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全球經濟復甦，有人說，「好日子，回來了！」然而，一本諾查丹馬斯的書卻預言：「8月，太陽系九大行星和月球呈十字排列，處於十字中心的地球將接受末日審判。」
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新中國迎來成立50周年的大慶之年。
追求新奇和創意的《財富》雜誌適時宣布，享有盛名的財富年會將在上海進行。主辦者給年會起了一個寓意十足的口號：「讓世界認識中國，讓中國認識世界」。
很快，中國人明白了「讓中國認識世界」的真正含義。此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正在艱苦進行。而這場國際貿易領域的拉鋸戰，容易讓人聯想到歷史教科書上中美談判的場景——那時中方的主角是李鴻章。當時有人說，這是美國人在用談判來奪回他們在朝鮮和越南戰場上失去的東西。談判的火藥味很濃，唇槍舌劍就如同刀光劍影。原來，世界如此的分毫必爭。這一點，其實，中國並不需要重新認識。
秋天，45架跨國公司專機停在上海浦東機場，有美國RICH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羅伯特·里奇的「FAL900」，有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理查德·瓦格納的「灣流5」。他們的造訪是為參加《財富》雜誌的年會論壇。
論壇的題目叫：「中國——未來的五十年」，顯然是個空洞的幌子，就像李光耀所說：「要想預測中國未來50年發生的事情幾乎是不可能的。」的確，無數大事即將發生，只是誰也沒有能力預測。這是個平靜中蘊含著暗流的時代之夜。
1999年3月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
面對台下3000代表，朱鎔基總理提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確保社會政治穩定」。與一年前相比，朱的講話缺少了一絲銳氣，多了些許沉重。日本《產經新聞》認為： 建國50周年，這特定的年份，「穩定壓倒一切」，被放在首位。
政府在努力避免風險的同時，儘可能擴大改革成果。隨後根據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鄧小平理論被寫入憲法序言，這被視作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有力信號。煥然一新的變化還有，過去對公有制經濟起著「補充作用」的私營經濟，如今被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和「多種形式的分配製度」成為憲法確認的「國家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
外媒評價說： 伴隨著私營企業的成長，中國政府確定了它的合法地位。這次修改憲法，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措辭，是進一步促進其發展。然而，這次的修正案里也出現了「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條文，說明中國領導層尚不允許私營企業無限制地發展。在國有經濟普遍低迷的情況下，私營企業釋放出驚人活力。1999年，中國純粹的私營企業突破100萬家，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超過10%，並呈進一步擴大之勢。私營企業產值以年平均69%的迅猛之勢增長，成為「接收國營企業裁減人員的重要部門」。
私營經濟地位不斷提高，也開始享受到切實好處。此前，政府「批准61家大型私營企業具有進出口經營權，簡化成立私營企業的手續」。年內還制定《私營企業法》，保護私營企業的權利。聯想到一系列優待政策，外報認為： 中國想通過發展私營企業，刺激低迷的出口和設備投資，以實現7%的經濟增長目標。
會議第三天，北京突降大雪。望著漫天飛舞的雪花，來自南方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欣喜萬分。「瑞雪兆豐年」，大雪或許帶來了極具象徵意味的開端。
「兩會」期間，范鳴強攜家人去北京遊玩。天安門廣場人潮如水，他不禁神思遐想： 城樓下開家「馬列書店」，店內以紅黃「國旗色」為主色調，懸掛馬克思、毛澤東、鄧小平等偉人畫像，銷售偉人著作，說不定能穩賺一筆。
朋友認為想法「太痴狂」，奉勸他不要冒險，否則「吃定紅燈」。范鳴強一意孤行，叩開天安門城樓管理處大門，暢談胸臆：「新中國成立50周年，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100周年，在天安門這個莊嚴肅穆的地方，銷售馬列書籍，還怕沒有銷路？」
對方當即同意，破例免收租金，以示對「紅色陣地」的支持。范鳴強用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夢幻開局。書店開張，他坐地收金。
私營經濟前途明朗，胡成國決定三進上海。
幾年前與國外公司談項目，老外在「地圖上指點半天都找不到溫州」，經常問「溫州與大連還是深圳毗鄰」。胡成國好笑又無奈，也產生走出溫州的決心，上海成為首要選擇。
1993年，胡成國投資100萬元，但由於投資環境不完善，投資失利。3年後，他再度赴滬，投資240萬元兼并一家開關廠，最終合作無疾而終。1998年，上海市政府制定24條政策，吸引國內大企業集團。當年秋天，青浦區組團到溫州招商。胡成國則顯然老道許多。他開車領著夫人趕到青浦，選中「交通便利，有三條公路經過，離青浦城、虹橋機場、大觀園都不遠」的香花橋鎮，圈下135畝地。而儘管當地政府頻頻示好，胡成國仍然沒有貿然行動。前兩次失敗讓他心有餘悸。
1999年3月，私營經濟寫進《憲法》。胡成國才放心，出資3億元投資建設上海德力西。他一次性招來600餘名員工，高薪聘請高級工程師，設置與總部同樣齊全的部門。
做法引起相當多的質疑： 生意才起步，工廠按照年銷售額兩三億元的規模做，這不是殺雞用牛刀？胡成國自有高見： 不能看眼前有多少生意招多少工人，既然進了行業，來到上海，就要做行業狀元。
事情在預料之中，不到4年，公司年銷售額達2億多元，凈增9倍。德力西進入上海同行業前5位，被列入當地政府的「小巨人」企業。
彼時，中國流動著無法遏制的渴望，四兩撥千斤的創業方式自然激起關於財富的無限遐想。「多掙點錢兒多掙點錢兒，錢兒要是掙多了事情自然就會變了」，一個叫崔健的搖滾歌手在歌詞中這樣唱著，還口氣老城地喊道，「其實動點腦子繞點彎子不把事情都就辦了」。
財富早是光明正大的追求，即使追求的方式五花八門。國家對私營企業放開進出口自營權，一部分人卻嫌財富來得太慢，大膽地鋌而走險，做起走私勾當；個別官員大開方便之門，居然能從中分一杯羹；當然也有人不越雷池，安穩地經營，夢想著小打小鬧發展壯大，但事後看來，無情的市場卻未給其機會。
多年後，前者或者急流勇退、改邪歸正，抑或者鋃鐺入獄、永不翻身。後者多在歲月的磨洗中失去稜角，乃至銷聲匿跡。只有精神頑強如范鳴強、胡成國之流，起伏於經濟大潮，昭示出顛撲不破的商業本質。
過去20年，中國經濟增長非同尋常。然而，某種意義上，這個國家依然貧窮。
4000多萬人口處於貧困線以下，而他們多數集中在西部地區。與沿海繁榮不同，那裡，看不到鱗次櫛比的高樓，看不到現代化生產車間，撲入眼帘的是被時代不屑一顧，乃至拋棄的生產方式，以及無數無助迷茫的眼神。「神武景氣」的中國，經濟發展的平衡愈發失控。
就在這年夏天召開的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江澤民提出：「抓住世紀之交歷史機遇，加快西部地區開發步伐。」三個月後，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終敲定「西部大開發」戰略決策，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主任曾培炎甚至發話：「像當年搞特區那樣，加快西部地區大開發。」
默默無聞到舉世矚目，「熱」起來的西部引起溫州市委的重視，政府組織的考察團接踵而至。事實上，敏感的溫州個體戶們動作要快了許多。
更早之前，西北地區商家進貨需跑到武漢甚至更遠的地方，路途遙遠費時費力。在西安做服裝生意的溫州人江金波和林家希抓住市場空當，「攏到一塊兒把這錢給賺了」。他們在碑林區李家村租下經營不佳的企業廠房，興建市場。
西安浙江村開業，經營低檔服裝。西北五省及山西、四川客商慕名前來。隨後，市場吸收千名下崗職工，每年上繳數百萬元利稅。起於微末的西安浙江村風頭日盛。
西部大開發，溫州人驚覺而起，帶著資本和憧憬以及對商業拜物教式的執著，乾脆者甚至不帶分文隻身上路，趨之若騖於西安、蘭州等西北城市淘金。打拚的人中，陳玉琴名氣不小，她事業幾經波折，把溫州女人的幹練、耐性和不服輸，發揮得淋漓盡致。
懷揣3萬元借款陳玉琴闖西北。下火車，她驚喜地發現溫州50多元的燈具，這裡竟賣到上百元還多。陳玉琴本能地判斷，這是缺少競爭但利潤巨大的行業。她花萬元租下店鋪，一面牆擺燈具，另三面轉租給別人。儘管不倫不類，她還是勇敢地打出燈具店招牌，開張營業，4卡車燈具銷售一空。
燈具零售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