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當那些在特定情境中你熟悉了的名字偶然從另外的情境中出現時，你曾被激動的心會莫名地一動。你會不停地追蹤下去，看一看那個被稱為命運的東西究竟是怎樣誘惑著、牽引著、戲弄著一個個生命，看一看你頭腦中已經形成的東西是怎麼升華或毀滅。如果說大凡人或事都有一個結局，那麼當你閱歷滄桑，你就不會只以簡單的正劇、喜劇或悲劇來區劃。有時，涌動於你心中的萬千種滋味甚至無法形成語言。
余程萬在常德會戰結束的幾天之後被軍法執行總監部以臨陣脫逃罪逮捕，解往重慶，直接原因是增援常德的方先覺第10軍預10師30團團長李長和被九戰區軍法執行分監部逮捕後的申訴。
預10師在趙家橋一帶同日軍苦戰，力不能支，30團團長李長和丟失部隊，只帶4名衛士，化裝成百姓潛逃出戰場。該團步兵指揮官身負重傷，滾到一個干水溝里昏迷兩日，奇蹟般地沒有死去，12月3日被軍的偵察分隊發現後救起。他憤而向軍部報告了團長逃跑的事。當時蔣介石正為常德作戰折了第三員大將孫明瑾而氣惱萬分，得到報告之後當即電示，不論多麼艱難也要將李長和緝拿歸案。
軍法部門撒下天羅地網正要行動，不料李長和卻領著那幾個士兵回到第10軍收容地點。被捕後他極力申辯，稱那時部隊已無法控制，自己是無奈而突圍，回來報告情況，沒有變節行為。常德失守之後數日，李的一位軍校同窗將余程萬突圍事向他通風，李在申辯中咬定自己的事情性質與余程萬相同。
第10軍也是蔣介石嫡系主力，平日與74軍明爭暗鬥，這時自然也不想讓74軍獨得光榮而自己蒙恥，便將李的申訴上呈重慶。
軍法執行總監部得到第10軍報告後，也認為余程萬不能堅持到底，使守城作戰的光榮毀於一旦，軍方對輿論不好交代，故報告蔣介石建議殺余程萬以正軍法。
偏偏又正趕上日軍大肆宣傳攻克常德的所謂「勝利」。美國總統辦公室來電詢問常德是否已經失守。汪偽的報紙在刊登天皇對攻佔常德部隊敕語的一側，刊登著一幅中國士兵在戰場廢墟中舉手投降的照片。
蔣介石氣不打一處來，指示按臨陣脫逃罪處決余程萬。
余程萬被捕後，承認一切罪名，毫不申辯，並寫了數千字的服罪書，給遠在昆明的妻子鄺瑗、軍長王耀武和老校長蔣介石等人分別寫信訣別。
他在獄中靜待司法程序結束，走上刑場一了百了。
但在此同時，虎賁守城的英勇事迹隨著各報記者和74軍政工人員對57師突圍官兵的了解，一點點披露出來。人們漸漸知道，余程萬指揮的是一場怎樣的戰鬥，以及為什麼有了最後的突圍。
先是大報記者，接著是常德地方官員和各界人士，聯名上書蔣介石，曆數余程萬率師守城的英勇事迹。要求赦其罪，表其功。
74軍政治部向軍委會呈上一份詳細記載守城戰績和確定突圍時情況的報告。
蔣介石在閱讀這幾份文件時，竟幾次熱淚盈眶。
他批示撤銷對余程萬的審判，恢複軍銜和職務。當天，他讓與余關係密切的余的1期同學、任蔣介石侍衛長的俞濟時去監獄將余程萬接出來。
第二天，蔣介石設家宴招待余程萬。席間，蔣對余說：「父母有時也會錯打孩子，請石堅兄原諒校長的偏聽之誤。」
余程萬涕淚交流，再三表示在有生之年為領袖和黨國奮鬥不息，萬死不辭。
余程萬奉命重組虎賁，可憐戰前8千熱血男兒，常德一役，半月堅守，所剩的只有265人。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整軍，余程萬任整編74師副師長，虎賁57師則改為該師57旅，以下仍轄169、170、171三個團。
中華民族的命運在抗日戰爭勝利不久後發生了歷史性的巨大轉折，代表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力量與腐朽沒落的政治制度開始進行殊死的較量。令人痛心的是，許多在抗日戰爭中為民族建立功勛的部隊和將領成為那個腐朽王朝的殉葬品，被歷史無情地甩出軌道。
1947年5月孟良崮戰役，虎賁與張靈甫74師一同覆滅於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之中，但余程萬卻幸運地在該戰之前調任粵東師管區司令，半年後又任駐雲南的26軍軍長兼滇東剿匪指揮官。解放大軍橫掃大西南，盧漢起義，余程萬一度與第8軍長李彌同飛台灣。關於大陸解放後余程萬的情況筆者沒有找到確鑿史料。周詢著《抗日時期常德會戰》書載：余程萬於1984年病逝於香港。
在記述孟良崮戰役的資料中，我們看到了幾個在常德保衛戰中熟悉的名字。
攻佔孟良崮主峰後，解放軍第4縱隊司令員陶勇、11師師長譚知耕、師政治部主任陳茂輝在山腰看部隊清理戰場，這時俘虜隊伍中一個肩纏繃帶的中年人一瘸一跛地走到他們身邊問：「你們是軍官嗎？」不等陶勇等人回答，那人接著說：「我是57旅少將旅長陳噓雲，請你們派人把我抬走。」
陳噓雲，常德保衛戰中任57師代理副師長。
51旅副旅長皮宦猷被俘後在士兵堆里待了兩天，後被士兵指出身份，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他說：「74師曾被蔣介石先生譽為『建軍模範』，這次卻全軍覆沒，這叫生鐵撞上金剛鑽……」這番話被刊於1947年5月31日的《大眾日報》。
皮宦猷，常德保衛戰中任57師代參謀長。
常德作戰時的170團副團長馮繼異在孟良崮時任170團團長，負傷被俘。
57旅副旅長杜鼎即原171團團長，他因事於戰前去了南京，沒有參加孟良崮戰役。戰後，他成為這支部隊唯一的倖存者。大陸解放時，他將「虎賁」的代號帶往台灣。在1952年整編中，駐桃園339師和207師一部編成168師，「虎賁」落在這支部隊頭上，虎賁部隊的光榮歷史也落在這支部隊頭上。
1959年11月，蔣介石將軍隊編為12個重裝步兵師和6個輕裝步兵師。
重裝師也稱「前瞻師」，是隨時準備打仗的部隊，168師即其中之一。
1961年，該師被列入「精武計畫」師，頻繁進行訓練演習，作為台灣的精銳部隊進行了一系列重點的訓練和裝備。這個師的拿手項目是「坑道攻堅」。一次，蔣介石在觀看該師演習時十分激動，連聲說；「虎賁，這還是那支英勇的虎賁喲！」
這支部隊軍事素質在台灣步兵中屬較強的，但政治素質卻被軍事當局認為很差，1970年政治考核中排名全軍中等以下。1960年第二次調防金門過程中，有7名士兵逃亡。在大陸「海峽之聲」的宣傳下，該師203團勤務連上士臧仕德和204團5連上士副排長詹振金於1960年8月和1965年6月分別從金門、馬祖隻身游泳過海，向解放軍投誠。
一支部隊也像一個人一樣，有自己的歷史，輝煌與失落、恥辱與光榮。筆者所採訪到的每一名抗戰老兵都清楚記得自己的部隊番號和各級主要長官的姓名。部隊是軍人生命的依託，但是部隊的歷史顯得更加脆弱，它比歷史中的個人更加不被看重，更加易逝。
它只對於那個部隊的成員有著形同生命、刻骨銘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