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欣喜和疲勞，周恩來、博古和林伯渠三位中國共產黨的談判代表來不及休息，就從廬山來到了上海。
和蔣介石的國共合作談判取得了進展，這是共產黨的願望，也是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一致要求。大敵當前，每一個中國人都肩負著民族復興的責任。
舟車勞頓，十里洋場的大上海使周恩來感到十分親切。這裡，留下了他的足跡與理想。第一次到上海，是1920年的歲末。22歲的周恩來從黃浦江乘坐法國郵船去馬賽求學，當外灘的華麗建築和建築物頂上飄揚的星條旗、米字旗和太陽旗在他的眼帘中消失時，他對同去法國的同學說，我的理想是改變中國的社會。7年後周恩來實踐了他的誓言。作為中國共產黨上海區委的軍委書記，他來領導武裝起義。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大樓是他的指揮部。身穿灰布棉袍，頭戴鴨舌帽，一條深灰色圍巾圍在脖子上，黑褲子黑皮鞋，一副地下工作者模樣的周恩來，指揮用毛瑟槍的300名阻擊手和5000名武裝工人，最後佔領了除租界外的所有地方。可僅僅過了20天，蔣介石的部隊在上海對搜捕到的共產黨人實行了血腥鎮壓。被懸賞8萬元捉拿的周恩來刮掉眉毛、蓄長鬍子，巧妙地乘上火車到了武漢。1931年初，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中央會議。面對黨內的分裂，周恩來心情憂鬱。會後，他喬裝打扮成一位「天主教傳教士」到了江西，和毛澤東並肩創建根據地。
這一次來上海，周恩來負有特殊的使命。蔣介石派出他的私人飛機把共產黨的談判代表從延安接到廬山，為的是討論中華民族共同關心的問題。與共產黨對立的蔣介石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槍炮面前，終於改變了他的剿共政策，他承認了共產黨、紅軍和陝北根據地。
周恩來起草了充滿民族正義的統一戰線宣言，他和博古、林伯渠從廬山來上海，就是要向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和上海各界的代表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立場，動員民眾為抗日救亡努力奮鬥。上海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上海的行動直接影響全國乃至世界。
周恩來一行住在貴州路的中國飯店，這裡是南京路與北京路之間的繁華地段，燈紅酒綠，車水馬龍。當晚，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負責人劉曉和潘漢年一起向周恩來等同志彙報上海的抗日形勢，聽取中央對上海地下組織的指示。
劉曉熟悉上海。他1926年考入上海國立政治大學，同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1930年在中共江南（江蘇）省委工作，1931年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32年到蘇區工作，1934年參加長征。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介紹他是紅軍政治部的負責人，「在紅軍中遇到的思想一本正經、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
劉曉剛來上海。他在延安參加了白區黨代表會議後，奉中央派遣，負責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重建工作。
他的化名叫「林庚漢」，周恩來也曾用過這個化名。
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自1935年遭受國民黨的嚴重破壞，加上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黨員數量很少，而且處於分散狀態。但是，只要有星火，就會燃起燎原的烈焰。
和劉曉一樣，從共產國際蘇聯回到上海的潘漢年也是十里洋場的老碼頭了，他19歲那年從太湖邊的宜興來上海求職，先在中華書局編譯所當助理編輯，不久就參加了郭沫若、成仿吾和郁達夫等人創辦的「創造社」，接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語絲》上不斷發表進步的文學作品。後來他應郭沫若的邀請，投筆從戎，在國民革命軍主辦的《革命軍日報》當總編輯兼北伐軍政治部的宣傳科長。直到南昌起義失敗，潘漢年又秘密回到上海。精幹和聰慧的潘漢年被分配到江蘇省委工作。省委書記李富春讚賞潘漢年的文采和工作能力，於是把黨中央批准在上海成立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的任務交給潘漢年。「這事我幹不了，當書記，當領導我不行，我只能當編輯。」潘漢年連連搖手。
「這是組織的決定。」李富春說。
潘漢年這才點了點頭：「我服從，我一定好好乾！」
西裝革履的潘漢年一改長衫布鞋的老面目，他英俊瀟洒的風度被人們尊稱為「小開」。
中國共產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潘漢年和魯迅、馮雪峰、夏衍、蔣光慈等著名作家交上了朋友。在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大會上，潘漢年代表黨中央講話。接著，潘漢年又組織了社會科學家聯盟，還發展了戲劇和電影工作者，使中國共產黨在宣傳文化戰線組織了一支堅強有力的革命隊伍。後來他深入龍潭虎穴，與敵人鬥智斗勇，1933年調到中央蘇區瑞金，擔任了蘇區中央局的宣傳部長。長徵到遵義時，被派往莫斯科任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
潘漢年是1936年7月再回到上海的，他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到南京和國民政府商談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上海、南京、延安、西安，他往返奔波，談判彙報。他受周恩來之託，與陳立夫等談第二次國共合作。與宋子文、宋美齡陳述抗日主張。為了建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潘漢年任勞任怨。1931年因為叛徒出賣，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暴露，調入中央特科的潘漢年喬裝打扮，掩護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安全轉移，那年他25歲。秘密工作的潘漢年表現極出色，施展他的外交手段，在中國共產黨的對外聯絡與談判中穩操勝券。在莫斯科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潘漢年與國民政府駐蘇武官鄧文儀開始了秘密會議。這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先頭偵察，雙方都小心翼翼。每個人的背後是一個政黨，兩個政黨都屬於一個民族。
從1935年初到1937年夏，從莫斯科到香港、上海、南京、西安、杭州，為了國共兩黨的合作抗日，潘漢年東奔西走，殫精竭慮。此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帶著勝利的笑容從廬山來到上海，國共兩黨的關係開始升溫了。
周恩來對劉曉和潘漢年說：「要充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要以文化界為基礎，搞好上層進步人士的統戰工作。要充分利用上層的合作關係，廣泛地聯繫群眾，建立群眾組織，擴大我黨政策的影響。開展既是合法的，又是群眾性的抗日運動。」
針對上海的複雜形勢，周恩來著重指出放手搞群眾工作不能離開隱蔽的原則，要注意保存和積蓄革命力量，要注意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結合起來，既要反對關門主義，也要反對冒險主義。
這番指示，是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的經驗之談，它是用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的。第二天，八仙橋黃金大戲院的一個辦公室里，劉曉陪同周恩來會見了上海各界救國會和上海文化界夏衍等知名人士。劍眉飛揚的周恩來熱烈地和每一個人握手，聽著吳儂軟語的上海口音，他感到分外親切。
救國會的領袖和文化界的名流中有些人見過周恩來，共產黨領導人團結抗日的號召，每一句都激動著心房。在風雲激蕩的存亡時刻，《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像一道照亮天地的閃電！
還在廬山的時候，周恩來早已心飛上海，他要去拜見一個人，一個和中國共產黨息息相關的偉大女性——宋慶齡。雖然，延安和上海相隔千里萬里，但她和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自從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陪同共產國際的使者來到上海莫利哀路29號拜會了逆境中的孫中山，宋慶齡就隨同孫中山走上了聯俄聯共的革命道路，共產黨成為她真正的朋友和理想的追求。
1924年是宋慶齡和中國共產黨同舟共濟的開始。這年1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第一次攜手合作。共產黨人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林祖涵等人選舉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為大會選舉做具體工作的宋慶齡為此興奮和辛勞。
「一·二八」抗戰的槍聲在上海打響了，宋慶齡和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站在同一條戰壕中支持19路軍的英勇抗戰。不久，她參加了共產黨在八仙橋青年會召集的「國民禦侮自救會」籌備大會，作為會長的宋慶齡發表了長篇演說，愛國的熱情，化作了激動的聲浪和掌聲。
北上抗日的紅軍隊伍一直使宋慶齡牽掛在心頭。終於，1935年的一個秋夜，文靜端莊的宋慶齡為紅軍勝利到達陝北欣喜地乾杯。她是從電台中得知這個消息的。
在抗日浪潮的衝擊下，蔣介石也想打通與共產黨的聯繫。於是宋子文找到了姐姐宋慶齡為牽線人，宋慶齡親筆寫信給毛澤東、周恩來，派出「王牧師」千里送信。「此行關係國家利益，一路上務必小心！」宋慶齡叮囑他。
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讀到了宋慶齡的信並寫了熱情洋溢的回信交「王牧師」帶回，並饋贈鑄有斧頭鐮刀圖案的蘇區銀幣三枚和布幣一套。這珍貴的禮物，搭起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為抗日救亡修築的橋樑。
不久，延安來人拜見宋慶齡。馮雪峰奉中共中央命令回到上海恢複地下工作。中央囑咐他到上海後先找宋慶齡等了解情況。宋慶齡會見馮雪峰。從此，一位名叫李雲的21歲的姑娘作為交通員傳遞著中共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