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8年夏天，為是否打長春，如何打長春，東北局的林彪、羅榮桓等領導人和中央曾有過一場討論。5月29日，東北局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對長春「久困長圍」方略。報告說：
根據敵之戰力、兵力、工事綜合來看，則我軍攻長春，即會付出最重大的傷亡，最後仍可能無法解決戰鬥。此種戰鬥絕非一個猛攻可能拿下，而須逐屋逐堡奪取，費時須長時在敵炮火飛機轟擊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隊每連只剩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無力繼續維持進攻；而敵仍能保持半個城市，使我無法啃下。那時在城內扼火力，拼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擊與退出，使部隊實力與士氣遭受重大的損傷。此種結果，對我甚為不利。……連日我們反覆考慮，並經東北局常委開會討論，又照顧各縱、師首長對攻長春所表示的信心並不甚高，因此我們建議改變硬攻長春的決心，改為對長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長圍。
毛澤東和朱德都不太同意上述意見，並對上述意見提了不少問題。
6月5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提出了對付長春可能採取的三種方案：一是進攻，但是無把握；二是以少數兵力圍困，主力南下北寧線，但是敵人可能突圍逃走；三是以部分主力實行長期的圍城打援。他們的主張當然是第三種方案。
當遼瀋戰役已經結束之後回頭再來看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等東北領導人的上述意見，的確顯得過於小心、過於謹慎。這種小心和謹慎是由於兩次四平之戰和5月間與長春守敵的一仗血的教訓給他們所帶來的（5月下旬，東野以兩個縱隊試攻長春，只攻佔了大房身機場和城外幾個據點，未能攻克長春的堅固工事，雖然消滅了5000多名敵人，自己也傷亡了2000多人）。他們是東北野戰軍的最高指揮，在已經吃了幾次虧之後，不打無把握之仗，不讓部隊受太大的損失，這種態度也完全可以理解。對於打大城市、打大型的攻堅戰的把握與信心，是在錦州戰役的實踐之後才完全樹立起來的。但是，如果把林彪和毛澤東當時來往電報一對比就可以看出，在對大局的觀察、判斷和把握上，毛澤東是要比林彪高出一頭。不過，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正是出於對東北局領導人的上述思想活動的考慮，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雖然不很同意他們的意見，但還是在6月7日的電報中「基本上同意」了他們的方案。於是，對長春進行「久困長圍」就成為由東北局提出、經中央軍委同意的決策。
決策既定，就得堅決實施。東北野戰軍為了便於指揮北滿的戰事，在1948年4月組建了前方第一指揮所（8月24日改稱為第一兵團），以蕭勁光為司令員，蕭華為政委，陳伯鈞為副司令員，唐天際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為參謀長。6月，東野總部決定由第一指揮所具體執行長春的圍城任務，第一指揮所對外就稱為東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圍城指揮所。圍城部隊原來是以一縱和六縱為主，6月份以後，東野總部將一縱和六縱的兩個師撤下來休整（後來一縱去了瀋陽地區，六縱去了北寧線打錦州），而以十二縱的三十四師和三十五師，六縱的十八師、獨立六師、七師、八師、九師、十師和一個炮團，總共約14萬人組成圍城部隊（遼瀋決戰開始後，圍城部隊完全由十一個獨立師和一個騎兵師擔任），在蕭勁光和蕭華的指揮下，按東野總部「要使長春成為一座死城」的命令，對長春進行了全方位的嚴密包圍封鎖。在由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共同發布的指示中，對於封鎖長春的具體部署是：
（一）劃長市周圍50里以內為封鎖區，在此區內除軍事所必須者外，應禁止人員車馬自由通行。必須通行者由各縣政府製造通行證用居留證發給人民（軍隊人員外出者由團部發通行證），以便憑證檢查。
（二）在宣布斷絕對長市商業關係、嚴禁糧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資料流入長春後（由總部出布告），凡以上項資料偷運過境企圖接濟敵軍者，即一律扣留，由指定機關（地方歸縣，軍隊歸團）予以沒收處理。但持有證明文件並其所運物資系流向我區者，則必須允許放行，不得借故留難。其有借端勒索及不按規定手續執行沒收者，必須從嚴追究。
（三）為反對長市敵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對長市內出來之人民必須予以阻攔，凡能堵回去者，務必堵其回去，使敵對城市人口不能大量與迅速地疏散，而達成其減少糧食之困難。但應告誡部隊對出城人民只宜採取勸阻的方法，不得施行毆打及開槍。
（四）為實行上述封鎖政策，應在各大小道口設立檢查站以便實行盤查和戒嚴。除軍隊擔任者外，必須組織人民的放哨戒嚴，使敵探、奸商和反革命分子無隙可乘。此項戒嚴和盤查細則由當地軍隊會同地方規定之。
（五）勸告封鎖區內前沿地帶的居民，將多餘糧食及暫不需用資料窖藏起來，不要被敵搶去。
東野總部的指示是十分明確而堅決的。在這樣的封鎖之下，長春敵人的日子當然只會是愈來愈難過，長春必然被我軍困為一座死城。
6月15日至20日，我圍城指揮所在吉林召開了師以上幹部會，全面部署和研究了圍城任務。
圍長春絕不是簡單消極地圍困，而是要把中央和東北局關於「長圍久困，展開政治攻勢和經濟鬥爭，使其彈盡糧絕、人心動搖時再攻」的基本方針認真落實，把軍事的圍困、經濟的封鎖和政治的瓦解三者結合起來。圍是為了日後的攻，為了更好地攻。所以，在東北局的領導之下，由圍城部隊和吉林省委共同組織的軍民聯合鬥爭委員會在圍城期間做了大量工作。這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圍困的同時開展了廣泛而強大的政治攻勢，提出了「反對國民黨軍搶糧抓丁，長春人民團結起來，配合解放軍解放長春」等口號，通過標語、傳單（圍城部隊先後散發了100多萬份傳單）、對敵喊話等方式灌輸到長春的人民心中。圍城指揮所蕭華政委在政治工作會議上還用了古代兵家的名言「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來教育大家，要用強大的政治攻勢來為軍事行動掃清道路。為此，圍城指揮部還統一組織了兩次攻心突擊周。
由於我軍不能入城，所以對敵喊話是當時開展對敵攻心的主要形式。我圍城部隊從開始時用一般的「歡迎你們投誠」之類的喊話，發展為有針對性的真正能起到攻心作用的喊話，如「八月中秋快到了，你們的父母妻子盼望你回家收割莊稼」，「長春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只有死路一條」。針對六十軍是雲南來的這個特點，圍城部隊特地組織原來從一八四師起義的雲南士兵用雲南話喊話，如「雲南老鄉們，我們都是被蔣介石欺騙來當炮灰的。我們都是勞動人民的子弟，不要為蔣介石賣命了，歡迎你們過來，帶武器有獎，願意回家的發路費」。這些喊話在當時曾經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僅對士兵喊話，在我軍的廣播中還反覆播送了鄭洞國遠在上海的夫人陳澤蓮寫給他的一封信：
桂庭（按：鄭洞國字桂庭）：幾個月來為了你的安危，使人時刻不能忘懷，寢食不安。桂庭，逐人衰弱與憔悴的不是歲月，而是憂愁。數月來我身體壞透了，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們被困在這孤城，到底要緊不？我得不著一點實際情形，真令我焦急萬分。今天看報上說，長春機場又失守，長春情況危急。我看中央不給你設法，你是無可奈何。你到底什麼病？現在好些嗎？你真太大意了。你不顧性命在干，這是為了哪個？我想到這一切傷心極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應該很平安，因為你向來對人很好，心更好，應當有好報。秋風起，更愁人也！
這樣的廣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難估量的。正如一個向我軍投誠的國民黨士兵所說：「講別的還能忍著，一提到『家』，這心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