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川——時為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重機槍連機槍手
楊養正——時為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一連一排排長
對於王文川來說，歷史是一條長河！
河那邊，1937年的炮火聲猶在，困守四行倉庫的數百條漢子決心一死；河這邊，北京二環路一棟破舊的房子里，嗚咽的口琴聲斷斷續續，行將就木的老人只剩下一個孤獨的背影。
如果把兩種聲音做一個詮釋，那這交織在一起的旋律就是一段跨越70年的交響曲。這聲音讓我變得沉默。
人生總有荒謬之處，活著並不意味著幸運，死去也不僅僅只是悲劇。
從在堅守四行的第一刻起，「八百壯士」們就抱定了血戰一死的決心。團長曾在四行倉庫的牆壁前，用一根木炭寫下自己的遺書：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我們存在一天，決與倭寇拚命到底。
這一刻，他們無懼無畏！
然而，命運給他們的人生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他們活下來了。
我固執地認為，如果這一刻他們戰死了，那他們將是一群勇敢的人；如果他們選擇活下去，那麼他們將是一群偉大的人！因為他們每個人都知道，活下去的屈辱與艱難。勇敢與偉大，在這一刻需要更多的勇氣做出決斷。
作為「八百壯士」中的一員，王文川和他的戰友們一直在堅持活著。在1937年的炮火中堅持；在孤軍營與日軍的抗爭中堅持；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荒島上堅持；甚至在解放後的新社會裡、在「文革」的熱潮中、在開放後的人情世故下堅持，然後一個個的離去，又一個個的被遺忘。
這是個讓人難以面對的事實，卻又如此的清晰可見。
王文川一直在隱瞞，隱瞞自己的身份，隱瞞過去的歷史，甚至是面對自己的子女。他沉默寡言，脾氣古怪，性格暴躁不近人情。
為什麼？
我一直在尋找這個答案，王文川的長子王家賓也在尋找。當王家賓攙扶著自己年邁的父親再次回到四行倉庫時，哭倒在團長謝晉元雕像前的父親已經告訴了他答案。而即便是了解了「八百孤軍」的前前後後，我依然沒有找到答案。
在節目即將完成的時候，2009年12月7日凌晨2點30分，王文川帶著他的口琴聲，帶著對老團長謝晉元的無比思念，帶著將近70年的永恆記憶，帶著再去四行倉庫的最後願望，永遠地告別了。
我知道我一定會聽到這個消息！但這一刻我並不悲傷。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橋機場與中國守軍發生衝突後被射殺，日軍隨機以此為借口向上海增兵。
8月12日，調集淞滬的日本軍艦已達30餘艘，海軍及陸戰隊15000人。與此同時，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率八十七師、八十八師 ，到上海楊樹浦及虹口以北布防，戰爭一觸即發。
8月13日上午9點，日軍陸戰隊的一個小隊衝進上海橫濱路寶興路地段對中國軍隊開火。零星的戰鬥持續到晚上，第二天一早，國民政府發表《抗戰自衛書》，宣布中國絕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當天上午，中國軍隊主動發起了進攻。
淞滬會戰爆發。
此次會戰，國民黨投入了包括德械師最精銳的三十六師、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在內的所有精華。這是中日軍隊之間的首次主力會戰，也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戰役，交戰雙方總共投入近百萬兵力，在3個多月的時間內激戰於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王文川 跟隨八十八師來到了上海，作為全副德式裝備的八十八師五二四團的一名重機槍手，這一年，他19歲，當兵滿4年。
從1937年8月13日開始，他的手就再也沒有離開重機槍。
戰鬥打得激烈，國難當頭，曾經交戰過的各個派系的部隊握手言和，從不同的地方趕赴華北和華中前線。狹長的淞滬戰場上雲集了70多萬中國軍隊，幾乎調動了當時中國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滬戰場，沒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從全國各地倉促趕來的中國軍隊，全憑血肉之軀，經常整連整營地戰死。
這樣的戰鬥持續了70多天，但上海終究還是沒能守住。
1937年10月26日，中國守軍被迫轉移。攻佔上海城區後的日軍，先推倒了孫中山的塑像，隨後到處懸掛太陽旗，上海濃煙翻滾的天空中，唯獨沒有了中國的旗幟。
1937年10月27日清晨，一夥日軍沿著蘇州河邊一路搜索前進。下午2時，當日軍大部隊接近四行倉庫時，突然槍炮聲大響。原本以為中國守軍已經撤走的日軍頓時陷入混亂，留下了八十多具屍體倉皇退去。那一天，上海市民十分激動，因為四行倉庫里還有一支部隊留下了。
日本全面侵華後，國民黨政府即向國聯呼籲制止日本侵略。國聯建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及其他與遠東事務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參加的會議，調解中日衝突。
會議原定於1937年10月30日在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召開。蔣介石希望在上海無論如何要有一支部隊能夠守到那個時候。1937年10月26日，剛剛升任五二四團團長的謝晉元 接到任務，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命令他死守上海最後陣地，吸引日軍，掩護閘北地區友軍撤退。
位於蘇州河北的四行倉庫 ，因為高大堅固，並且緊臨公共租界，易守難攻，被選為留守部隊最後的陣地。26日深夜，團長謝晉元和營長楊瑞符帶著400多個弟兄，退守四行倉庫。
初到四行倉庫時，有英租界士兵詢問謝晉元帶多少士兵駐守，謝晉元為壯聲威答曰800人。
「我們團長給我們訓話，倉庫在你們在，倉庫不在你們就沒了。」聽了團長的話，王文川有些激動，團長都這麼說了，他也豁出去了。開始時敵人的攻擊比較猛，王文川說：「他一開始是猛攻擊，我們這三挺重機槍，還有幾挺捷克式的輕機關槍，一共五挺，打得他們抬不起來頭。」 但日軍很快站穩了陣腳，出動了大炮戰車，不分晝夜地進行波浪式的攻擊，一場生死搏鬥開始了。
王文川說：「可是我們也不怕，他那一動，我們就發動重機槍『嗒嗒嗒』，一帶就是250發。」當時，團長謝晉元經常身上帶著左輪槍，趴在地上檢查。「謝團長就怕我們不打，誰要是不打，掏出槍就斃你，那沒說的。」
在四行倉庫旁邊的3間磚瓦房上，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一連一排排長楊養正帶領他的弟兄們用手榴彈專打坦克，封鎖敵人的衝鋒線路。看到坦克被打壞了，惱羞成怒的日軍把炮彈投到了房頂上。那一次，楊養正的一隻眼睛被炸瞎了。
孤軍抗敵的士兵們打得很艱苦，進入四行倉庫的第2天，日軍就炸斷了倉庫的通水設備。倉庫里存有黃豆、綠豆、高粱等糧食，但為了不讓敵人找到目標，大家不敢生火，餓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槍筒子裝一點水來喝。王文川說，那時候沒辦法，但也不覺得餓。
謝晉元知道，自己帶領的這支部隊已經深陷到幾萬敵人的重重包圍圈當中，突圍已經不可能，他走到一面牆壁前，用一根木炭寫下了自己的遺書：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我們存在一天，決與倭寇拚命到底。
上海失守後，四行倉庫周圍插滿了日本侵略軍的軍旗。11月29日凌晨6時，一面青天白日旗在軍號聲中高高升起在四行倉庫樓頂。原來在28日夜裡，剛滿18歲的中國少女楊惠敏，穿越過橫飛亂舞的槍彈，給孤軍送來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沒有旗杆，臨時用兩根竹竿連接紮成；沒有音樂，只有一兩聲冷槍聲；沒有壯觀的場面，只有十幾位軍人肅立敬禮。在數萬日本陸海空軍圍困中，上海唯一的一面中國旗幟升起來了。
關於楊惠敏送國旗 的前因後果，在歷史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說法：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醫陳存仁的說法是：「當時租界是中立區，上海本地人、各國記者、商人都站在租界這邊隔著蘇州河觀戰，看著日軍對四行倉庫的國民軍狂轟濫炸，卻無法前進一步，十分欽佩。這時有個懂軍事旗號的人，自告奮勇向對岸的孤軍打旗號，問他們需要什麼緊急的援救物資，對方旗號回答『什麼都不要，只要一面國旗』。大家知道後，一時也無法送過去。忽然有一個女童軍叫楊惠敏的，用油布包著一面國旗，勇敢地跳下河去，冒著槍林彈雨泅水過了河，將國旗送到國民軍手裡。」
當時著名的戰地記者曹聚仁則說，楊惠敏是受國民軍指派將國旗由此通道送到了四行倉庫，並無任何冒險之處。
謝晉元之子謝繼民在《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一書中稱，採訪了楊惠敏本人後得出的結論是：1937年10月28日一個上午，和大部隊失去聯繫的四行孤軍用電話和市商會臨時辦事處通話，要求送一面國旗和補充糧、油、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