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子清——時為南京居民
張秀紅——時為南京居民
李秀英——時為南京居民
吳殿飛——時為南京居民
夏淑琴——時為南京居民
熊秀芳——時為南京居民
寫稿子那段時間裡，每天凌晨2點半左右，左鄰便開始吵架，東西摔得叮噹山響。兩個小時後，按照慣例，右舍斷斷續續的女人呻吟聲將會持續20分鐘，然後一切歸於平靜。
然後，太陽升起，然後，我爬上床睡覺。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近一個星期，在這棟充滿生活氣息的大樓里，我一點都不孤單。我甚至不用猜測就能知道，左鄰的男人似乎有了外遇，每天凌晨2點半左右，在他儘管小心還是會發出很大聲音的開門回家後，女人的喊聲讓我知道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很久，她已經受夠了。男人沒有聲音，不知道是無語還是心虛得發不出聲音。右舍是對新婚的小夫妻，又或者是同居的小情侶，每一天都激情四射，旁若無人。
在左鄰右舍的「陪伴」下，那時的我才可以暫時從南京大屠殺的陰影中解脫出來，甚至有了個奇怪的想法：
如果是在1937年的南京，我和左鄰和右舍又會在做什麼？
左鄰的男人會不會深夜回家又深夜離家出走？
左鄰的女人會不會覺得男人有外遇就是值得摔東西的？
右舍的年輕人會不會這麼朝氣蓬勃？
而我，又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在那樣的夜裡，我很不按照常理地感謝著他們。
是他們一直提醒著我現在不是1937年的南京，是他們讓我一直能夠盡量平靜地整理我因情緒過於激動而無法客觀的敘述，我也想做一件事，推開一扇門，告訴他們1937年冬天的南京。
編導 馬靜
「人們無須在日本住得很久，就可以看出反華運動的痕迹。甚至在官辦無線電廣播的兒童節目里，也經常有一些關於『勇敢的日本軍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一類的說教故事……一個外國朋友警告我，不要公開表示『同情中國』……」
1937年5月，在上一年的西安事變中率先進行報道的英國記者貝特蘭來到東京，對日本人的反華情緒印象深刻。
「七七」事變後，貝特蘭決定立即返回中國。他搭乘從東京開往神戶的火車，車上滿載著正要開赴中國的日本士兵。他在文章中描述說：「鋪天蓋地的太陽旗把燈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婦孺，在跟開往中國的軍人們告別……每一個車站——甚至那些我們在半夜裡經過的——同樣都聚集了帶旗幟歡呼的人群……」當貝特蘭到達神戶，準備登船離開日本的時候，他感慨：「我到日本以來，從沒有像此刻那樣感到孤單。我覺得自己有一會兒被一群喘息著的女學生包圍住了，她們帶著歇斯底里的狂熱，揮舞著旗子，高呼『萬歲』！」
此時，南京城外人聲嘈雜——國民政府斥資49萬銀元修築的南京城防工事正在緊張施工，這幾乎是當時中國所有城防工事中造價最高的。
已經是東北淪陷的第七個年頭了，南京城裡的百姓們已經從空氣中嗅出了戰爭的味道。
這一年，剛滿5歲的佘子清已經能夠幫家裡賺錢了——他守著一個香煙攤子。而他媽媽每天早上給幾十戶倒馬桶，補貼家用。
據佘子清回憶：香煙攤子擺在家門口，正對著夫子廟小學。看到小夥伴們紛紛走進學校，他羨慕不已。他去跟老師哀求，也要上學。老師看他可憐，同意他去聽課，不辦正式入學手續。佘子清便成了一名旁聽生。他每天自帶一隻小板凳，坐在教室角落聽課，把作業本放在腿上寫字。
和佘子清一家相比，中華門附近以種田為生的張秀紅一家卻沒有這麼幸運。他們總是為填飽肚子而發愁。「種的菜把它弄到城裡頭去賣，賣出去才能買點兒米。油一年到頭都沒得吃，沒得錢買。」回顧當年，張秀紅嘆道。
這一年，張秀紅剛滿12歲。她沒有想過上學的事，因為除了幫大人下地幹活，她還要做一家人每天的三頓飯。「我小時候什麼野菜都吃過。擱一點兒米，加上野菜，做一大鍋糊糊，就這樣吃。」
暑假還沒到，佘子清就發現，校園裡的老師和同學越來越少了。學校被迫停課，街上的行人腳步匆匆，通往渡口和火車站的路總是堵得滿滿的。這孩子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他唯一苦惱的是沒人停下來買他的香煙了。
這孩子不知道，地獄之門已經向這座城市敞開了。
1937年8月15日，日軍成立「上海派遣軍」司令部，松井石根 任司令官。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下達對南京開始空襲的命令。
佘子清記得，南京被轟炸的時候，大家都躲到家附近的防空洞里去。那些防空洞很簡易——底下挖個洞，上面堆麻包，麻包上面再填土。
空襲越來越頻繁，被炸毀的房屋和死傷的人數不斷增多。
在防空洞里瑟瑟發抖的人們，將全部的存活希望寄托在守城的國軍將士身上。
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衛戰打響。時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的唐生智下令毀掉所有可渡江撤退的船隻，誓率10餘萬將士與日軍決一死戰。
戰局不利。南京外圍陣地不斷被日軍突破。據郭汝瑰、黃玉章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記述：「12月9日，松井石根發出致中國守軍的最後通牒，進行勸降。唐生智 置之不理，下令死守。10日，日軍向雨花台、通濟門、光華門、紫金山第三峰等陣地發起全面進攻。戰況慘烈。」
南京城內人心惶惶。佘子清看到，背著槍、歪戴著帽子的國軍士兵亂鬨哄地跑，擔架上的傷兵痛苦不堪。他聽大人們講，南京要完了，日本人要進城了。
12月12日，自拂曉起，日軍集中火力對城垣守軍發動猛攻。雨花台陣地被敵人攻佔，中華門遭到炮擊，城裡秩序大亂。唐生智下達撤退令，守軍開始了混亂的撤退。「撤走的時候，他們都燒房子，茅草屋也好，小瓦房也好，大樓房也好，都點火燒，他們說不留給日本人住。」當時還是一個少年的吳殿飛回憶說。
當晚，唐生智乘小火輪渡江北去。大批來不及撤走的士兵脫下軍服，扔掉了手中的槍。
佘子清站在家門口，有大人邊跑邊對他喊：「孩子，日本人來了，快跑啊。」
「有錢人都跑掉了。」張秀紅回憶說，「我們跑哪兒去？講個家。」
1937年12月13日，轟炸停止，以師團長谷壽夫 為首的日軍第六師團自中華門進入南京。
在一段日軍隨軍記者拍攝的紀錄片畫面中，進入南京的日軍士兵滿面笑容，對待老百姓彬彬有禮。這些畫面傳回日本後，立刻家喻戶曉，士兵們成為家鄉父老心目中的英雄。觀眾們不知道，這其實是一場掩人耳目的騙局。就在日軍搭設的拍攝場地之外，另一部藏匿著的攝影機偷拍下來的真實畫面，把日軍描畫的天堂徹底顛覆。
手持另一部攝影機的是美國牧師約翰·馬吉 。日軍入城後，馬吉牧師四處奔走，偷偷拍攝了8卷16毫米膠片。當這些畫面最終出現在人們的面前時，舉世震驚——那分明是一個人間地獄！
以下為日本隨軍記者今井正岡的記述：
在下關碼頭，屍體堆成了黑乎乎的山。大約50到100個人在那裡干苦活，把屍體拖下來扔進長江。屍體還淌著血，有些人還活著並虛弱地呻吟著，他們的四肢還在抽動。苦力們一聲不吭地干著活，像是在演啞劇。在黑暗中人們很難看到長江的對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碼頭上是一大片閃著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
過了一會兒，這些苦力幹完了拖屍體的活，日本士兵就讓他們沿江邊站成一排，砰！砰！砰！我聽到了機關槍的開槍聲。苦力們朝後栽進長江，被洶湧的江水吞沒。啞劇到此結束。
現場的一個日本軍官估計有2萬人被殺害。
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隨軍記者佐佐木元政說：「在東京大地震中我曾見過成堆的屍體，但與這裡相比，那簡直算不了什麼。」
日軍進城的3天內，12000名平民慘遭屠殺，30000名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在長江邊被集體殺害。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曾簽署了一道囑「閱後銷毀」的機密命令，要所屬部隊「殺掉全部俘虜」。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由於方針是大體不要俘虜，故決定將其全部解決。」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更向士兵宣布「解除軍紀三天」。
日本兵到了張秀紅家。
這是張秀紅第一次見到日本人，聽不懂的語言，對準自己的槍口，將這個小姑娘完全嚇傻了。
日本兵要把張秀紅拖走。張秀紅的爺爺把她死死抱在懷裡。「爺爺說，她太小了，太小了。我那個時候還很矮。日本人說不行，用刺刀戳爺爺。」張秀紅被拖了去，「把我衣服一扒，扒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