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關至錦州一線的丟失，表明在當前條件下讓我軍與敵人大打是不適宜的，東北局對下一步的戰略必須認真考慮。而東北局考慮得更多的，還是蘇聯紅軍的態度。
彭真、陳雲等東北局的負責同志初到瀋陽時，立即前往駐瀋陽蘇軍的指揮部拜會。當時蘇方的態度還比較友好，所以我軍就在瀋陽前張作霖的「大帥府」建立了東北局的辦事機構，開展工作。最先進入東北的李運昌部也在瀋陽住了下來，幫助這時只有領導幹部卻無工作人員的東北局做些工作。
可是不到半個月，蘇方見我們在東北迅速發展力量、擴充軍隊，這與他們原來早已確定的要把東北交給國民黨政府的既定方針是衝突的，於是態度就有了變化，要我軍撤出瀋陽。我們做了讓步，讓李運昌部在10月6日撤出了瀋陽，東北局機關才留了下來。三天之後，即10月9日，國民黨政府派來的接收先遣人員到達瀋陽。10月12日，國民黨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外交特派員蔣經國等人也到了瀋陽。當時，蘇方對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的計畫做了軟抵制，應當說還是幫了我們忙的。
可是，當我們和國民黨軍隊在山海關一線開戰以後，蘇方的態度來了一個大轉變。11月10日，蘇方通知東北局：蘇軍將於11月20日撤軍，決定在撤出前五天讓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各大城市空降，由國民黨政府對各大城市進行接收。我方與蘇方進行了耐心交涉，不僅交涉無效，蘇方還強行解散我們正在召開的東北人民代表會議。
這種變化不是出於駐東北的蘇軍，而是出於莫斯科的最高決策。蘇聯政府為了承諾過去與美、英政府所簽訂的《雅爾塔協議》，為了不得罪美、英政府，也為了維護國民黨政府所許諾給蘇聯的在華利益，不願意國共雙方在東北開戰，希望能把東北順利地交由國民黨政府接收。前一段時期，國共雙方在東北還沒有多少衝突，蘇方對我們就比較客氣。
當山海關打起來之後，特別是國民黨政府的東北行營於11月17日撤出了長春（熊式輝的東北行營剛到東北時未駐瀋陽，而駐在長春），先是遷往山海關，以後至錦州，多數人則在北平待命（這也是國民黨政府對東北的第一次「接收」的結束，但實際上是為了給蘇聯增加壓力而打的外交牌）。蘇方不願為此事引起美、英的干涉，態度就更加強硬起來，決定不惜採用武力手段將中共在瀋陽和長春的所有人員儘快驅逐。
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進行了認真研究。由於當時毛澤東生病，由劉少奇代表中央在電報中明確了對東北工作的新方針：「速從城市及鐵路沿線退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
從此，根據中央「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方針，東北局必須對全面工作進行新的部署：將東北局撤出瀋陽，幾位負責人中，彭真、羅榮桓、林楓帶東北局機關去本溪；高崗、張聞天去北滿，同已在北滿分局的陳雲一道工作；李富春、呂正操去撫順主持東北局西滿分局工作；陶鑄、蕭華到法庫主持遼寧省委和遼寧省軍區的工作。
1945年11月25日，我東北局撤出瀋陽。然後，我吉林省工委的周保中等人撤出長春，在農村中堅持開展工作；陳雲領導的東北局北滿分局撤出哈爾濱，在賓縣建立根據地。此外，在佳木斯、牡丹江、齊齊哈爾等城市中的人員都退了出來。我黨在東北的負責人只有李兆麟一人以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的名義留在哈爾濱。由於他過去在抗日戰爭中的崇高威望，暫時還可以在城市中活動。
蘇軍對我軍不友好的最典型事件，也是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最令人痛心的嚴重事件之一，就是盧冬生的遇害。雖然這是蘇軍中個別人所為，但是不能不記。盧冬生，湖南湘潭人，1925年參加北伐軍唐生智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同年入黨。1928年隨周逸群、賀龍從上海到湘鄂西開闢革命根據地，從工農紅軍的連長一直升任師長。紅軍二、六軍團長征時，他所率領的紅二軍團第四師是全軍前衛。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先被任命為八路軍一二零師三五八旅旅長，以後到蘇聯治病並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特別班學習。1942年到遠東的國際八十八旅工作，1945年隨蘇聯紅軍一道打進東北，擔任了松江軍區司令員。1945年12月14日，他在哈爾濱街頭制止蘇軍士兵違法行為時，竟遭槍擊，遇害時年僅37歲。
在蘇軍的支持下，國民黨政府立即對東北進行了全面接收。就在12月中，熊式輝又率東北行營回到長春，並從北平空運第二保安總隊到長春；他任命的遼寧省主席徐箴在錦州成立了省政府；長春市長趙君邁接收了長春市政；瀋陽市長董文琦接收了瀋陽市政；國民黨的中央銀行在各大城市設立分行，發行了東北九省流通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