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柏——時為第十集團軍八十六軍七十九師戰士
餘羨貞——時為第三戰區第六重傷醫院護士
譚崑山——時為七十三軍作戰參謀
李維英——時為八路軍一二〇師獨一旅二團文化教員
李玉茂——時為八路軍冀中軍區一二一師連長
劉 御——時為山東縱隊後方醫院二所所長
老人孫英傑回憶說，台兒庄戰役結束後，那裡全是一片一片的屍體，黃色衣服的日本人，灰色衣服的自己同胞，滿眼望去，看不到頭。那時天很熱，部隊怕屍體腐爛會帶來瘟疫，於是調來大量的消毒藥水，在戰場消毒。
《天使》講的就是戰地醫生的故事。這裡的天使，不禁讓人聯想起《黃河絕戀》裡面那個從女大學生轉變為八路軍護士的安琪。在那個烽火連天的時代，動蕩的國土早已放不下書桌，無數青年學子為保家衛國，都義無反顧地投筆從戎，對於女學生來說，從事醫護工作則是常見的選擇之一。
1939年，一個剛剛畢業的小護士被分到了第三戰區的重傷醫院，後來，她回憶說，那裡每天都有鋸手鋸腳的，她很害怕。但是沒過多久，小護士就適應了這種生活，她主動接近傷員，給他們唱歌，還替他們給家裡寫家信，傷員們都盼著重返戰場，但可惜，他們中的很多人無法再回戰場了。
小護士回憶說，醫院的山背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墓地。
醫生與傷患之間的故事是最能打動人的，尤其是在戰場上。有個擔架兵回憶說，忻口會戰，他在前線抬擔架，看見營長負了重傷，就過去抬，營長說別管我，還有比我傷更重的，他又去抬傷更重的，結果傷員說，別管我，還有比我傷更重的。如是幾次，擔架兵的眼裡已經全是淚水。
做這個專題的時候，最難的是找不到全面的抗戰時期戰地醫療的資料：照片，影像，還有數據。我們除了那些援華的外國醫生，找不到自己同胞，那些中國戰地醫生的名字。
他們是戰場上的天使，但有太多太多人沒有留下名字，等到我們想起他們的時候，卻都不知道從何說起。
這是我心中的遺憾，也增加了做片子的難度。松山戰役的時候，日軍的記錄里記得很明白，哪怕是一個獸醫，都記得清清楚楚。可我們卻找不到自己人的名字。
後來，組裡買了大量的圖書，其中有一本是1936年出版的《軍醫手冊》，書很小，很舊，裡面已經痕迹斑駁，翻著這本書，心裡突然有一種很難過的感覺。不知道當年看著這本《軍醫手冊》的醫生是否從戰場活著回來，他後來過得怎麼樣？
1940年2月17日這一天，時為第十集團軍八十六軍七十九師戰士周良柏經過了一場槍林彈雨的戰鬥。從那一天起，他永遠失去了一隻胳膊。
當時兩方面的火力都對準了一座橋，單單是雙方面火力相對已經僵持不下，必須要人衝上去了，步槍已經不大起作用了，都是機槍掃射，一場槍林彈雨開始了。衝上石橋的周良柏被日軍子彈擊中，倒在了石橋上。對受傷時的情形，周良柏記得清清楚楚：「受傷的時候，開始自己不知道，就是麻了一下子。」轉頭去看自己的傷口，發現子彈並沒有打穿自己的胳膊，因為根本找不到出口。他心想，遭了，子彈在裡面沒有出來！「血一涌，心裏面講不出的難過，究竟怎麼難過，我現在也交代不清楚，就是感覺很難過，把袖子抓住，手一松……全身都是血。」
在日軍的瘋狂掃射中，戰友把周良柏拖下了戰場，送往醫療隊。當時，擔架已經沒有了，醫療隊的人找到一個藤椅，用梯子紮起來，就做成了擔架。那時候，每一團只有一個醫療隊。醫生用橡皮管子把周良柏受傷的胳膊扎住了。止住血以後，因為他傷勢嚴重，醫療隊為他做簡單的處理後，就將他送往野戰醫院了。周良柏說，師里有個野戰醫院，因為沒有房子，就是隨便走到哪裡就臨時搭起來的，所以叫「野戰醫院」，其實就相當於收容所罷了。
由於前線源源不斷地送來大量傷員，被送到野戰醫院的周良柏來不及被救治，就又被送往宜陽的後方醫院。傷口的疼痛折磨著他的神經，使他每天都要和疼痛做著激烈的鬥爭。一個星期後，他被送到了宜陽，但已經錯失了最佳治療時間。周良柏說：「在那個時候，重傷就是死亡，輕傷也變成重傷，我這個傷是不輕不重的傷。到底關節和血管都被打斷了，但生命還是保留下來了。」
抗戰期間，有很多像周良柏一樣的戰士，他們衝上戰場受了傷，卻因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再也無法返回戰場。那時，由於戰線過長，中國軍隊的藥品以及後勤補給嚴重缺乏。而現代戰爭中，正面戰場作戰拼的不僅是戰爭意志和武器裝備，更是後勤與醫護。
周良柏記得那個時候他們身上全是虱子，衣服換下來了沒辦法洗，就把臟衣服放在一邊，換上別的衣服，等到換上去的衣服又髒了，就又把脫掉的臟衣服換上來，輪流穿著臟衣服。戰士們穿著臟衣服衝上了戰場，他們中的很多人沒能再回來。非戰鬥性減員成了抗戰期間各部隊醫療人員面對的最大問題。
余慕貞當時是第三戰區重傷醫院的一名護士，她記得每到一個醫院，都會看見山上有好多墳墓，一大片一大片的，都是在戰爭中死掉的傷病員。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好多人她都不認識，但是遇到知道名字和家鄉的，她都會給死傷人員的家屬寫信。
1943年，七十三軍 作戰參謀譚崑山被送到了後方的傷兵醫院。在常德保衛戰 中，一塊彈片插進了他頭頂右後方的位置，傷口感染了，高燒四十多攝氏度，情況已經非常危險。
膿血淤積在譚崑山的傷口裡，負責看護譚崑山的看護長見狀，做出了一個令譚崑山意想不到的舉動：
看護長拿來一個大號漱口杯，竟然開始用嘴直接對著譚崑山的傷口，一口一口地吸裡面的膿！吸一口、吐出去，然後猛喝一口水漱口，又接著吸吐、漱，這套動作，她反反覆復地做……直到傷口中的膿血徹底清理乾淨。看護長當日的驚人之舉，讓譚崑山的傷勢很奇蹟般地得以控制。
譚崑山老人回憶起這件事，眼裡閃著淚光，說：「我看了心裡好難過，我親人都沒有那樣對過我。」在譚崑山看來，這位看護長已是他最親的親人，而這件事，也讓這個叫戴新華的看護長，成了他心裡永遠的感動！
譚崑山後來知道戴新華看護長對哪個傷兵都很好，傷兵都親切地喊她戴姐。戴姐口琴吹得很好，天氣好的時候，她就會把傷員們帶到湖邊，然後吹起口琴給他們聽。靜靜的湖面，悠揚的琴聲，那顆被戰火所累的心也似乎可以安靜下來。
譚崑山傷愈後，還經常會想起那位看護長，他總想回去看看她。過端午節的時候，譚崑山腌了鹽蛋，又拿了粽子，要去感謝看護長和護士們。然而，譚崑山沒有找到那位看護長，等待他的是一群神色悲傷的護士。「一到那裡，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那幾個看護長和護士都是很悲哀的樣子。」譚崑山說。幾個護士告訴他，戴姐被炸死了。這個消息，對譚崑山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原來，有一次日本人的飛機來了，所有傷員被疏散到山裡，但是還有六七個腳傷了，走不動。面對這種情況，戴新華毅然決定堅守下來，陪著那些不能離開的傷員們。結果，日軍的一個炸彈把土砌的房子炸垮了，看護長沒能逃出……
年輕的看護長在日軍的轟炸中獻出了她寶貴的生命，聽到這個消息的譚崑山久久說不出話來。他為大姐豎了一塊碑，然後帶著滿腔的悲憤返回了戰場。
戴新華只是抗戰八年中一名普通的醫務工作者，還有很多像她一樣的天使為了挽救傷員而去世。稍微值得慶幸的是，從譚崑山的口中，我們至少知道了她的名字——戴新華。
根據抗戰時期《保盟通訊》 所做的一項調查，按當時中國一線部隊人數計算，至少應配備30000名合格的醫生，然而實際情況是，只有醫生6000名。治療是一種悲劇性的努力，因為幾乎無葯可給傷員。在中國西北地區，僅有60%的傷員能得到醫治，陝甘寧邊區的醫生，4人合用一副聽診器，3支針管要給60位病員打針，外科手術用的橡皮手套，破了補，補了破。
李維英當時是八路軍一二零師的一名文化教員，他清楚地知道抗戰時期的醫療條件有多差。「雖然是野戰醫院，但是沒有女護士，都是男護士，就連男護士也不多；醫生更不多，傷員太多，顧不過來。總之，就是缺醫少葯。」當時八路軍的醫療水平相對更加落後，許多傷員只能寄放在老鄉家裡養病。
1939年3月，傷員李維英被兩個老鄉抬著送往野戰醫院，由於路途太遠，深夜他被寄放在小山村一戶老鄉家裡。進屋以後，擔架被放在了一個柜子上，李維英迷迷糊糊地昏睡過去。半夜，他醒了，看到屋裡黑黢黢的，只點了一盞小油燈照亮。他恍恍惚惚地聽抬擔架的老百姓講：「看樣子明天送不到了，恐怕他今天晚上就要咽氣了。」送不到了，怎麼辦呢？這時，就聽見一個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