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時為西南聯大歷史系學生
張定華——時為西南聯大聯歷史系學生
李之楠——時為西南聯大經濟系學生
李 佩——時為西南聯大經濟系學生
徐守源——時為雲南大學政經系學生
沈善炯——時為西南聯大生物系學生
聞立雕——聞一多之子
我有幸拜訪過五四時期最後一代知識分子，也曾與30年前帶動了整個社會覺醒與回歸的各個領域的風潮人物在節目中促膝長談，作為80後，能夠在前輩們身上汲取力量，並從中受益，我感覺很幸運。
「觀中國『五四』之後十幾年的歷史，我們不由得想要哀嘆中國是何其的不幸，為何有這許多兇狠殘忍之惡狼環顧四周？而看中國精英們在這十幾年裡為國家，為民族殫精竭慮，斬荊披棘，我們又不由得感嘆中國是何其的幸運，若非如此，短短十數年間焉得這許多無雙國士？」
這是整理資料時看到的一段文字，它讓我的心猶如針扎般疼痛，這其中還夾雜著些許傷感和悲涼，那天正好是清明節。
2010年，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大師相繼離去，他們的學術，文化，精神，會不會隨他們的遠去而消亡，我們究竟有多少人還會記得他們的成就，思想，良知，甚至於他們的爭議。
以前我一直固執地認為，聞一多的一生是個悲劇，作為一個學者，學術是他的終身事業，但最終他卻為政治所纏繞。在詩歌《紅燭》中，聞一多曾經期望詩人能有紅燭一樣的境界。最終他如自己嚮往的一樣，在黎明前最濃重的黑暗中，燃燒了自己。
回首聞一多在抗戰時期走過的路，卻發現他和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生活，註定要與整個國家的時代風浪休戚相關。家國天下的情懷是知識分子共有的特點，而熱情浪漫的聞一多則表現得更為強烈。
外患的刺激、劇變的生活環境，迫使錢穆不停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會不會亡？1939年錢穆完成的《國史大綱》一書中始終貫穿了這種思考，最終凝成這部充滿士人自覺精神，以政治、思想、經濟、軍事史為綱的中國通史。錢穆把希望寄托在作為抗戰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希望他們從這樣一部張揚「士」之人力的史綱里汲取力量，血戰前行。
寫下編導闡述的時候，我一直在思索：「支撐一個民族的精神和力量到底是什麼？」我很喜歡馮友蘭在「貞元六書」中的一段文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斯許也。」
是誰制的蠟，給你軀體，
是誰點的火，點著靈魂，
燒罷，燒罷，
燒破世人底夢，
也救出他們的靈魂，
也搗破他們的監獄。
這是聞一多創作於1923年的詩歌《紅燭》。
一年前的1922年，他於清華學堂畢業赴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按清華規定，公費留美的學習年限是5年，但聞一多隻學了3年，便返程回國，因為他無法忍受種族的歧視。那時候，聞一多每隔幾個月就會給遠在中國的妻兒寄信，在信中，他多次提到我國有5000年的歷史，有傳統的文化、歷史、政教、禮俗、美術，除了不會製造槍炮殺人之外，有何者不如其美國，卻被他們這樣歧視，是可忍孰不可忍。
寫下詩歌《紅燭》兩年後，聞一多踏上了回國的路程。他脫下西裝，換上長衫，從此潛心研究學問，不願過問世事。
世事動亂，1937年，抗戰爆發了。回國後一直潛心研究學問的聞一多沒有料到，他那平靜的學術生活這麼快被打破了，歷史的陰影與現實的悲痛，沉重地籠罩在聞一多的心頭。
1937年仲夏，在北平西城的一座小院里，借著微弱的燭光，清華大學教授聞一多，給遠在湖北探親的妻兒寫下了一封家書。他告訴妻子，自己看書看不成，寫文章也寫不成，因為天空中有日本飛機的轟隆聲，地上有日本人進攻的大炮聲，弄得他心煩意亂。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了。日軍的炮聲在北平響起，很多地方被炸，連接北平和漢口的平漢鐵路 也很快中斷。聞一多一家人就這樣被突然而至的戰爭分割兩地。
聞一多的妻子非常著急，擔心還在北平的丈夫的安危，她無法想像如果北平被佔領，那裡的群眾將會受到怎樣的殘酷迫害，而聞一多卻認為再過十天半個月，最多個把月，問題就會解決。然而現實與聞一多的期望正好相反。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帶著另外3個孩子，聞一多離開了北平。聞一多的兒子聞立雕清楚地記得，離開北平的那一天，他們在火車站正好碰到了臧克家，臧克家問聞一多：「聞先生，你的那些書呢？」聞一多回答說：「國土都一片一片地丟失，我那幾本書算什麼！」
就這樣，聞一多舍掉了房子和藏書，帶著簡單的行李和孩子們離開了北平，躲過紛飛的戰火，在武漢與妻兒團聚了。
戰爭雖然殘酷，戰亂年代雖然生活艱難，但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就是一種最大的幸福。
而此時，在北平淪陷後，天津也遭到了慘烈的轟炸。
1937年7月29日，在完成了武力的佔領後，日軍從這一天起，連續兩天對天津南開大學以及所屬的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進行轟炸。7月31日，日軍又一次轟炸南開，百餘名日本騎兵、滿載汽油的數輛軍車開進學校，到處縱火。與此同時，中國其他的學校，也遭遇著與南開同樣的命運。
其實早在1932年，上海幾所重點大學和彙集了大量文獻資料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就在日軍轟炸中被摧毀。一位日本軍官用一段文字道出了轟炸的初衷：
如果我炸毀中國閘北的幾條街，中國人半年一年就把它修起來，只有炸毀商務印書館，中國人就不得翻身。
這不禁讓人想起二戰期間英國和納粹德國的不成文約定：英國不轟炸德國的海德堡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德國不轟炸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力求「脫亞入歐」的日本卻沒有把這個文明的習慣學過去。
敵人很清楚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們才把學校作為轟炸的重點目標。據統計，從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在日軍頻繁的轟炸中，全國108所高等學校，受到破壞的有91所，北平許多校舍淪於敵手。在戰火中備受重創的各大學校為了保住學校的資源，挽救中國的教育，最好的選擇就是往內地遷校。
1938年4月，國立西南聯大在昆明成立，這是北平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建立臨時大學之後的再一次聯合。這一年，很多教授和學生陸續踏上了前往西南聯大的路。無數的圖書和儀器也通過船隻從淪陷區運出來。長江縴夫以血肉之軀，拉著一艘艘滿載書籍的貨船，一步一步艱難前行。日軍轟炸過後，數百名縴夫倒在了前進的路上，勉強支撐著沒有倒下去的人們，又繼續掙扎前行。
在那個戰亂的年代，西南聯大的師生們一路上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在挽救民族未來的事情面前，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心獻上自己的綿薄之力。
有幫忙運書籍儀器的，也有資金捐助的，師生們和群眾克服困難，一路堅持，終於到達了目的地昆明。但是在即將開學的時候，最重要的問題卻擺在校長梅貽琦的面前：教師不夠！梅貽琦想到了聞一多。但是這一年，聞一多正在休假，梅校長希望他把休假推遲一年，先到西南聯大教書。
離亂的時代，一家人能夠相守，是每個人最大的願望。聞立雕老人說：「戰亂時期父親又要走，把五個孩子、一個阿姨，全交給我母親一個人照顧，所以她不同意。」走與不走，聞一多面臨抉擇。就在這時，在武漢教育部任職的好友顧毓琇 向聞一多發出邀請，讓他到戰時教育問題研究委員會工作。聞立雕的母親聽說後就心動了，她認為教育方面的工作適合聞一多的性格和要求，而且教育部就在武漢，離家很近。但聞一多面對這份好差事卻堅決不幹。聞立雕說：「這不是讓他當官嘛！他不喜歡乾的事情，如果偏要叫他干，他就幹不了。結果把我母親惹火了，不理他了。」
儘管這樣，仍然無法阻攔聞一多離開。舊曆新年的前夜，面對著渴望與他一起生死相依的妻兒，聞一多毅然選擇去昆明。
與父親的離別之夜，至今歷歷在目，聞立雕老人說：「那天半夜裡，我父親把睡著的孩子一個個叫醒，說他要走了，他心裡也有了離別之情，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他這次出遠門，要到雲南昆明，幾千里以外的地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再和兒女們見面。他看看我母親，我母親卻扭過頭朝一邊，不理他。看到這個局面，我父親心裡難受得話也不說了，就走了。」
身後是蔓延的戰火，前方是未知的西南邊陲，從異鄉奔向異鄉，一路上景象凄涼。所幸終於安全到達昆明。目睹了人們的疾苦，聞一多蓄起了鬍鬚，發誓抗戰不勝決不剃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