經于右任的斡旋，蔣介石同意鄧寶珊復出政壇，鄧寶珊經邵力子邀請出任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並一度代理甘肅省主席，實際上主持甘肅的軍政事務。1935年，他擔任了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
西安事變之後，他贊成張學良、楊虎城的義舉，在楊虎城最困難的時候去西安，幫助楊虎城處理了若干善後事務。抗日戰爭期間，他先任二十一軍團軍團長，以後任晉陝綏邊區總司令。他與我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多次到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賀龍等人晤談，還讓他的女兒到延安學習。蔣介石發動內戰之後，他不願捲入內戰漩渦，遂回到家中「養病」。由於鄧寶珊和傅作義，還有東北的抗日英雄馬占山曾經結為拜把兄弟（馬是大哥，傅行第二，鄧行第三），此時還有著晉陝綏邊區總司令的名義，所以在傅作義出任華北「剿總」總司令之後，就請他擔任了副總司令。其實這是傅作義借重他的名義，讓鄧寶珊來幫他處理華北和西北關係中的一些問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為傅作義幫忙，所以並未要求他到北平就職。他不多的部隊仍舊駐在綏遠的包頭以南和陝北的榆林一帶，他本人有時住在蘭州，有時住在包頭。
當傅作義的和平談判處於停滯狀態時，積極主張和平的馬占山（馬占山當年的東北挺進軍已被蔣介石削得差不多了，現在都編入了傅作義的部下，大約有兩個師的力量，馬占山本人已不再擔任軍職。但是由於馬占山這時和中共地下黨有來往，又主張和平，蔣介石下令軍統特務將馬騙來南京或綁架來南京，都未能成功。所以，此時馬占山已經不敢住在自己家裡，而隱藏在著名國畫家陳半丁的家中）就勸傅作義請鄧寶珊出來與共產黨談判。因為在當時談判處於僵局的情況下，很多人都認為，只有鄧寶珊出馬才能有所突破。一方面，傅作義比較聽鄧寶珊的意見，鄧可以完全代表傅作義；另一方面，鄧寶珊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一直不錯，是當時傅作義身邊最能被中國共產黨方面所接受的人選。毛澤東在給林彪的電報中說過「我們希望傅氏能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任的代表」，這層意思也早由我方告訴了傅作義。從各方面看，鄧寶珊就是這樣一位「有地位的能負責任的代表」。
1948年12月28日，鄧寶珊從包頭飛抵北平，與傅作義做了幾夜長談，又與馬占山做了一番認真的研究。在這期間，北平地下黨的崔月犁在華北學院院長王捷三家中與鄧寶珊做了三次交談。鄧寶珊認為必須走和平之路，但是有人給傅作義建議搞「華北政務委員會」即聯合政府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為這就不是和平解放，而是搞國共聯合，這種方案共產黨不可能接受。有的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是受了美國某些言論的誤導。鄧寶珊力勸傅作義接受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方案，儘快解決北平問題。傅作義也對鄧說：「抗戰時期，你在榆林，曾和中共方面關係較好，聽說中共領導人希望你出面斡旋，那就請你走一趟吧！」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以我軍的巨大勝利而告結束，蔣介石最得力的大將之一杜聿明被俘。這一重大事件對全國特別是對被包圍在平津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震動很大。
1949年1月14日，是上次傅作義代表和我方會談時我方給傅作義規定做出答覆的最後一天。這一天，傅作義決心請鄧寶珊出馬和原來的談判代表周北峰一道出城，與我方進行第三次談判。這說明，傅作義不得不動真格了，是有了與我方簽訂和平協議的誠心了。
這天上午，周北峰給我平津前線司令部發來了急電：「鄧寶珊將軍和我今日前往，請速指定路線、地點和接頭辦法。」
很快，周北峰就得到了回電：「歡迎鄧寶珊將軍和你同來，仍在清河鎮接頭，我方派王科長迎接。」王科長指我平津前線司令部的王朝綱，從第一次雙方會談開始，他一直在擔任接待。
無論是傅作義還是鄧寶珊都不知道，他們決定進行第三次會談的這一天，正好是我天津前線部隊向天津發起總攻的一天。
當鄧寶珊和之前傅作義的代表周北峰一道帶著隨員，在我方接待代表、東北野戰軍司令部隊列科副科長王朝綱的陪同下來到通縣西邊2.5公里一個叫五里橋的小村子時，已經是下午4時左右，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都已經在等候他們了。由於戰事的發展，我平津前線司令部已經從薊縣孟家樓轉移到了距北平更近的通縣宋庄。所以，我方把談判地點也改在了通縣的五里橋，這裡距宋庄只有2.5公里。
短暫寒暄之後，聶榮臻就開門見山地明確告訴鄧寶珊和周北峰：
「上次談判中，規定1月14日是答覆的最後期限，現在只剩下幾個小時了，這次再談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談北平問題。」
對於這個消息，鄧寶珊和周北峰都頗感意外，但是鄧寶珊相當冷靜。作為一種談判技巧，他首先仍然將傅作義原來所堅持的要我軍讓出南苑機場和成立聯合政府等要求提了出來。
林彪的回答很乾脆：「現在沒有別的條件可談了，只有照上次談過的，按平津前線司令部的規定，命令北平守軍開到城外指定地點，接受人民解放軍的改編。別的什麼都不可能，只有這一條路。」
聶榮臻接著林彪的話說：「部隊開出城外接受改編，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毀壞是再好不過的辦法了。」
鄧寶珊不回答林彪所提出的正面問題，突然問道：「你們要打天津？」
林彪立即回答了他：「是，我們已經下達命令了。」林彪的這一回答更是出乎鄧寶珊的意外。
因為傅作義對他談過天津的守備，傅作義是相當自信的。何況傅作義和鄧寶珊都很明白天津能否守住對北平的和談是何等重要。傅作義曾經給天津的陳長捷做過這樣的指示：「你們打好仗，就好辦，要能打才能和。堅定守住，就有辦法。」所以，這時既然天津已經打響，天津能堅持多久，對於鄧寶珊這邊的談判也就至關重要。
鄧寶珊問道：「請問，你們用多長時間可以打下天津？」
林彪毫不猶豫地回答：「三天。」
鄧寶珊也算是久經沙場的老將了，對林彪如此乾脆的回答十分驚異。攻打天津這樣的大城市只要三天？他難以相信。他說：「恐怕30天你們也打不下來。」對於他的這句話，林彪未予回答。聶榮臻卻說了這樣的話：「30天打不下來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來就打一年，非打下來不可！」
久經沙場的鄧寶珊的確沒有想到，林彪對他的回答真的成了現實，三天以後，我軍真的打下了天津。準確一點來說，還沒有用到三天，而是29個小時。
由於鄧寶珊到五里橋之後遇到了新情況，有很多問題他還得與傅作義商議。所以當天下午談判的時間不長。羅榮桓說：「今天就談到這裡吧！鄧寶珊將軍可以在這裡休息，準備繼續談。」
鄧寶珊到達五里橋之後不久，他一邊同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談話，一邊就讓周北峰立即向傅作義發了一個電報，報告他到五里橋之後所得到的最新消息，和聶榮臻所說的「這次再談就不包括天津了」的重要立場。
第二天，雙方開始正式談判。當天晚上，聶榮臻就談判中的有關問題向中央軍委發出了如下電報：
傅派鄧寶珊、周北峰及上校秘書刁某昨抵此，今與之見面時，除本中央所示之態度與內容，指出傅一再拖延時間、玩弄花頭，應負全責外（詳細內容另告），並由於傅拖延太久，天津方面今已開始攻擊，故津市因戰爭所遭受的損害，應由傅作義完全負責。現傅對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對北平應照原改編方案，迅速提出具體實施步驟。在談話中，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