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諄——時為日本花岡町中山寮中國戰俘勞工隊隊長，原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六十四師一九一團上尉連長
李鐵鎚——時為日本花岡町中山寮中國戰俘勞工，原普通農民
孟連琪——時為日本花岡町中山寮中國戰俘勞工，原普通農民
朱 韜——時為東北阜新煤礦戰俘勞工，原抗大教員
如果把戰爭看作是一個政治利益角逐的母體，那這個母體孕育的痛苦裡，最難以掩飾的沉重就是戰俘，對於交戰的雙方都是如此。正如兒時的印象，只有「殺身成仁」才是英雄的作為，才是忠誠的表現。而被俘，則充滿了灰暗可疑，甚至這行為本身就已經是恥辱的象徵了。
我遇到了這樣一群戰俘：他們英勇抗戰，從彈盡糧絕到最後一刻他們選擇保留對生命的尊重。
戰場上，軍人的命運無非三種：凱旋、戰死和被俘。能成為凱旋者固然是最高的榮譽，戰死沙場也是戰爭賦予軍人的特殊禮遇。而只有被俘，幾乎是被釘死在恥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種種折磨、痛苦艱難存活之後，亦難以擺脫怯懦和妥協。
我遇到的是一群如耿諄一樣的戰俘，他們的幸運與不幸在被俘那一刻就已經註定。
做這個選題前，我讀了四川成都樊建川先生寫的《抗俘》一書，在收集了若干抗戰被俘人員的照片、文物之後，他用「抗俘」一詞形容這些戰場上的倖存者。「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敵方的殘暴殺戮和殘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視和入骨誤解，己方的無休自責和無窮懊悔。三重苦難，一重沉於一重，如影相隨，讓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這是樊建川對於戰俘的解讀。我在參觀了樊先生的「不屈戰俘館」後亦不勝唏噓，關於戰俘，已經隱入了歷史和時間的黑洞。
「不屈戰俘館」的最後部分有耿諄的兩幅手書，其中一幅題為「知恥永生」。在耿諄老人已經年過耄耋、歷史已經過去近70年，他仍然擺脫不了心中的「恥辱」。如樊建川先生所說，「己方的無休自責和無窮懊悔」如影相隨，這是戰俘最大的悲劇。對於生命，我們該持如何態度？
有這樣一個場景：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儀式在美軍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上午9時，佔領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出現在甲板上，面對數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麥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個讓人吃驚的舉動。有記者這樣回憶那一歷史時刻：「陸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代表盟軍在投降書上簽字時，突然招呼陸軍少將喬納森·溫賴特和英國陸軍中校亞瑟·帕西瓦爾，請他們過來站在自己的身後。」1942年，溫賴特在菲律賓、帕西瓦爾在新加坡向日軍投降，兩人都是剛從中國滿洲的戰俘營里獲釋，然後乘飛機匆匆趕來的。
「將軍共用了5支筆簽署英、日兩種文本的投降書。第一支筆寫完『道格』即回身送給了溫賴特，第二支筆續寫了『拉斯』之後送給帕西瓦爾，其他的筆完成所有手續後分贈給美國政府檔案館、西點軍校和其夫人……」
另外一個場景：從1952年開始，日本大館市愛好和平的民眾將「花岡暴動」的6月30日定為「和平紀念日」，堅持每年為死難的中國勞工舉行「慰靈儀式」和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
還有一個場景：「花崗暴動」的難友們歸國的景象蔚為壯觀，500多人的隊伍肅穆井然，沿著蜿蜒的山路，曲曲彎彎，隊伍前面飄揚著旗幟和白幡兒，隊伍中不少人捧著骨灰盒，像一曲無聲的哀樂凄婉悠揚。一個月後，他們終於回到了祖國，結束了他們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難歷程。只是回國後，他們絕大部分人終生貧病交加。
悲劇已經過去，沒有遺忘才是最好的紀念！
2010年6月，我們來到了成都建川博物館戰俘紀念館。這是一張張不屈的面孔，他們的英勇卻不為人知；這又是一張張沉重的面孔，而沉重也伴隨了他們一生。他們都有過去，卻已經隱入了歷史和時間的黑洞。他們是抗日戰場上的中國戰俘。我們今天要講述的，就是關於這些已經被歷史淹沒許久的戰俘，他們的戰鬥、英勇和苦難。
在抗戰的過程中，由於力量懸殊太大，有不少中國軍人淪為戰俘。日本為了增加本國的勞動力，抓了很多中國戰俘去做苦工。他們很多人臨危不懼，英勇就義；還有很多人遭到非人折磨，甚至淪為勞工。
當踏上這片陌生的土地時，他們沒有選擇在被俘之後殺身成仁，但他們卻有足夠多的活下去的勇氣。
1944年7月的一天，被日軍佔領的青島港再一次響起了日本海軍的軍樂聲，又一艘滿載掠奪物資的日本軍艦即將離港。甲板上，耿諄第一次聽到了這耀武揚威的聲音。他原本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六十四師一九一團的上尉連長，在洛陽保衛戰中受傷，被日軍俘虜，隨後四處輾轉。他也不清楚這一次又會被押送到哪裡。
耿諄此次的同伴是300個從各地集中來的中國戰俘。耿諄老人回憶說：「和我一起去的那些戰俘，分成三批 ，第一批300人，第二批可能是600多一點，第三批大概是九十幾個人，合在一起是一千多人。」在這一千多人裡面，既有50多歲的老頭，又有十二三歲的兒童，他們是河北抗日根據地兒童團的小戰士。
除了偶爾的嘆息聲，人群中一片寂靜。就在船要起航時，難友中間突然一片騷亂。耿諄和難友們聽到消息，他們將要被強制押送到日本做苦工。誰都不願客死他鄉，他們想反抗，但手無寸鐵，眼前只有殺氣騰騰的刺刀和茫無邊際的大海。
當過連長的耿諄，幾乎是難友中軍銜最高的，他成了隊長，也成了大夥的主心骨。可現在，他自己心裡也沒底。海浪在翻滾，難友們的心也在翻滾，他們沉鬱地注視著轉瞬即將離開的祖國，跪倒一片。
據耿諄老人回憶，實際上，當時跟他一起的那一千多名戰俘，真正到達日本國土的只有986人，其他人都在途中死去，屍體被投到了海里。
《華人勞務者就勞事情調查報告書》 記載了這樣一段文字：
戰時被劫往日本去的中國戰俘勞工究竟有多少？有中國學者認為大約有226000千人，也有人認為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當軍艦抵達日本下關碼頭時，所有的戰俘只有一個信念：一定要活著。
當他們踏上陌生的土地時，唯一的願望就是活下來。不僅僅是他們，活著是每一個戰俘的信念，他們沒有選擇在被俘之後殺身成仁，但他們卻有足夠多的活下去的勇氣。看看這些面孔，他們的臉上絕沒有求生的低媚，只有活著的堅強。
耿諄和他的難友們，也要活著。
耿諄和這一千多戰俘一起，被押到日本秋田縣花岡的銅礦。銅礦里的污水必須排出去，需要挖排污暗水道。這是耿諄他們來到日本以後做的第一個活兒，難以想像的苦難剛剛開始。對於當時的情形，耿諄記憶猶新：「這條溝要挖兩米深，一般挖到一米深的時候，就看見水了。所以，在挖那剩下一米的時候，成天在水裡站著，下大雨也不停工。」李鐵鎚是跟耿諄一批的戰俘，他說：「冬天也站在水裡幹活，水很深，把腿都凍壞了。我的腿現在殘疾了，就是那時候落下的病根兒。」
花岡是一座一百多米高的山岡，山上長滿了松杉。中山寮在距花岡一公里左右的遠離人煙的山裡，是日本企業鹿島組為驅使外國勞工設置的收容集中營。耿諄和難友們是從中國押往日本的第22批中國戰俘。
日本人強制中國戰俘每天做工，開始是12個小時，後來慢慢增加到13、14小時，到最後變成16個小時。花岡銅礦的監工大多是從中國戰場負傷回國的日本士兵，他們已經失去了理智，對中國戰俘用盡殘酷的折磨手段。
耿諄老人說：「他們對我們連打帶罵。有時候還取笑中國人，把中國人打昏了，又用涼水潑醒。他們吸著煙，就用煙頭燙我們。」孟連琪也是耿諄的難友，他說，因為他們聽不懂日語，經常是聽不懂日本士兵讓他們幹什麼，就這樣，也會招致一頓毒打。
從事重體力勞動，又要時刻忍受日本人的折磨，這已經讓戰俘們的日子生不如死。日本人把做罐頭剩下的蘋果皮和蘋果核擠成渣，做成橡子面饅頭，這幾乎成了他們唯一的食物。李鐵鎚說：「橡子面饅頭吃到肚子里根本頂不住事，吃了很快就消化完了。」然而，即便是硬如石頭的橡子面饅頭，每天也只供應兩三個，許多人甚至開始吃草，病餓而死的戰俘每天都在增加。
艱苦的生活幾乎使他們活不下去，飢餓使他們變得骨瘦如柴。因為只剩下骨頭了，所以被日本人打也不覺得疼了。但這種因為骨瘦如柴而碰巧得到的一點點小「幸福」卻也很快就失去了。日本人換了一種摧殘他們的方式：用燒紅的鐵塊往戰俘身上烙。
1944年的冬天，花岡出奇的冷，難友們沒有棉衣，有時支撐不住就跌倒在冰天雪地里了。李鐵鎚說：「冷得頂不住了，就弄了點洋灰袋子紙裹在身上禦寒。監工一聽到洋灰袋子紙響，就把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