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叫樊志軍的年輕人來到溫州。
踏上柳市的土地，年輕人豁然開朗，「覺得停薪留職是個錯誤的選擇」。他眼中的柳市，充斥著昂揚的創業氛圍，街頭車水馬龍呈現特有的繁華。相比之下，老家衢州顯得「蕭條」。
幾天前，樊志軍還在衢州一家國有企業上班。日復一日地重複讓他找不到人生方向，反而意志消沉。經不住溫州同學勸說，「過來看看」。但他為自己留下退路： 辦停薪留職手續，心想「萬一不行可以繼續回去上班」。
柳市的情境讓他徹底推翻了念頭。他想「我不可能再回去了」。歲月依舊無聲，只是時代激昂豪壯。萬馬奔騰，激情四射。不甘平庸者如樊志軍，傾聽內心召喚，走上了一條全新的道路。這條路曾晦明不定，許多人上下求索，亦步亦趨。而今，迷霧消散，曙光乍現，無數人得以脫身於枷鎖，握住命運的喉嚨。
生命軌跡由此改寫。這註定將是滾滾長河中的非凡年代。
春節期間，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照例四處視察，以示親民。
普通的人們因此覺得國家並無新事，天下太平。這是中國的老百姓觀察國家高層的一種智慧——黨和國家領導人是否出現在公開場合，以此判斷國家動態。但這次人們忽視了一點，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一直沒有出現在電視里。而身處各地的領導們也沒法像近幾年來電視直播的那樣在老百姓家裡過年。他們得到了鄧小平病危的消息。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猝然與世長辭，終止了充滿勞累和戰鬥的一生。據說，當天晚上，天氣很好，星星月亮當空閃爍。國人相對平靜地接受了他的離去，雖然遺憾他沒能等到香港回歸，而那將在五個月後。遵照鄧的遺囑，骨灰撒向大海。這個充滿浪漫情懷的葬禮，令人淚流。新中國的歷史上，只有他最好的戰友周恩來，同在那片海洋。
鄧的去世和香港的回歸，被視為一個時代的開始。中國從改革開放的大幕中走來，進入更加快速的上升通道。
回歸當天，香港下雨，且雨勢不小。中國記者和外國記者默契地藉助這場雨表達心境，英國記者說：「上蒼哭泣。」中國記者則說：「聞報香江歸故主，喜淚長流。」
歲月沉澱。
英國，這個老牌的世界強國已經跟不上中國的步伐。然而，其底蘊依然強勁。《自然》雜誌報道：「英國愛丁堡羅斯林研究所利用克隆技術培育出母羊『多莉』。一個科幻片中的情節變成現實，人類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多重可能。科技在發展，人類則顯得有點踉蹌。」
國內，偉人離去沒有引發大的變故。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江澤民發表講話。官方和民間稱為「五二九」講話。
公開發表的部分態度平和，對於新一輪意識形態的論爭未予置評。可是，現場直接聆聽講話的人，都發現江澤民心有所指。此後幾個月，官方媒體號召全國學習講話，統一思想。等到秋天，中國私營企業主終於從1990年的驚慌中擺脫出來。時政作家凌志軍在《變化》一書中這樣寫道：「公開的輿論，包括北京的理論界、新聞界、出版界，還有北京之外的省市區，大家的傾向都是明顯的，全都擺出更高昂、更開放的改革姿態。」
中國再次統一了思想，可世界又亂了。1997年7月2日，香港回歸第二天，亞洲金融風暴在泰國爆發。兩者之間並無關係，但在時間上而言，讓人浮想聯翩。
泰銖大幅貶值，股市一落千丈。外媒稱金融風暴，不僅會摧毀一個國家的經濟，而且到處遊走，到了哪裡，那裡就要完蛋。
幸運的是，「風暴」在中國內地的海岸線徘徊幾許，終究沒有登陸。由於採取保守的金融政策，金融危機並未侵入內地，當年（1997年）10月，席捲香港股市，但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港人很快就渡過難關。
此時，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必須扶持私營企業，讓這些極具成長力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抓住機遇存活壯大，為風暴過後「中國製造」引領世界埋下伏筆。
制度建設之門緩緩開啟，一切有所節制，卻井然有序。
高層的講話到底有幾分可信？
思想的滯後曾令無數人心灰意冷。「摸著石頭過河」的遊戲法也讓許多人用自我犧牲換來微不足道的勝利。不過，改革開放十餘年，國家領導人們逐漸摸索到一條穩健的發展路徑。
全中國進一步開放的間隙，22歲的胡旭蒼被推上董事長的位置。
接班時，他父親只對他講了一句話：「你年輕，即使跌倒還有機會爬起來。」就這樣，大學畢業不到兩年的年輕人成為公司的領導者和決策者。實際上，他幾乎和企業一起成長。讀書時，他已在建設工廠的工地上「發票」： 有人運來一車沙，給一張沙票；運來20包水泥，就給20張水泥票，工作簡單枯燥。
站在新的位置俯瞰全局，企業未知的境況讓人無法樂觀。為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公司完成從低壓電器到熱塑料管道的生產跨越，那是一個在國內尚處空白的全新行業，前景樂觀。胡旭蒼明白，行業空白的另一層意思就是，沒有經驗支持，無法從他人處借鑒參考。胡旭蒼的孤獨無處訴說，而他排遣孤獨的方法是讓自己忙碌起來。
他帶領工程師輾轉各地，到大學實驗室和科研機構考察。辛苦數十天，結果令人掃興： 國內技術落後，不可能生產出高精度部件。無奈之下，胡旭蒼決心自主研發，投入800萬元技術攻關。錢花光了，還是沒有生產出合格的產品。家族內部有人心灰意冷，拒絕再次投資。
山窮水盡之際，胡旭蒼從互聯網上得到消息： 美國諾譽公司將參加北京召開的塑料展覽會。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CPVC塑料生產商。為了近距離接觸，胡旭蒼應聘展會解說員，一連五天，尋找任何可能的機會和諾譽員工交流。通過接觸了解，更大膽的想法在他的頭腦中醞釀： 和諾譽合作，利用對方技術優勢，幫助企業走出困境。
合作似乎是唯一出路，但「憑什麼條件和人家合作？」胡旭蒼把自己的弱勢坦白告訴對方，但刻意強調「中國最能打開市場的是溫州人」。而對中國市場志在必得的諾譽對此事高度重視，派遣談判代表前來考察談判。數月後，美方被胡旭蒼的坦率所感動，同意合作。問題迎刃而解，胡旭蒼長出口氣。
按照農曆來說，1997年的春節姍姍來遲。
2月下旬，作家戴來準備過與「以往不一樣的新年」。她把窗帘拉得嚴嚴實實，蜷縮在鞭炮四起的新年中，感受孤寂——「沒有時間，沒有季節，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比利時作家圖森在《浴室·先生·照相機》一書中，用嘆息般的聲調自言自語： 在這本書中，我什麼也沒有寫，幾乎一無所有……
但是，對更多的中國人，快樂的新年，緣於鄧小平的離世而默然不語。驚聞變故，鄭元忠悵惘良久。
十幾年前，在柳市經營電器的他因「投機倒把」，被關了整整186天。當他絕望地認為「只有死路一條」時，卻被莫名其妙地釋放。出獄才知道，是鄧小平的講話救了他一命。從此，他對鄧小平一直念念不忘，在不止一個場合說過：「我的命，是鄧小平救回來的。」鄭元忠在集團大樓內設立靈堂，專門召開追悼會，表達對領導人的感謝和緬懷。鄧小平「救回」的不僅是鄭元忠一人。所有溫州人都受惠於他以及他推行的開明政策。李中堅說：「鄧小平讓我們有膽量去賺錢，有膽量去花賺來的錢；也是鄧小平讓我們賺到錢，並有信心賺更多的錢……」
改革開放前，物資流通不暢，頭腦靈活的溫州人靠低買高賣的手段賺錢。但質疑聲音如影隨形。有人認為，溫州是資本家的聚集地，潛藏著「投機倒把」因素，應該嚴厲打擊。先富起來的人理所當然地成為被打擊對象，溫州人人自危。1978年年末，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方針。溫州和石獅、廣州一併成為推行改革的試點城市。而鄧小平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意味著溫州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自己的事」。正因如此，類似倒賣油漆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胡金疇們才敢在全國各地推銷電器。
時局時好時壞。20世紀80年代末，溫州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黑典型」，大小老闆搖擺不定。關鍵的時刻，鄧小平在和浙江省領導的談話中指出，無論鄉鎮企業，培育商品市場，還是溫州經濟模式，不要爭論，要敢想、敢闖、敢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經過試驗，好的就加以推廣，不行就重新研究，實踐中解決問題。
1997年初春的溫州城，濕漉漉的空氣摻雜著情緒，在大街小巷發酵。人們的心情和腳步同樣沉重，除了緬懷，似乎沒有其他方式可以發泄心中的悲痛。
內心傷痛的大有人在。這一年，企業界正經受著無妄之災。
秦池酒業驟然崩盤，三株口服液土崩瓦解，瀋陽飛龍奄奄一息，巨人大廈遭遇停工，亞細亞商場陷入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