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清——時為遼寧省綏中縣市民
李東光——時為黑龍江省通河縣市民
單立志——時為遼寧省丹東市市民
李雯彧——時為遼寧省大連市秋月公學堂學生
馬聲儒——時為遼寧省本溪縣賽馬區雙嶺村小學學生
阮崇武——時為北平二附小學生
管玉珊——時為北平燕京大學學生
劉良惠——時為北平大同中學學生
何兆武——時為北平五三中學學生
倪維斗——時為上海市民
李道豫——時為上海啟秀小學附小學生
楊成緒——時為上海同濟附中學生
潘 琪——時為上海民生中小學學生
一位西方哲人說過：「世間一切盡在臉上，每一張臉，每一種表情，對應著一個難以捉摸的內心世界，也展示了一個龐大國家裡複雜多面的民族性格。」
在麻木、痛苦、愚昧、斑駁的影像里，一張張亡國面孔透露出的表情里，讓我的創作很壓抑，很沉重。我一直努力思考：八年抗戰，中國人值得肯定的精神和思想到底是什麼？
北平淪陷，莊嚴的天安門上掛起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標語；日本軍人揮舞著大刀，驕傲地騎在紫禁城石獅上，留下了勝利的表情。數以萬計的北平人重複著東北淪陷後的生活：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學日本語言，向日本天皇行遙拜禮，在機關槍隊緊緊地監視下，為日軍勝利攻佔每一個中國城市去遊行，去吶喊……
斑駁的影像讓不容置疑的真相撲面而來，一張張亡國面孔透露出的麻木與愚昧讓人壓抑得透不過氣。
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之時，籠罩在戰爭陰影中的上海租界是這樣一番景象：車水馬龍，歌舞昇平。我不得不將「屈辱」與「漠然」這兩種目光剪輯在一起，希望無聲的斑駁影像能爆發出力量。
人們為苟安與漠然的心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屈辱度日的壓抑，流離顛沛的不堪。我努力地在尋找，尋找一種信念，尋找八年抗戰中國人值得肯定的精神和思想。我試圖用一個人物來承載主題，以展現苟安懶散心態生活的人們。在國破家亡之際，表現出緩慢痛苦而又艱難的覺醒過程。因為受素材所限，這一想法一直未能實現。
八年抗戰，值得中國人肯定的精神和思想到底是什麼？直到現在，這一問題一直困惑著我。
「一群偉大的戲角正在那裡表演一場比哈姆雷特更悲的悲劇，古代的悲劇，是不可知的背運所註定的，而現代的悲劇，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的這個悲劇卻是兩者兼而有之。」這是中國的軍事家蔣百里，在1937年寫下的一段文字。這一年，北平、上海、南京相繼被日軍佔領，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在日本人一次又一次的歡呼中，中國人在四處掛滿了太陽旗的家鄉，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春夏秋冬。
1931年9月19日，生活在東北的市民被籠罩在難以名狀的壓抑和恐慌之中。這一天，大批日軍進駐東北。當時，還是個小孩子的李玉清並不明白這意味著什麼。在她兒時的記憶中好像沒有太多的快樂，大人們似乎都是在恐慌中艱難度日。每次出去上學，家人都要特別叮嚀：說話要謹慎、少說閑話、少在外邊逗留。
在和李玉清同齡的孩子們的記憶中，自從家鄉來了日本人，他們的生活就變得不再平靜。
「那種心頭的隱恨，既不能表達又不能傾訴，那種惱怒和怨恨有的時候，真想把天翻過來！啥叫鐵蹄下？啥叫亡國？你們不能理解。說句不好聽的話，解放後好長時間，和日本已經恢複關係，但我在思想上通不過，作為一個民族可以原諒，但作為我們這種經歷了亡國之恨的人，這個陰影啊很難消除，真的很難消除！」提起「九一八」之後當亡國奴的那段日子，當時生活在東北的李玉清至今都無法釋懷。
參加過東北抗聯的單立志對日本人殺害中國人有更直觀的感受，他說：「日本人殺中國人非常殘忍，隨便就拿刺刀捅死了。」
黑龍江省通河縣的李東光老人說：「冬天，一批人在松花江捕魚，那個時候魚多，魚從江裡頭往外躥，兩個日本鬼子領著一隻狗，也在那個地方，他們（日本人）也讓狗出去跟群眾搶魚。」
刺刀、狼狗和太陽旗，這是李玉清對於童年生活最深刻的記憶。後來，大人們在關起門後悄悄地告訴她：他們已經成為了亡國奴。李玉清說：「當時總能聽見老人們念叨大帥（張作霖），說少帥（張學良）心狠，把東北的父老鄉親都撂下了。」
其實「九一八」事變當晚，瀋陽城原本有80000多東北軍，駐紮在北大營的官兵就有6000多名。但是，在這一夜，他們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這條命令致使整個東北在四個月零十八天里，丟失殆盡，3000萬東北人成了亡國奴。東北軍統帥張學良，從此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
李玉清所在學校的副校長是個日本人，小學的時候由中國老師教日語課，到了中學就改為日語老師教日語課。學生到了六年級以後，就不允許在學校說中國話，一律都得說日語。
按規定，老師們還要穿「協和服」，學生們要穿操服、戴勤勞奉世的帽子。協和服是偽滿公職人員統一的制服，是偽滿時期重要活動及慶典必須穿的服裝。帽子上面有學校的校名和番號。學生們早上到學校以後，要在操場集合，然後升日本國旗、念日本詔書，最後再向日本國旗敬禮。就連唱歌的時候，也要唱日本國的國歌。
「升日本國旗，我們是最反感的，要半邊身子向左轉，遙對東京給日本天皇祝福。所以那時候我們就不祝福，悄悄說『嘎本兒』，就是東北話『死了』的意思。一種憤怒在孩子們心裡積攢，但是出去誰都不敢說。」李玉清說。
自從日本人來了以後，課本里還突然多了中日親善的內容。在當時的教育中，課本上從不談「中國」，只說滿洲國。而且，老師也從不給學生們講「祖國」兩個字，所以像李玉清這麼大的孩子不知道什麼叫祖國。「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我祖父愛說今年是民國多少年，我媽就趕緊要糾正，出去不敢說民國，要說是『康德多少年』。」李玉清說。
「康德」是「大滿洲帝國 」的年號。1934年3月1日，日本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將滿洲國改為「大滿洲帝國」，但是從此以後，這個做著復辟皇帝夢的傀儡連出門的權利都沒有。生活在「帝國」的人們也被強迫向日本天皇行遙拜禮，如有違抗就會被抓去砍頭。「抓了中國人，冬天在江上鑿個大冰窟窿，到了冰窟窿邊上，用刀把頭一砍，頭就掉到冰窟窿里了。」如今提起這些事情，曾經的東北抗聯戰士單立志仍心有餘悸。
從1931年的那個秋天開始，所有的東北人民度日如年。
1937年元旦，李玉清和她的家人接到通知，他們的生活起居從這一天起將以東京時間為準。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禮記·禮運篇》
中國古代《禮記·禮運篇》講述了中國人理想中的大同社會——沒有戰亂，沒有紛爭，社會和睦安定。「九一八」事變後，感覺到戰爭威脅的北平人更加渴望和平。
阮崇武當時是北平二附小的一名學生，他和同學們每周一晨會的內容除了唱校歌、校長訓話以外，還要全體合唱《大同》，唱完了以後，才列隊回教室開始上課。
不久，北平城裡朗朗的讀書聲被東北傳來的槍聲打斷了。「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的東北軍盡數撤進關內，蔣介石屢屢出現在剿共前線，長城外已完全成為日本人的天下。1935年，日本通過《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相繼控制了察哈爾以及天津、北平兩市。
《秦土協定》又稱《察哈爾協定》，它是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與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之間簽訂的。1935年6月5日，日本關東軍駐內蒙古阿巴嘎旗特務機關山本親信等4人，由多倫潛入察哈爾境內偷繪地圖，行至張北縣北門時，因不服國民黨第二十九軍一三二師趙登禹部守衛官兵檢查，而被送至師部軍法處拘留，8小時後放行（張北事件）。《秦土協定》的簽定，使中國喪失了在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也喪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這一協定與《何梅協定》一起為日本吞併中國華北大開了方便之門。
1935年5月，已通過兩年前簽訂的《塘沽停戰協定》將其侵略勢力滲透到華北的日本帝國主義，又向中國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國民黨當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5月29日，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方代表開始秘密談判。6月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出備忘錄日文為「覺書」，限三日答覆。何應欽經與日方秘密會商後，於7月6日正式復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對「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來的備忘錄和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