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鍾英——時為中共上海地下電台報務員
方 曉——時為中共上海浦東工委偽軍工作委員會委員
唐 路——時為新四軍軍部偵查二科交通員
何 犖——時為中共華中局情報部交通員
丁公量——時為中共浙東區黨委敵偽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王芸彬——時為國民黨軍統「抗日殺奸團」河南新鄉工作組組長
彭望緹——時為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駐上海情報員
我確實難以表達對抗戰老戰士的真實情感，說感動、振奮，並不是最真實、最迫切的。
說實話，看著老戰士們輕鬆地、甚至沒什麼表情地回憶著70年前那些驚心動魄的親身經歷時，我很難身臨其境。
這不是冷血，而是一種歲月磨礪之後的細節缺失，以及經歷上缺乏共振，所帶來的情感閥暫時關閉狀態。
情感閥暫時關閉了。於是，我只能用一個匠人的心態，把故事做到好看。
這是一個追求收視率的時代，是一個希望你能安靜地坐下來，不嗑瓜子、不上廁所、不聊天，將我的故事看上10分鐘的時代。
可是，耄耋老人們超慢的語速、慵懶的身姿，偶爾斷篇兒的尷尬，都跟一個故事想要的效果格格不入。
於是，我必須把故事做好看了。用各種手段——音樂、音效、快速剪輯，讓老人平靜的講述，忽然變得讓人揪心。
要是能回到70年前，手裡還有台攝像機，我一定要跟著這些老戰士，去拍下他們的戰鬥情景。
我特想知道，他們嘀嘀嘀發報的時候，是一種類似於辦假證的躲避警察的心態，還是明天就可能犧牲的心態？他們手裡攥著左輪槍在街角等待一個日本軍官時，那盞街燈是不是像電影情節般地閃爍著？
我就是想知道，「當時到底怎麼回事兒？」
然而，因為我70年前不在現場，所以無從知曉了。
當然，因為70年後我敬業的演繹，讓無從知曉的這一段，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在整理的過程中，我偶爾會泛起惻隱。很奇怪，不是為這些老戰士們感動，而是常常想起他們身影后的那些老百姓，忽然就有種想哭的感覺。
這期《潛伏》中，因為暗殺「北」大校而受到牽連的黃包車夫，在暗殺發生後逃跑了，後來被日本人逮捕，嚴刑拷打，並將他的妻子和兒子帶到他面前，給他最後一個交代的機會。
遍體鱗傷的黃包車夫當然還是無從回答，於是，日本人放狗咬死了他的小兒子，並槍斃了他們兩口子。
看筆錄的那一刻，我的情感閥空前開放，不能平靜。
只是，這些細節，在故事裡沒有放大，因為無關宏旨。
但是我想，如果我能，我要拿起攝像機，去拍一拍在暗殺發生前，車夫一家三口毫無危險徵兆的平靜生活，留給今天的自己一段真實的素材——一段令所有音樂、音效、剪輯技巧蒼白到無恥的素材。
抗戰時期，始終存在著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國共兩黨的地下抗日人員，在各自的潛伏崗位，秘密注視著形勢發展，伺機而動，通過種種特殊手段，完成了對敵情報搜集傳遞、物資運輸、策反、破壞乃至暗殺行動。
今天位於上海的黃陂南路710弄，民國期間叫做貝勒路福煦村，這裡有一幢不起眼的三層小樓。1940年8月至1942年8月，有一座秘密電台架設在這裡，與延安和中共華中局保持著通訊聯繫。報務員葉鍾英、張志申，以學生身份做掩護，在這裡從事著秘密工作。
葉鍾英和張志申收發情報都是在晚上，他們將發報機隱藏在樓梯的夾層里，每天深夜3點準時將電台取出，收發情報。收發情報時，他們用黑布把窗子蒙起來，因為機器都擺在地上，人也就坐在地上。長期這樣的工作，葉鍾英的身體開始吃不消了，但是，每天晚上必須得等到3點鐘，而且，必須得坐著等到那個時間，不敢睡到3點，怕睡過了。葉鍾英的媽媽心疼女兒，於是主動承擔起叫醒女兒的工作，這樣，葉鍾英每天還能先睡一會兒，到3點之前，母親會準時叫醒她，開始工作。
葉鍾英和張志申將發報機隱藏在三樓樓梯最上一級的夾層里。每天深夜，這座電台都會準時收發情報。來往電報稿由葉鍾英與譯電員約定在公園、電影院或馬路邊秘密交接。
1942年，葉鍾英在工作中，感覺到一絲異樣。她突然聽到咕嚕咕嚕的響聲，知道有人在偵查他們。另外，她還看到窗外有人在朝天線看。於是，她立即向領導反映此情況。葉鍾英老人說：「那時是潘漢年來做決策，他決定讓張志申一個人留在那裡，讓我去另外一個地方。於是，我就從那裡撤走了。」
葉鍾英走後，張志申在牆面上開了一個洞口，作為藏發報機的暗室，洞口外糊上牆紙，挨著洞口放只茶几，茶几上放上熱水瓶和茶杯。葉鍾英老人說：「那所房子是木板的，按茶几大小開了一條口，把木板取下來，機器就可以放到裡面去了。」
夜深人靜時，張志申移開茶几，拿出耳機、電鍵，把天線接上，繼續通報著情報、信息。與此同時，日本人也在利用特殊設備，搜尋著從福煦村發出的電波。
1942年夏天的一個深夜，張志申緊張地收發著電報，一樓突然傳來敲門聲，他迅速將設備藏進暗室，上床裝睡。四五個日本便衣憲兵，衝進了屋子，其中一人身上還背著儀器。日本憲兵一進屋就到處搜，可是什麼也沒有搜到。當時街上已經有很多人在圍觀，日本人搜不到證據，也不好把人帶走。他們只好讓張志申繼續睡覺。在以後的日子裡，日本人一直都在跟蹤張志申。葉鍾英老人說：「好久以後，日本人也放鬆了，因為每次都搜不到什麼東西。」
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盧灣區範圍內，現已發現曾有6個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電台。其中，曾在今黃陂南路148號的電台工作的李白，就是影片《永不消失的電波》的故事原型。
抗戰期間，上海的多個地下電台，都在用電波遠距離傳遞著消息，與此同時還有大量地下交通員，用雙腳實現著情報的傳遞。那時，還有一些小通信員，他們都是孩子，男的女的都有。小通信員進出敵人的封鎖線很容易，敵人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方曉當時是中共上海浦東工委偽軍工作委員會委員，他說：「我們這些工作，如果說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那是因為我們的交通站、我們的政治交通、我們的小通信員做了很大的貢獻。」
1943年，年僅13歲的唐路，就已經是新四軍軍部偵查二科的一名交通員。在上海，本來有一個情報小組，後來變成兩個情報小組，唐路就負責聯繫這兩個情報組。唐路老人回憶說：「我在書本裡邊做夾層，把情報夾在書裡邊。有時情報是紙條，就可以放在皮帶里、鞋子里、帽子里，這些地方都可以作掩護。」因為唐路年紀小，敵人就不太注意，他曾經進出揚州、鎮江很多次。
同年被分配到華中局情報部工作的何犖，也是交通員當中的一員。交通員的工作很辛苦，何犖老人說：「來去大體上是300里，生過疥瘡，身上都是虱子，屁股拱起來雪白雪白一大堆。腳上不知道起過多少泡，一雙襪子跑三次就破掉了，還不能穿破襪子，穿破襪子跑路容易磨掉皮。怎樣才能不讓敵人懷疑呢？社會化、群眾化，要把這兩個表演好，才能淹沒在群眾的大海之中。」
1943年夏天，何犖攜帶一包密封文件，從淮南根據地出發前往上海，沒人知道那包文件是延安的「整風文獻」。為了防止敵偽盤查，何犖的上級潘漢年，用工整的楷書在文件信封上寫上「南京國民政府上海特工總部武君國親啟」，下款則寫上「鎮江特工站」。
據何犖回憶，那一次，潘漢年是假作寫給上海的武君國，他還想在信封下面寫上「年」，因為潘漢年過去的化名叫「老年」。何犖老人說：「潘漢年當時對我說，你拿去好了，如果出毛病，也交給武君國算了，反正文件也沒什麼秘密了。」何犖拿著這包密封文件，想辦法避過一些可以繞過去的大站或碼頭。何犖老人說：「比如到了江邊，我不乘輪船了，我乘小筏子，在金山上岸，把這個東西放在偽軍的報紙里，帶到上海。」
這樣一路避過盤查，順利到達目的地的行動，遠遠不止一次。
何犖老人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如何動腦筋避過敵人的檢查。有一次，上海的上級把一卷膠捲放在手電筒里交給何犖，那是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文件。何犖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他不僅帶著藏有密件的小手電筒，而且自己又買來了兩個新電筒，三個電筒放在一起帶著。何犖當時想：「萬一敵人檢查到了，我可以講是晚上照明用的，如果認為我帶得太多了，我可以把兩個送給他們。」結果，何犖預想的這個情景還真的發生了。敵人檢查時，對何犖說：「你帶這麼多也沒用。」於是，何犖說：「這樣吧，你們也辛苦，這是違禁品，我也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