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巧蓮——時為山西盂縣西煙鎮夾掌村村民
劉面換——時為山西盂縣西潘鄉羊泉村村民
黃有良——時為海南陵水縣田仔鄉架馬村村民
文字表達的深刻性優於影像，但並不都是如此。
不管是侯巧蓮的字字泣血還是劉面換平靜的回憶，甚至是黃有良那些令人難懂的黎族方言，這些平凡影像背後的真實如利刃一般犀利，戳得人疼到骨子裡。
我沒有直接跟這些受害的女性交流過。直到今天，我仍覺得這是我最大的遺憾，就像是欠了她們一筆債。
在創作的始終，眼前總會出現一張張臉。我不敢過多地去注視這些面孔，尤其是她們的眼神。我始終難以解讀出這些眼神中透露出的含義，即便是在完成了本集節目之後。
另一面我也在想：如果我真的跟她們面對面地接觸過，我是否還有勇氣面對這些女性背後的曾經發生的事實。她們是最普通的中國婦女，也是最普通的中國人，戰爭沒有給她們帶來背井離鄉的災難，卻在她們心靈和肉體上刻上了一道傷疤。
在中國人的心裡，對於戰爭遺留的問題，有幾件事是永遠不能釋懷的，比如南京大屠殺，比如細菌實驗，比如「慰安婦」。
但不能釋懷跟不能遺忘是兩回事。在影視劇里，「慰安」一詞已經可以以調侃的方式博取笑料，這又算得什麼？
如果「不能遺忘」是這樣一種表現形式，那徹底的遺忘反而是最好的關懷吧？
什麼才是悲劇呢？
日本《廣辭苑》對「慰安婦」一詞的解釋為「隨軍到戰地部隊，安慰過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學者給「慰安婦」一詞作的定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是日本軍隊專屬的性奴隸。
這些遭遇屈辱的中國女性根本不是《廣辭苑》中定義的「慰安婦」，她們完全是日軍性暴力的受害者！這不僅僅是對概念上的解讀，同樣是對這些受害者本身的理解和同情。只是可惜，這個解讀時隔多年才被重新定義。
劉面換曾經說她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在一般的處理中，這似乎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可她的內心卻無人能夠體會。她能接受採訪，能夠再次回憶起那些慘痛的經歷，需要多麼大的勇氣！？
同樣的道理，在涉及中國人千年不變的倫理道德上，她們能夠站出來又需要面對怎樣的心理糾葛？
我難以體會劉面換的心理，但我相信她的「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只是她堅強一面的表達，而不是全部。她一生都在面對一種眼神，這眼神是可以殺人的。所以她才有「其實我不如人」的感嘆，所以她才要一直對日訴訟討要說法。
中國女性身上有種與生俱來的堅韌，這堅韌延續了千年，她們在危難困苦之際表現出來的生命力頑強而又充滿希望。假如真的有日本政府對性暴力問題低頭認罪、道歉賠償的那一天，像劉面換一樣的眾多受害女性是不是仍然能夠繼續堅強地活下去？
受害者侯巧蓮的墓地已經難以辨認，像她一樣，這些受害者生前沒有歷史，死後沒有墓碑。
我眼前總會出現一張張臉，後來那些面孔不見了。
編導 張冬
1999年5月，山西盂縣西煙鎮夾掌村71歲的侯巧蓮去世了，每一個了解她經歷的人都深深嘆氣，默默流淚。人們記得她生前不止一次說過的話：「我的一生，只有14年。」
侯巧蓮生前說：「想起以前的那些事兒吧，我實在是痛苦，我當時還是一個14歲的娃娃，我不能受那罪啊。」
2005年3月18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中國慰安婦侯巧蓮、郭喜翠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的訴訟請求。訴訟是兩人於1996年2月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的。2001年5月，東京地方法院認定她們遭到性虐待的事實，但作出了駁回她們訴訟請求的判決。2002年3月，郭喜翠和侯巧蓮的子女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當天，東京高等法院門口，中日正義人士打出寫有「不當判決」和「恢複尊嚴」等字樣的聲援橫幅。侯巧蓮的老鄉郭喜翠坐在輪椅上，手裡捧著侯巧蓮的遺像，一臉悲戚。
遺像上，侯巧蓮皺紋密布的臉上寫滿滄桑。
這個女人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她，她們，抗戰時中國的性暴力受害者，經歷了怎樣的屈辱，造成長達一生的磨難？
1942年4月的一個清晨，山西盂縣進圭村日軍據點的鬼子外出「掃蕩」。這個據點，當地村民們習慣叫它炮樓。炮樓里的日軍不多，只有日軍獨立混成旅第四旅十四大隊一中隊不多的幾個人駐守，其他的多是偽軍「清鄉隊」隊員，村民們叫他們「黑腿」。
距離進圭村不遠的羊泉村一座普通民宅里，15歲的劉面換一家正準備吃早飯。花季少女劉面換，此時已出落成方圓十里數一數二的俊俏姑娘。
外面傳來一陣喧鬧聲，鬼子來了。
劉面換回憶：「記得那天是陰曆三月二十幾號，我們都已經脫了棉衣。鬼子包圍了羊泉村。」她說，鬼子進村「掃蕩」已經不是頭一次了，家裡人並不是特別意外。過了一陣，外面稍微安靜了一些。突然，兩個「黑腿」踹開了她家大門。
「他們進了家，叫我出去開會。誰敢跟他們出去開會嘛！我就不出去，他們就打我，一邊打一邊往外拖。」
「黑腿」不理會劉面換家人的苦苦哀求，把她拖出大門。劉面換看到，門外，幾個日本士兵押著同村的兩個姐妹，一邊高聲叫罵，一邊踢打她們。劉面換突然意識到將要發生什麼，嚇壞了，反抗起來。
「那我就不走嘛，他們就拿那皮帶打我臉，又打又拉。拉了一段，我又不走，他們又打，我也不走。他們就拿繩子把我捆著了，要我走，我還是不走，你打就打吧。」劉面換回憶，「我躺地下，他們又把我抓起來，拿鐵鍬打我，把我的肩骨都打斷了，直到現在也疼得不行，天氣一變尤其疼。」
劉面換是家裡的獨女，她原本有幾個哥哥姐姐，但都夭折了，父母按照當地的風俗，給她做了個面人替身，埋在地下，意思是告訴鬼神，孩子已經不在世了，並給她取名為「面換」。年幼的劉面換躲過了傳說中的索命鬼，活了下來，長大後卻沒能躲過現實中的鬼子。
在羊泉村這個不足300人的小村子裡，包括劉面換在內的3個姑娘被抓進了炮樓。
這一年，離羊泉村不遠的夾掌村裡，一個叫侯巧蓮的女孩也被抓進了炮樓。已經無人知道侯巧蓮被抓走的確切日期了，只是有一點可以確認，侯巧蓮生於1928年，被抓走時還不滿14歲。
1942年4月，海南陵水縣田仔鄉架馬村黎族少女黃有良和村裡的其他4個姐妹被抓進了鬼子的慰安所，成了慰安婦。被抓走時，黃有良徒勞地抗拒著，她只有15歲。此前她從來沒有聽說過「慰安婦」這個詞，後來她才體會到，這個詞有多麼沉重。
按照中國慰安婦問題專家蘇智良所下的定義，「『慰安婦』是指因日本政府或軍隊之命令，被強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慰安婦制度是二戰時期日本政府強迫各國婦女充當日軍士兵的性奴隸，並有計畫地為日軍配備性奴隸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違反人道主義、違反兩性倫理、違反戰爭常規的制度化了的、無可辯駁的政府犯罪行為。慰安婦的歷史也是世界婦女史上空前的、最為慘痛的被奴役記錄。」
慰安婦制度始於1932年初的淞滬事變。當時在滬日軍達4萬人，發生了多起強姦戰地婦女的事件，引起中國和各國輿論的嚴厲譴責。為了防止發生更大規模的強姦事件，防止官兵中性病的蔓延，並由此影響日軍的軍紀及戰鬥力，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決定設立一些為日軍官兵提供性服務的場所。來自日本長崎的一批妓女被送到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將她們送到前線陣地，在吳淞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慰安所。戰後，岡村寧次承認：「我是無恥至極的慰安婦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日軍在中國最早設立的慰安所是上海「楊家宅娛樂所」。1938年1月2日，第一批慰安婦共104人乘船到達上海吳淞碼頭，其中包括多為妓女的24名日本婦女、80名被誘騙而來的朝鮮婦女，開了日軍強征、擄掠良家婦女為性工具的先河。
此後，慰安所在中國各處大量出現。
1938年6月，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向所屬的幾十萬部隊發出了設置慰安所的指示。
1941年7月，關東軍制訂了徵集2萬名朝鮮慰安婦並運至滿洲的計畫。至於強征戰地中國婦女的行為更為普遍。從此，幾乎有日軍駐紮的地方，就有慰安所，就可以看到慰安婦的身影。
1941年12月，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又把慰安所推廣到東南亞。
蘇智良研究發現，就慰安婦的國籍而言，除了日本以外，主要是朝鮮、中國，也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