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滿北寧線上打得熱火朝天之時，北滿的長春卻是一派死氣沉沉。
當我東北野戰軍在1948年3月間結束了冬季攻勢之後，東北大地上的大城市就只有三座還在國民黨軍隊手中，這就是瀋陽、長春和錦州。
在蔣介石和衛立煌的眼中，瀋陽是東北「剿總」所在地，是衛立煌用30萬大軍據守的中心，衛立煌自認為還可以守得住。錦州最接近關內，與華北基本上可以相互支援，南面還有出海口，有范漢傑率領15萬大軍防守，問題不大。最不放心的就是長春。道理很簡單，當四平失守之後，長春已經被卡死在哈爾濱和四平之間，南北鐵路都已不通，東北野戰軍的主力大多在北滿，如果林彪對長春發動進攻，長春必然是凶多吉少。
就算林彪不發動進攻，長春在四面包圍之下，過的也是「四面楚歌」的日子。對外聯繫全靠飛機，對於偌大一個長春，且不說幾十萬市民，就是供給10萬國民黨軍隊來說，也是無濟於事（長春機場在5月就被我軍攻佔，長春對外聯繫基本上被切斷，物資來源全靠空投）。所以，長春成為衛立煌的一個包袱。衛立煌曾經私下對人說過：「長春是個包袱，好比一個盲腸炎症，恨當初陳辭修（即陳誠）走了這步死棋。」國民黨內部有不少人主張乾脆放棄長春，把長春的軍隊調出來，加強錦州的防備。可是蔣介石不同意。蔣介石認為長春是東北的大城市，如果放棄，在國內國外的影響太壞。何況如果守住長春，可以吸引林彪的兵力，減輕瀋陽和錦州的壓力。說放棄容易，如果想要再收復就難了。所以蔣介石決定仍然要死守長春。既然決定要守，又派誰去守呢？
這時的長春駐有兩個軍，一個是滇軍系統的六十軍，軍長是曾澤生。一個是將新一軍一分為二之後新編成的新七軍，軍長是李鴻。城中還有一個官員，是吉林省籍的梁華盛。在衛立煌眼中，這三人都不具備這方面的才能，必須派一個得力的人去。在當時東北所有大員中，只能派鄭洞國。
鄭洞國乃是黃埔一期出身的蔣門嫡系，在多年的征戰中立過不少戰功，在當時也算是一員有名的將領，1946年3月被老同學杜聿明拉著來了東北，當了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在杜聿明有病時代理司令長官。1947年陳誠到東北後，他改任東北行轅副主任。1948年衛立煌來東北後，他又改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所以在東北的高級將領中，他算是一個「三朝元老」，再加上「天子門生」的身份，衛立煌認為他是可以坐鎮一方的。國民黨的東北「剿總」一共設了8個副總司令：鄭洞國、范漢傑、孫渡、馬占山、萬福麟、梁華盛、陳鐵、張作相。這8人中，只有鄭洞國、范漢傑、梁華盛、陳鐵4人是黃埔出身。4人中，陳鐵是衛立煌的老部下，在抗日戰爭中和衛立煌在山西與日寇作戰時，同八路軍建立了較好的關係，就被蔣介石打入另冊，撤去了一切職務。由於陳鐵是貴州遵義人，與何應欽是同鄉，所以抗戰勝利後，被何應欽拉出來到滇軍的第一集團軍做副總司令。一來因為他是貴州人，滇軍容易接受；二來何應欽想用他在必要時替代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孫渡。當蔣介石決定把滇軍調到東北打內戰時，他也就跟著到了東北。恰逢衛立煌又到了東北，念著他們之間的老關係，也就讓他做了東北「剿總」的副總司令。以他這種身份，蔣介石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讓他去獨當一面的（陳鐵在遼瀋戰役結束後，就與我黨建立了聯繫，以後在貴州起義）。還有一個梁華盛，是杜聿明帶來的，為人恃強凌弱，與各方都搞不好關係。
他在任吉林省主席時，和駐吉林的滇軍六十軍關係搞得很壞，軍長曾澤生與他勢同水火，梁華盛自己又沒有部隊，是個光桿副司令，在長春已經無法立足，只好跑到瀋陽去混日子。另外4人中，孫渡是滇軍，此時駐防熱河。還有3人，都是蔣介石為了在東北人民面前裝門面而任命的老東北軍的知名人士，其實是無兵無權無事可乾的掛名人物。所以，在8個副總司令中，真正能起作用的，只有鄭洞國和范漢傑兩人。范漢傑去了錦州，到長春去當然就只有鄭洞國最合適。
鄭洞國也看清楚了上述情況，所以雖然有很多朋友都勸他別去長春，但他明白，真要他去長春他是不能不去的。這樣，在他向蔣介石請辭無效，向衛立煌請假又走不了的情況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無可奈何」在1948年3月接受東北「剿總」副司令兼任第一兵團司令和吉林省主席的任命，到了長春。
鄭洞國到長春之後，抓了16個字：「加強工事，控制機場，鞏固內部，搜購糧食。」兩個月之後，長春的大房身機場失守，長春遂被人稱為「陸上孤島」，16字方針就只剩下了12個字。如果說得更簡單一點，就是兩個字：困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