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期，是我黨在東北最困難的時期。
由於日本在東北長期的殘酷統治，我黨原來在東北的組織基本上都被破壞，現在必須從頭開始，而在短期之內是不可能速成的。沒有黨組織，沒有自己的政權，也就很難有真正的群眾基礎，而我們又在短期內以最迅速的速度開進了10萬部隊，這就使進入東北的部隊失去了依託，正如黃克誠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所說：「現在處於無黨、無群眾、無政權、無糧、無經費、無醫藥、無衣服鞋襪之困難情況，部隊士氣受極大影響。」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和9月曾克林在延安向政治局的彙報有很大關係。多年來，我黨中央對東北的具體情況了解不多，對日寇投降、蘇軍進入東北後東北各方面的具體情況更可以說是一無所知。曾克林是當時第一個從東北來的我黨幹部，他的彙報當然會對中央的決策產生很大影響。由於蘇軍剛到東北的具體歷史背景，由於曾克林是第一個從解放區進入瀋陽的我黨幹部（他是和蘇軍一道直接從山海關坐火車去的瀋陽，對基層情況根本未能見到），是東北人民在經受了14年的殖民統治後見到的第一個從內地去的軍官，又有蘇軍的支持，所以，他受到了瀋陽群眾的熱烈歡迎，所帶去的不多的部隊迅速擴編（他只帶了四個連的軍隊進瀋陽，一個星期就擴為4000人，還收編了1萬多人的保安隊），他順利地當上了瀋陽衛戍司令，很方便地接收了武器物資。在這種極度興奮之中，曾克林又與蘇軍代表一道坐飛機直飛延安，馬上在政治局會議上彙報情況，可以說是興奮加興奮。在這種特殊的背景與氛圍之中，曾克林在向中央彙報時，就把他所見到的好事說得多了點，說得過了頭，諸如處處都堆積著物資、武器，不買票就可以坐火車自由進入東北，擴軍十分容易，去人就可以當衛戍司令、當市長。他完全沒有說假話，但也的確是在以點代面。由於我黨本來早就打算儘快控制東北，既然現在出現了權力真空，人民又是如此歡迎，武器和物資又是如此充足，當然應當抓緊時機，全速開進。所以中央做出了讓十萬大軍輕裝前進，儘快佔領東北的決定。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蘇軍即將撤走（原定是進入東北3個月之後，即1945年年底撤完，後來應國民黨政府的要求，兩次延期，最後在1946年4月才完全撤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公布，國民黨政府將接收東北，國民黨軍隊即將大量開進，我軍在山海關一線未能阻止國民黨軍的進攻，我方人員又一下子從各大城市撤出。這種種消息在東北城鄉傳開之後，社會上出現了很多混亂現象，如我們新收編或擴軍的隊伍紛紛嘩變或解散，國民黨地下人員夥同偽滿人員四處活動，各種國民黨招牌旗號的隊伍、單位、機構四處出現，不法分子趁機搶劫，一些漢奸特務殺害我基層幹部，甚至連李兆麟將軍也在哈爾濱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陳雲、高崗等都曾多次遇險。在農村和中小城鎮，土匪武裝不斷增多，橫行鄉野，甚至攻入佳木斯槍殺了中共的副市長。
此時林彪與黃克誠都在錦州以東的農村中，防備杜聿明東進。杜聿明並無大的動作，可是東北的嚴寒給沒有冬衣的部隊帶來了難以抵禦的困難。他們將部隊的實際情況向東北局和中央做了報告，認為必須把部隊放到鄉下去發動群眾、建立政權、肅清土匪、整訓補充，目前不能與敵人主力作戰。東北局的彭真、羅榮桓原來曾準備奪回瀋陽和長春，後來也放棄了這種想法。北滿的陳雲也認為目前不存在奪取大城市的可能性，必須把主要力量放在根據地建設上。
中共中央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由還在病休中的毛澤東在12月28日起草了給東北局的指示，這就是著名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這種根據地必須艱苦奮鬥。在國民黨已佔或將佔東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的情況下，這種根據地應建立在「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而在靠近國民黨佔領區的游擊區內，「應當做充分的工作，在軍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線，決不可輕易放棄」。指示強調，適應東北的實際情況，必須在工作上有一個大的轉變，「必須人人下決心，從事最艱苦的工作，迅速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將正規軍的相當一部分，分散到各軍分區去，從事發動群眾，消滅土匪，建立政權，組織游擊隊、民兵和自衛軍，以便穩固地方，配合野戰軍，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我東北地區的工作全面轉入了建立和鞏固根據地的鬥爭。
這仍然是一場鬥爭，不亞於作戰的艱苦，也不亞於作戰的重要。正是通過這一場鬥爭，使我黨在東北轉危為安，站穩了腳跟，而且很快走上了勝利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