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瓊——時為新四軍十二中隊情報部機要員
周淑玲——時為抗聯第三軍四師三十二團衛生隊長
李在德——時為抗聯第三軍及第六軍戰士
劉 御——時為山東縱隊後方醫院二所所長
李特特——中國婦女運動領導人之一的蔡暢之女
蔡 轉——中國婦女運動領導人之一李一純之女
一直想說說關露。
網上關於關露的文章不少，不知道關露是誰的人更多。
人生充滿偶然性。
假使關露沒有來到上海，假使她來到上海沒有加入組織，假使她加入了組織但沒有發生抗日戰爭，那麼很可能，關露將作為女詩人在中國文壇留名，就像當年跟她齊名的張愛玲和丁玲一樣。
可惜人生沒法假設。
關露來到了上海，加入了組織，趕上了戰爭，於是她變成了一名戰士，雖然她未必具有那樣的素質。在本質上，她依然是一位浪漫的、溫柔的詩人。
打入76號魔窟的那幾年，她的人生充滿兇險。危險不僅在於被敵人識破真相，還在於她有可能被自己人幹掉。畢竟，秘密工作都是單線聯繫，即使在黨內，知道她真實身份的人也寥寥無幾。生命處在危險之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當作漢奸羞辱，這是她最真實的處境。可是，她別無選擇。
抗戰勝利後，她的身份依然不能暴露，當國民政府將她視為漢奸，組織便安排她去了解放區。但即便在解放區，她還得戴著大口罩。
假如，在往後的日子裡她的貢獻能被公開承認，她的犧牲能夠得到人們的尊重，（這一切都是她應得的），她能夠有一個完整的家庭，當一個普普通通的妻子、母親。那麼……
那麼或許作為一個後輩，我就不會如此放不下而一心一意想要描述她。
人生到底有沒有選擇？一切是否都是註定的宿命？
所謂「紅顏薄命」，用在關露身上，都顯得輕佻。
放不下。
因為尊敬，因為憐惜，因為憋著一口氣。
距離關露離世，時間過去了28年，28年不算太久，又足以淹沒真相。
比如為什麼在獲得平反的1982年，她選擇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無權揣測，甚至不忍探究。
公正來得太遲，心已經不能康復。
傷病的折磨讓人渴望解脫。
或許真正殺死她的是對愛情無盡的追念。
那段愛早已失去，可是成了她在艱難歲月里唯一溫暖自己的念想。
當一切苦難結束，對愛情的幻覺轟然坍塌。
假如，當年他為了愛情堅持與她結合，那麼她的後半生是否不至於如此凄涼？
可是沒有假設。他對組織的忠誠程度註定他勢必做出那樣的選擇。
註定他留給她的只是那一張相片。
還有相片背後那句愛的誓言：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
這張相片，還有那個塑料娃娃伴隨著關露走完人生最後的歲月。
塑料娃娃永遠不用長大。
永遠不需要知道這些辭彙：溫暖，關愛，忠誠，犧牲，冷漠，誤解，屈辱，絕望……
假設只能是假設。
真相已隨時間無情淹沒。
或許，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遺忘。
記住這個名字。
記住所有為信念做出的犧牲。
記住她寫的歌：春天裡來百花香，遇見了一位好姑娘……
李瓊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留下了7個兒女和還不完的債。在李瓊的童年記憶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母親的眼淚。她說：「一到年底就發愁了，那個時候沒有手電筒，鄉下人討債都是提了一個燈籠，債主們就提了燈籠到各家來討債的。他們辱罵我媽媽厲害得很，不是一般的討債，罵、拍檯子，什麼都來。我媽媽只有哭著求他們。」
1937年抗戰爆發，鄉下變得不再安全。
李瓊回憶道：「日本人首先要搞的是花姑娘，所以我媽媽急得不得了。我正是十七八歲的時候，怎麼辦？」情急之下，母親帶女兒投奔了在上海當大老闆的弟弟。舅舅把她留了下來，讓她服侍他的女兒：看病、讀書、陪玩。舅舅家的生活很舒適，可是李瓊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她拚命想出去。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了上海慈善難民收容所要招收義務教員的消息，偷偷地報了名。
1939年李瓊離開舅舅家，到難民收容所教書，也就是教難民所的小孩識字。像李瓊一樣的教員們吃的飯跟難民們一樣，都是在民生食堂裡頭煮好了，用卡車送過來的。李瓊說：「飯裡頭可以說石子、泥塊什麼東西都有。當時也沒有工資，所以叫『義務教員』。」
在難民收容所教書的李瓊覺得明天有了希望。「成天地唱歌，唱什麼呢？唱抗日歌曲，我就顯得特別高興。」李瓊說。收容所里有不少地下工作者，1940年4月，有位同事找到李瓊，不久後介紹她加入了組織。李瓊清晰地記得，那天，他們挑了個星期天不上課的時候，借用一個小學的課堂，走完了入黨的程序。當時只有李瓊跟那位同事兩個人，他講一句，李瓊跟一句，這就算入黨宣誓了。入黨以後，聯繫李瓊和派給她工作的也始終是這一個人。
頻繁跟上級接頭，把李瓊鍛煉得很機靈。接頭時，如果時間長了就到公園裡去，短了就在馬路上講幾句。李瓊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去一家日本人開的紗廠開展工作。李瓊回憶說：「剛剛去的時候，我們只能老老實實當工人，因為事情怎麼做都不懂，都還要有人來帶我們。日本人的管理非常嚴苛，下班出廠都要搜身，女同志甚至月經帶都要查，他們怕是假的月經帶，實際上是帶了紗布出來的。」
在這樣嚴苛的管理監視下，工作很難開展，而且，當時李瓊還因為看不慣女工們對日本人的懼怕和順從，覺著自己的工作更沒法開展。她說：「女工都是擦了口紅，擦了粉，有的還穿得漂漂亮亮的，打扮得妖里妖氣的，我覺得她們很落後。」李瓊將這個情況報告給了組織，組織上就開始給李瓊做思想工作。組織上的同事說，這些女工也是被迫的，她們必須保證自己很漂亮，不能顯出臉很憔悴，年紀很大和臉上有皺紋，否則，就要被開除了。在那樣一個動蕩的年月，能有這份工作，對女工們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年輕的李瓊慢慢摸索著找女工談心，很快就發展了兩位女同志加入組織。
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棉花無法進口，紗廠關門了。只有初中文化的李瓊四處找新的工作，但是卻非常艱難。
1943年，經組織同意，李瓊暫時回到了舅舅家裡，晚上去寄宿學校讀書。每天晚上就成了她宣傳工作的時間，只要碰到女同學，她就開始跟她們宣傳婦女解放，宣傳抗日。
單純的姑娘熱情地宣講著抗日救國，絲毫沒有留意周遭的情況，沒過多久，她接到一封信。對信的內容她至今記憶猶新：「信是寄到我舅舅的商店裡面的，信里放著一個子彈殼，信上說，你要老實一點，再不老實，當心給你吃『花生米』。」看到這封信，小李瓊感到很害怕。
寄宿學校暫時不能去了，姑娘陷入了苦悶。她需要振作精神，重新出發。
有一天，上級忽然來找她，他們要到解放區去了，問李瓊要不要一起去。一聽到可以去解放區，李瓊求之不得。「我多麼想去啊！在這裡偷偷摸摸地生活，我也過不下去了。」於是，李瓊跟戰友們喬裝出發，經過一路顛簸，終於在1944年7月，從上海來到了蘇北解放區。
組織上很信任李瓊，經過短暫培訓後，她被分派到了情報部做機要員，這個工作當然是保密的。「保密到什麼程度呢？像我在十二中隊，如果星期天要到別的隊去找其他同志，一定要兩個人，不可以一個人，而且不可以隨便在哪個地方過夜。不管多晚，一定要回來，這是兩個規定。第三，我們跟新華社、城工部都是隔壁鄰居，但我們這些同志之間也絕對不許互相講工作的事。」李瓊說。
李瓊負責整理從上海和南京傳遞過來的情報。得到一批材料，處理的時候，要先把它翻譯過來，如果是很小的字，就要用放大鏡來看，然後把它抄下來。這其中自然也有關露提供的情報，李瓊知道她的名字，可是沒見過面。
在緊張的工作當中，李瓊遇到了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姻緣，對方是朝夕相處的同事，他是李瓊的領導，叫揚帆。揚帆很喜歡跟李瓊聊天，工作之餘，他總是關心李瓊，他經常說：「小李啊！你又在想媽媽了吧？又想家了吧？」揚帆總是以這樣的方式，希望能跟李瓊多說說話。「我那個時候非常天真，對這個領導比較信任了以後，我就什麼話都講了。」單純的姑娘顯然不夠敏感，直到有一天，她尊敬的人說出了一番話。揚帆說：「小李，我喜歡你，你感覺到了嗎？」面對突如其來的表白，李瓊並沒有太多的興奮和喜悅。揚帆是大學生，而自己只是個初中還沒畢業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