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良雄——時為侵華日軍第五十九師團一一零大隊伍長
金子安次——時為侵華日軍獨立混成第十旅團二等兵
河村太美雄——時為日軍華中派遣軍步兵第三十四連隊少尉
我們的總策劃崔永元先生曾有這樣一段話：「我非常擔心，年少的孩子們有沒有毅力看完此片，我們甚至很困惑，要不要把事實真相這樣告訴他們？最後我們選擇告訴。因為不說不行。那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我想，讓他感到「困惑」的幾集節目中，《鬼子！》差不多首當其衝。因為這種「困惑」我也曾有過——真實到底該如何呈現？
當然，我們的節目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實，但讓我們「困惑」的「真實」卻另有所指，那「真實」充滿血腥、殘忍、喪失人性和道德……
在節目中我強調了一個事實：鈴木良雄和金子安次只是400多萬侵華日軍中兩個最普通的日本兵！
被遺忘、掩蓋、丟失掉的真實又有多少！
日軍的隨軍記者曾經記錄下的日本士兵勇武、幹練，又不失陽光、善良，他們是日本人民心中的天使。天皇的部隊，是世界上最好的。事實上，直到戰爭結束，大多數日本人民仍舊堅持這一看法，即便是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審判完畢後。
但日軍的隨軍記者也曾經拍下另一部分照片，這些照片全部加蓋了「不許可」的印記，而這部分照片中的日軍形象完全不同於流傳在當年的雜誌、書籍上的，他們猙獰、殘忍，毫無人性。
當這些真實被刻意掩蓋、又在時過境遷後被遺忘的時候，我們所要呈現的「真實」就被賦予了使命感。
而另一方面，「困惑」的另一層含義是，當這些血淋淋的事實擺在面前，又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他？
崔永元先生不止一次強調：我們不是在激化民族矛盾，只是告訴大家不要忘記歷史。
如果講述事實只會帶來這樣的結果，那同樣失去了「真實」的價值。
在翻看節目素材帶的時候，有一個細節讓我既難以忍受又十分困惑：兩個日本老兵在講述時，尤其是鈴木良雄，即便在講述最血腥最沒有人性的行為時，他也會不停地笑，笑得干硬。我專門請教了我們的日語翻譯王凡先生，他告訴我，這其實是這個日本人在表示他的禮貌。
這個解答加重了我的困惑。
在姜文導演的《鬼子來了》中，當花屋小三郎大聲吼著「大哥大嫂過年好，你是我的爺我是你的兒」的時候，魚兒的困惑是，日本人怎麼說好話還沒好臉？董漢臣的解釋是，日本人就這樣，要不為什麼叫鬼子。
但不管是我的困惑還是電影里魚兒的困惑，只有一點點地了解了，才會慢慢接近真實。我們的目的也正在於此。
編導 孫文婷
1940年12月3日，20歲的日本漁家子弟金子安次臉上帶著笑容，和同為應徵新兵的上千名同齡人一起，在東京上野公園集合。
金子安次忘不了離家時的情景。母親站在灶前，背對著他。他說：「娘，我會當個上等兵 回來。」母親說：「我不要金平糖 ，你一定要活著回來。」
母親這麼說，讓金子安次很不高興，甚至有點看不起她——對於出征的新兵，大家都不說「活著回來」，都說「為國捐軀」。「自己的母親竟說這種話……我已被沖昏了頭腦，飄飄然想，看我英勇凱旋！」覺得不當兵不是好漢的金子安次，決然地走了。
在上野公園集合的新兵中，有一個名叫鈴木良雄的青年。當時，金子安次不認識他，更不會想到，60年後，他會和這個人一起坐上侵犯女性權利國際戰犯法庭的證人席。
新兵們穿上軍服、軍靴，列隊走向芝浦港。路邊，人們歡呼著，揮舞著國旗為他們送行。
人山人海的港口，新兵們登船。金子安次在船上凝目四望，見到人群中的父親，他舉著一幅寫有「金子安次君，慶祝出征」的大字錦旗，旁邊站著母親。
「他們想告訴我，媽媽在這裡喲。太多人了，沒拿錦旗的話，人海中找不到。」金子安次說，當時部隊規定新兵不許揮手，不許講話，只能敬禮。「說不定已是永別，有些小子不顧一切地揮手。」
軍樂隊開始演奏《友誼萬歲》。向父母敬著禮的金子安次，變得傷感萬分。
船起錨了，送行的人影越來越小，金子安次心想：「一定要活著回來。」
船駛往中國。新兵們已經聽說，習慣用「鬼」來形容兇殘恐怖之物的中國老百姓，憎恨地稱日本兵為「鬼子」。他們沒多想這個詞的含義，一心想著，一定要做個英雄，活著回來。
船在青島靠岸。新兵們乘火車到了濟南，分別轉往各自的部隊。金子安次前往位於兗州的華北派遣軍獨立混成第十旅團（後整編入第十二軍第五十九師團）第四十四大隊報到。
在第四十四大隊兵營，金子安次和其他人一起，開始接受新兵教育——用金子安次的話說，不折不扣全是殺人訓練。
每天清晨6點，天還沒亮，軍號聲響起，新兵們在慌亂中起床，急匆匆沖向操場。「如果遲到，此時首先被打。」金子安次說，大家赤裸上身一起做運動，「冷得要命，真是寒風刺骨呀。」
金子安次回憶，室內上課的教科書是《步兵操典》、《作戰要務令》。國際法方面，比如《海牙陸戰規則》 講義里隻字未提，士兵們都不知道有這些條約的存在。
每晚就寢前的列隊集合，新兵會被教官點名要求背誦《軍人勅諭》，背不出來的就被打。《軍人勅諭》用古文寫成，字裡行間，儘是對天皇的尊奉。
在新兵們心目中，天皇的地位是神聖的。金子安次記得，從讀小學起，學校就實行「天皇是活著的神，日本是神的國家」這種教育，校園裡有一座「奉安殿」，供奉著天皇照片及《教育勅語》，學生們經過，必須行「最敬禮」——全身成一直角鞠躬。「粗心大意忘記敬禮，被視為不敬，會給老師打。」從小到大，天皇是神這想法，他深信不疑。
即使有人例外，也無法超脫。
1943年入伍的河村太美雄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就讀師範學校時的情況：
對於軍國化的學校生活，有些人老老實實並不熱心追求；也有些人持有懷疑：「這樣做對嗎？」也有的人認為應該用其他的方法。這些人都成為打擊的目標。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誰都被迫承擔著軍國主義，而爭先帶頭：「我要成為皇軍士兵的先鋒。」從內心裡封閉了對困難的真實的追求，而被那些看起來可以輕而易舉獲得的個人利益所迷惑。專橫跋扈的軍部以權力為背景，把國體論 及侵略政策作為神聖的東西搶先滲透到師範學校。在「磨鍊皇國國民」、「歸一天皇」這樣的錦旗下，教師、學生的人格、才能、人權都被否定了。那時的教育界是今天難以想像的。
教育的軍國化，當然是從小學到大學、研究所全部推行的，自由主義的教授多數被捕入獄。那些什麼也不知道的純情無瑕的、沒有懷疑批判能力的青少年，不可抵擋地轉化成軍國青少年。
新兵們總是聽到教官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殺了劣等民族的人，靈魂就會得到拯救。日復一日，新兵們逐漸相信，為天皇去征服一個劣等民族是自己生來的神聖使命。金子安次說，新兵們上戰場前寫遺書，都會寫上「為了天皇陛下」這樣的話。
新兵教育的最後一項內容是作戰教育，包括露營、搶掠、屠宰搶來的家畜等，還有一項，就是殺人。
新兵全都拿著步槍在一處鄉鎮廣場集合。幾個中國人被綁在樹上。金子安次記得，其中一個是十五六歲的少年。
新兵們來到樹前約10米處，排成一列。教官命令他們把步槍裝上刺刀，刺綁在樹上的人的胸。
「不聽命令的話一定被打，罵你：『你這小子還算是天皇的軍人嗎？』可是，用刀刺人呀，多可怕的事呀，大家都不願意做，都在那裡被打得鼻青臉腫。」金子安次說。結果，在長官的威逼下，他們一個個一邊大聲喝叫一邊把刺刀刺進中國人的胸。
金子安次的刺刀刺進一人的身體後，刀尖猛然卡在肋骨之間，他手裡完全使不出勁，槍脫手掉落。教官馬上打了他幾拳，喝令他排隊再來一遍。「他叫我們看著對方的臉，但我不敢看。對方沒有用布蒙眼，一看他的臉，就見到他狠瞪著的目光。」
金子安次看看四周，只有一個新兵蹲了下來，就是曾在日本當和尚的權田。「他說自己是出家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殺人。」教官扯著權田的衣領，強逼他站起來，喝道：「刺他！」權田哭著說：「我幹不了，我幹不了。」「最後權田還是沒有殺，但自己被打得命也快沒了。」金子安次說，「真的下不了手，用刺刀殺人，普通人怎麼幹得了這些事呢？對手還是毫無反抗之力呢。」
老兵們向新兵演示：為免刺刀被肋骨卡著，刀一刺進胸膛，馬上把刀鋒橫轉。
刺殺俘虜訓練經常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