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兩則消息在溫州城裡不脛而走： 某位市權威領導的孩子，因為屢次違紀，被當地一家頗有規模的民營股份合作企業炒了魷魚。說情者要求企業董事會重新表決，最後還是以八票對一票維持了原先的決定。
鰲江鎮的一家私營企業，大模大樣「承包」了縣裡最老的國營企業，承包經營期5年。當地人戲稱這是「倒踢紫金冠」。倘若時間再稍微往後數月，邱光和以「個人信用」作擔保從溫州市農行貸款1800萬元，則完全算是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
類似的事情層出不窮，卻能引起莫名的騷動。激進、大膽的城市基因在每個溫州人跳動的心中，如血脈般噴涌。聒噪之餘，難免發生一些看來出格的事情。許多思考來不及進行，便進入群體性的感慨和驚訝。然而，事後仔細梳理，恍然才覺，定局早已埋下……
若是前幾年，「出格」的鄉鎮企業很可能被戴上各種帽子，成為打壓的對象。但這一年，國家對私營經濟的寬容讓人有種換了人間的驚喜感覺。
偌大的中國，到處氤氳著掙錢的慾望和躁動。就這樣，一個「一掃前幾年的平凡，充滿了一種全新的活躍氣氛」的1992年，不知不覺地在朦朦朧朧的不確定中闖入了溫州人的生活。
大政頻出，豪言連天。可高層一再不遺餘力地強調「重點搞好國營企業」，後者的頹勢之勢依然不可避免。18家國營企業同時宣布資不抵債，報紙上列出了它們的名單。倘若再沒有人接手，破產是唯一的結局。過去43年來，這些企業既依靠政府，又養活政府。
潮漲潮落，這個微妙的時刻，私營經濟這邊峰迴路轉。《愛拼才會贏》這樣的口水歌，不經意間成為社會主旋律，映襯著國民的心態。集體行動下，孕育著個人改變命運的萌動。經商，不再是危險的勾當。無論對於官方抑或民間，都是百舸爭流的季節。即便在國家的上層建築中，也有人投身商界，遑論諸多草根。「下海」，毫無避忌地成為那一年最流行和最時髦的辭彙。
教師馬雲成立杭州第一家翻譯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務員陳東升放棄公職，搞起拍賣；攝影師羅紅日後將以賣蛋糕為主業；最離譜的還是一名叫馮軍的清華高材生，此人竟然闖進「中關村」，拉起板車倒賣電腦耗材。而哪怕是一年以前，上述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對商人的評價還很尖酸刻薄，幾乎沒有人會把自己與「下海」聯繫起來。
人生豪邁過後，他們之中，有人將大業有成，有人則空空一場。但下海的人絕非等閑之輩。他們目睹眾多紛紜變幻，經歷無數挫折和成功後，早已看破萬事。縱然如此，這一年對於這群人價值觀念的衝擊和影響終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偏偏，中國人特好「文以載道」。51名鄉鎮企業家名單登上《人民日報》，其中19人被授予「全國農業勞動模範」榮譽稱號。兩天後，來自全國各地的100名鄉鎮企業家受到李鵬總理的接見。國家確定了「團結、幫助、引導、教育」的私營經濟方針。從屬性上來說，鄉鎮企業徘徊於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從實際演變的過程中看，從「公」到「私」的轉變步伐中，集體經濟總扮演著一個橋樑的作用。這次的表彰就不例外。
平靜的表面下，奮進向前的潛流悄然積蘊。人心所向。也難怪，在許多人的回憶中，這年的春天似乎特別悠長。
過完春節，一個內地人去溫州出差。坐車經過大溪嶺的盤山公路到溫州，還在五馬街逛了逛，這裡讓他「感覺很洋氣」。後來回憶時，他寫道，溫州「跟浙江的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猶如當時的廣東跟中國其他地方的關係一樣」。
實際上，當時的廣東正在經歷一場有關未來的大變革。
1992年2月，鄧小平用四天時間先後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談話中，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敢闖」的深圳走在了全國的前面，「南方談話」則把深圳經驗推向更廣闊的前台。廣東儼然成為改革開放的標杆，激蕩出陣陣春風。
風從南方來，吹到溫州。儘管彼時的溫州，早晚氣候仍有小股寒流，回暖之勢終究無可阻擋，最終凝聚而成「讓改革來得更猛烈」的呼聲，大氣磅礴。
天氣晴空萬里之時，有人不再小心翼翼地收斂光芒，而變得急迫起來，大膽且露骨地表達著自己的意見。溫州柳市，胡萬地正被媒體追逐。《中國鄉鎮企業報》等6家媒體聯合採訪，前者「口出狂言」： 目前，國家營業執照改了。
名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代表人： 中國共產黨；經濟性質： 社會主義，括弧，中國特色；經營範圍： 凡符合「三個有利於」的都可以做。
就是說，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個公民手舉五星紅旗，聽從共產黨的領導，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要符合「三個有利於」，什麼都可以做。
我當然也就可以捨棄鐵飯碗而到民營企業工作。在這裡同樣可以放心大膽地有所作為，同時給眾多有識之士提供施展才華的新天地。溫州的個體戶、小老闆也多了起來，「走在大街上，一頭會撞到5個老闆」。可與胡萬地的高調不同，這些小老闆們仍舊習慣於緘口不言。
的確，記憶里的陣痛遠未退去，低調的溫州人明白生意與微妙的局勢之間，永遠存在諸多變數。而緘口不言的後果是，越發激起了外界無盡的好奇。溫州人好做生意的名聲吸引著無數市場經濟支持者密切關注。短期內，取經的外地訪客達50萬人次。那個感覺溫州像廣東的北方人也在其中，他的話分明代表了許多人的心聲。
春末，一批京城名記來溫調研。政府大樓里，大小官員們「不是西裝墨鏡、就是夾克牛仔」，講話乾淨利落，完全沒有官員的樣子，反而像「哪家公司的經理」。迥異於當日中國官場的現象讓京城來的記者倍感新鮮。
當時，溫州全城正大搞基建。包括人民南路在內的12條主要路段的改建工程同時啟動，市民們一邊忙於經商，一邊垂手觀望。大膽的官員們意氣風發。他們好像心中有數，一切盡在掌握中，對來訪者表現著自己的沉穩或激揚。
午飯時間，負責接待記者的溫州市委副書記請客。地點選在市委大院對面一家個體餐館。大紅字的招牌相當顯眼，反而襯托著下面的「市政府禮堂」有些黯淡。
故事的內涵遠不止這些。此時，個體餐館、私家酒樓已在溫州遍地開花。大面積的繁榮帶來大規模的一致，餐館的飯菜、定價、服務，幾乎雷同。可是，頭腦活絡的溫州人很快想出「新點子」： 提供外賣服務。家裡來客人，許多人「一個電話打到餐館叫幾份菜，吃完餐館叫人取盤碗」。私營餐館經營方式靈活多變，服務意識超前，生意好得一塌糊塗。即便是政府官員請客，也常選擇「下館子」，國營飯店「門前冷落」。
餐飲改革，也許是貫穿全國的整場商業復甦中的滄海一粟。溫州人變革的另一個案例是房地產。城市建設大張旗鼓，溫州街頭冒出許多新式樓房。看著這些陌生建築，有人忍不住打聽，才得知叫「商品房」。
這個辭彙之新鮮，讓人浮想聯翩。事實上，1992年之前的溫州人住在聯建房裡，「一座樓房有10來個門洞，每個門洞是一家」。但在這年許多人搬進了商品房。溫州私人的房產開發公司推出9個樓盤，根據房屋情況不同，售價分為每平方米800元、1200元、1500元三檔。當時溫州工薪階層的月收入在一二百元之間，這意味著擁有一套60平方米的住宅，雙職工家庭至少需要不吃不喝攢10年錢。
即便如此，新樓開盤不久還是遭到了瘋搶。也許，溫州最不缺乏的是財富，而金錢總是能領先一步在尚處於計畫體制範疇內的溫州展現出驚人的魅力。正因如此，溫州人才對財富充滿渴求，「只要有一點賺錢的機會，他們便極力尋找」。
然而，浙西南的崇山峻岭無情地阻隔了溫州人的「渴求」。政府投入資金開通至北京的班車，時常有人買不到車票。溫州更需要一條鐵路。
一個世紀前，孫中山提出在金華和溫州間修建鐵路的構想。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溫鐵路開工、停工，反覆不下七次。到1992年，一切反覆是需要有個交代了。
溫州人當然對鐵路遲遲不能落成耿耿於懷。幾乎每年「兩會」，溫州人大代表都會聯名提議，甚至有人放言，「不造金溫鐵路，我們死不瞑目」。疾呼之下，政府部門紛紛表示支持，資金問題卻遲遲不能解決。「既然政府沒錢，何不請海外溫州人投資？」提議引起共鳴。政府想到溫州老鄉南懷瑾。
南懷瑾早年赴台，顛沛流離半個世紀，門下弟子無數，在海內外擁有相當的影響力。而在南的老家樂清，其高齡老母和原配妻子依然健在。1988年，溫州市長劉錫榮幾經努力，獲得特批，接通國際電話。電話兩端，南母子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