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越來越冷了，很多喬木都落光了葉子，露出醜陋的枝幹。
其實我很怕冷，每到冬天都喜歡回到阿曼德莊園，在周圍鋪著皚皚白雪的的林間漫步，然後坐在古老的壁爐前寫出一首首輕柔的小夜曲，等待著12月24日晚上的彌撒。
而現在我很難想像一個多月後的聖誕節自己會怎麼樣度過：我呆在巴黎，窗外是納粹的軍靴和步槍，火雞很難買到，黃油少得可憐，沒有象樣的禮物，甚至連聖誕樹都只能用不超過一米的小柏樹苗代替。雖然母親在我的身邊，可是另一個位置卻空了出來，本應該由我彈著鋼琴作為伴奏的甜美的女聲獨唱已經永遠不可能再有了，並且，我找不出可以代替的東西。
但是在我為此煩心之前，還必須操心該怎麼送走三位英國客人。他們住在廉價的公寓里，連門都沒出過，說話的聲音不能傳出兩米以外，但是這並非可以拖延一個星期的借口；誰知道秘密警察的臨時檢查什麼時候會上門。
好在喬治·洛克中尉他們是非常樂觀而且訓練有素的軍人，並未對此發出任何抱怨，也沒有什麼煩躁的舉動，這讓我很高興；甚至在我前去探望的時候，他們還客氣地跟我有說有笑。
「T''en……fais pas，t''en fais pas（法語：別介意）！是這樣說的對嗎，伯爵大人？」用生硬的腔調學著法語，有著中尉軍銜的大個子在我面前像個小孩兒似的撇下嘴角了，「啊，這真是太難了！」
「已經很不錯了，中尉。」我忍不住微笑到，「但是這樣想冒充一個臨時演員還是很勉強的。」
「我看我還是裝做啞巴好了。」
「這主意倒不壞，可為什麼一個不到二十個人的小小的流動演出組裡就有三個啞巴呢？」
查理·威爾遜下士和傑納德·班森下士輕輕笑出了聲，一點也沒給他們的長官面子。
我耐心地把這幾句簡單的話又重複了一遍，然後掏出口袋裡的紙遞給他：「請務必把我們這次的安排再熟悉熟悉——您和班森下士是我們的臨時演員，然後威爾遜下士則是道具師。我們會從巴黎出發，經過魯昂到勒阿弗爾，為達那德先生的的文藝沙龍做一次小型演出。如果接應及時，你們就能搭乘一隻到開普敦的非洲貨船逃到葡萄牙，再轉道回英國！但是如果在經過戈龍關卡的時候出了什麼岔子，就只能從特魯爾到第戎，偷越國境線到瑞士。」
「不能走維希政府的地盤嗎？」
「那邊接應的站點間隔太遠，非常危險！」我頓了一下，「而且，你們手裡有護照，到葡萄牙會順利一些。」
洛克中尉點點頭：「好吧，我們聽您的，伯爵先生。」
我叮囑他們不要停止練習法語，特別是在舞台上演唱的那三句和聲；雖然到時候人很多，可也不能被聽出口音上的破綻。他們向我作出了保證，我把護照放在桌子上，決定再跟弗郎索瓦商量一下細節。
我還是開著原先的那輛車，新換過的車窗玻璃很光潔很平整，皮革椅背上破損的地方也被我很小心地修補過了，現在完全看不出破綻來。但我每次握住方向盤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個晚上的情景——
凌厲的槍聲，破碎的玻璃，路人的驚叫，還有波特曼少校的把我撲倒時異常真切的體溫……我不能否認的是，他保護了我，並且為此負了傷！從這個事實來說，他可以算救了我一命，即使我沒有任何感激，也不能忽略他的犧牲。我看到他就那麼毫無防備地躺在自己面前時，在一瞬間幾乎就有殺掉他的念頭；可我沒有動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事實。
三天過去了，報紙上沒有任何關於這件事的報道，那麼證明少校果然做了淡化處理。但他的傷又怎麼樣掩飾呢？我不認為他還能像以前一樣若無其事地處理公務，露旺索的報告也表明他現在的一舉一動很吃力。
「……少校幾乎不外出，就呆在家裡或著辦公室。」他在昨天晚上告訴我，「派去監視的人都發現我們這位朋友好象生病了似的，臉色蒼白，總是很疲倦的樣子。他取消了不少的視察和審問活動，安排了大量的案頭工作，這和前段時間比起來顯得很不尋常……」
我詢問他是否在少校身邊見到了貝爾肯中士，露旺索回答說是的。
「他每天早上從軍官公寓里出發，然後來到少校的辦公室里做自己的事，有時候代替少校出去，除此之外他一直在他身邊。但我覺得他好象完全沒看到自己長官有什麼不對勁兒，平靜地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我幾乎可以肯定那位酒紅色頭髮的副官有問題——誰會對自己長官明顯的身體不適表現得那麼漠然呢？
如果開槍的人真的是他，他一定是要至我於死地。但為什麼他不藉助蓋世太保的手來對付我而要自己干呢？他要是真的懷疑我威脅到他的長官，第一反應應該是用正常的渠道來解決我才對，這樣成功的幾率也要大得多。
難道是為了保護少校的名譽？
那麼波特曼少校應該成為他的同夥才對，他沒必要冒著生命危險來保護給他製造危機的人。而且在事後他顯然是故意在掩蓋什麼，彷彿盡量把事態控制在最小的範圍里。按照他以往的性格，這可是深入調查的好機會啊！
這件事前前後後都矛盾重重，多想一想都讓我腦袋發疼。我按住額角用力揉了揉，此刻一個念頭閃電般竄過我的脊椎——
莫非，中士的行動是私人性質的？
我握著方向盤的手指一下子收緊了：對啊，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一切！
少校沒有命令他來殺我，所以他不能通過軍方來做這件事，而且也不能讓他的長官知道。少校沒有預料到部下的這次襲擊，因此才會負傷。
我在腦海中努力回憶那頭酒紅色髮絲下端正卻毫不起眼的臉，那張臉上並沒有任何狂熱的東西，但我知道第一次見面時它就沒有給我留下愉快的印象。如果他的個人行為可以達到這種程度，就不得不讓我產生新的懷疑；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車窗外的梧桐樹整齊地向後倒退，我心不在焉地慢慢開著車，滿腦子都是問號。
街道上蕭條的景象沒有什麼改變，我看到衣衫單薄的行人抱著紙袋急匆匆地趕路。寒風使人沒辦法在戶外逗留，但回到家裡也不見得有多少煤和木柴來升起壁爐。
兩個穿軍大衣、背步槍的德國士兵叼著煙捲在商店旁邊拉扯一個佝僂著身子的老人。我從他胸前黃色的六角星認出了他的身份——猶太人。
他們推搡他，強迫他低下頭，把他懷裡少得可憐的麵包弄到地上。老人臉上的皺紋彷彿更深了，但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默默地向這兩隻畜生行禮，然後撿起麵包離開，把些那噁心的笑聲留在身後。
我熄了火，看著這一幕在眼前發生，嘴裡泛出一股酸味——
佔領軍就可以如此！他們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任何事，沒有人能阻止他們的狂暴與驕縱，他們在這裡充當著主人的角色！他們的眼睛裡毫無例外地閃耀著一種優越感，還有不可一世！
唯一例外的大概就是波特曼少校了吧？
他也許永遠不會參與這一類的遊戲，只看著他的同胞們作威作福，然後露出嘲諷的冷笑轉過頭去，像觀賞一出拙劣的遊戲而顯得極不耐煩。為什麼我會在一年前把他簡單地看成一個劊子手呢？難道瑪瑞莎的死真的給了我一個錯誤的信息嗎？
我竟然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對那個男人懷著什麼樣的看法：如果我能夠單純地恨著他該多麼好啊……
回到家的時候剛好是中午十二點鐘左右，母親為我做了簡單卻無比美味的菜湯，我邀請露旺索一起進餐；他已經在客廳里等了我近半個小時。
「真是榮幸啊，伯爵大人，竟然能讓我嘗到如此鮮美的食物。」我的同志用半開玩笑的口氣說到，「我會好好氣氣弗朗索瓦，他每天都不得不容忍房東太太糟糕透頂的手藝。」
我告訴他或許直接把謝意再次向我母親表達還比較有意義。
「我當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先生。」
我們說笑著來到琴房，他替我關上門，拿出了口袋裡的東西。
「這是您要調查的東西，先生；關於海因里希·貝爾肯中士的資料。」
我接過那一張薄薄的紙，上面是用手寫體謄抄的東西：
海因里希·貝爾肯，1910年出生於德國柏林，沒有父母親的記錄，只說是1936年入伍，經歷平平，找不到任何可以讓他快速晉陞的功績。不過有一點卻很奇怪——他一直都跟波特曼少校處於同一個編隊。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巴黎，他們始終在一起。自從羅斯托克·馮·波特曼獲得了將官的階級以後，這個除了頭髮以外毫無特色的男人便開始擔任他的副官這一角。
這些表面的東西毫無意義，找不到任何實質性的線索。
我把紙摺疊起來放進內兜里，然後打開琴蓋：「謝謝你的報告，露旺索。我想即使再查一遍也不會得到比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