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剛過，一股久違的清新撲面而來。
1991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獻詞《為進一步穩定發展而奮鬥》：「在新的一年裡，我們要繼續專心致志抓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論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都不能放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一切工作都要為經濟建設服務。」
隨後，一個署名皇甫平的文章皇甫平，從1991年2月15日開始，《解放日報》評論部主任凌河、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處長施芝鴻、《解放日報》記者周瑞金三人以「皇甫平」為筆名，先後發表《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等四篇文章，呼籲加深改革開放，引起廣泛討論和熱烈反響。對辛未羊年前溯後瞻，提出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新的交替與轉折點上。
端倪若隱若現，事態的變化微妙而明確。儘管在這一年還只是私下百轉千回。然而，民營經濟卻呈沉浮逆轉之勢，豁然湧出而成大潮，且已然定勢。
過完春節，鄧小平在浦東發表講話，「閉關自守不行，開放不堅決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話是講給上海聽的，300公里外的溫州卻率先領會了精神。至於其他的地區，要到一年後才能領會話語包含的意義。而事實上，思想早已解放得「過火」的溫州人，這一次將玩得更大……
海風裹挾著大洋彼岸的氣息在甌江口激蕩，讓人徒生嚮往。
年初，某位一無所有的溫州人，為了逃票混上了一艘悶熱的貨輪。整整顛簸了七個月，貨輪終於停靠在巴西的一個港口。邁著浮腫的雙腿，他抵達這片無親無故，甚至一無所知的國度。在未來十數年內，這位溫州人將扮演一位孤膽英雄，嘗盡辛酸冷暖。他嘗試了許多當地人眼中很卑微的職業，受了無數的委屈，最終靠著「提包」（用大書包裝著賒來的小商品、小禮品挨家挨戶推銷小商品，巴西華人稱為「提包」）生存下來。
故事的開頭毫不起眼，可結局的確豪邁得震撼人心。輾轉騰挪15年，這位溫州人已為里約熱內盧四大華商之一。故事主角的名字叫季岳仁。
這種穿透時空、令人激越的事件不是小說，而是溫州人帶來的真實撼動。1991年，有太多類似於季岳仁的溫州人走出國門，在「自我救贖」中尋找「脫胎換骨的更新」。
1991年，30出頭的陳九松終究也沒能耐住寂寞，告別家人，遠赴130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開始一段天馬行空的人生旅程。
異國謀生免不了五味雜陳。剛開始，語言不暢的陳久松只能在一家餐館的後廚做幫工。為攢錢，六年沒有回家探親。之後，他輾轉波蘭，擺地攤賣服裝。小有積蓄後，重回西班牙，和一群溫州老鄉抱團做鞋類生意。
那段時間，價廉的溫州鞋在市場上表現得相當「剽悍」，陳九松們的生意自然風生水起。然而，因為過低的價格，破壞了當地的商業生態，不知不覺中，隱患悄然埋下。多年後一個秋天，矛盾終於爆發，西班牙埃爾切市一把大火把價值百萬歐元的溫州鞋毀於一旦。
未來充滿變數，被動地等待曙光乍現，是最省力也是最頹廢的生存方式。命運怎麼扭轉？走出去，成為該年度溫州人給出的答案。
而試圖通過「走出去」改變命運的溫州人中有一個叫林秋蘭的女人。反覆幾次考慮終於下決心後，她隻身飛往巴黎。在那裡，她租了一間小閣樓，買來縫紉機，晝夜加工皮包。
幾乎在林秋蘭到達法國的同時，比她小17歲的陳錢康選擇去了美國。他先在一家服裝廠打工，利用業餘時間到語言學校學英語。一年後，他通過語言關，開辦了自己的第一家服裝廠。隨後，生意越做越大，在香港地區以及法國、義大利等國家都設立了分公司。
當然，所有出去的人中，張碎唐的決心則似乎更大一些。他把四層樓和一份殷實的家業交給親戚看管，帶著妻子孩子去了尚且少有華人，其父親甚至懷疑「地球上沒有這個地方，擔心兒子被騙」的阿根廷。
曾經一位新華社記者撰寫張碎唐報道時說，「看名字就知道他是平民出身的溫州人」。張碎唐確實「平民出身」。張氏兄弟三個，全靠父親賣柴養大。因為經濟拮据，小學畢業後張碎唐成了「甌江上的挖沙人」。
挖沙既辛苦又不掙錢，張碎唐努力挖掘新的商機。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溫州民營草根經濟波瀾壯闊，但與外界的交流卻僅靠一條公路維繫。於是，張碎唐購置四輛大貨車成立運輸社。幾年間，運輸隊不斷壯大，成為溫州地區五大運輸公司之一。期間，一位旅居巴西的朋友回鄉探親。酒席間，兩人聊「合計想搞信用社」。可信用社的批條遲遲不下，朋友不得已返回巴西，臨行前建議張碎唐「出國看看，兩三萬美元就可開一個店，乾脆在國外開創事業」。
1991年6月下旬，飛行了36個小時，張家四口踏上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土地。朋友把他們安頓在一個家庭旅館，每天50美金的住宿費讓有點「小錢」的張碎唐心疼不已。六天後，他乾脆把家搬進市郊的一所道教廟宇。家人一時不能適應，妻子竟流淚抱怨：「家裡四層樓房不住，來這鬼地方！」
當時，布宜諾斯艾利斯華人做的都是苦差事，開超市的台灣同胞就算混得不錯。張碎唐把孩子送到台灣人的超市，「兩個孩子白替你干，不要工錢，吃也自己帶」。他則帶個麵包和一瓶礦泉水，每天步行出去考察市場。半年時間，張碎唐做出決定，從事禮品業。
阿根廷曾為西班牙殖民地，居民多是西班牙後裔，保有互贈禮品的傳統。張碎唐選中禮品街上的門面，打出「溫州禮品行」招牌，經營溫州小商品。
早開張、晚打烊，節假日不休息，「溫州禮品行」很快搏出位： 一家四人忙不過來，「雇來一對台灣夫婦幫忙」。一年後，張碎唐把禮品店交給孩子打理，自己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最繁華的地段籌備餐館，取名「金州餐廳」，經營中、西自助餐。依託禮品店名氣，餐館開業後，客人往往排隊等候才有座位。再後來，他和朋友投入30萬美金，同樣於布市黃金地段開了一家可同時容納300人就餐的「大世界酒家」。充滿東方情調的酒家吸引了大批客流，甚至連阿根廷國家政要、各界名流也經常慕名光顧。
走出去，這些林林總總的溫州人某種程度上看就像是身不由己、可頑強地尋找自己軌跡的小石子。他們是經濟大潮下芸芸眾生的縮影——人生充滿挫折卻自強不息，出身卑微但敢於追求財富。他們重構、建構甚至解構著中國傳統的精神世界，正彷彿葉康松，不斷地挑戰著世俗的神經。
這一年，把公司開到美國的葉康松再次成為溫州城的名人。距離他的上一次聲名鵲起，已然五年。
熊彼特的經濟史價值譜系裡，企業家是世界的英雄。然而在中國，商業在社會習慣的壓力下仰人鼻息，並未獲得真正的主動。於這樣的氛圍下，經商本就不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因此，當「覺得人生總要做點什麼」的永嘉上塘鎮黨委書記葉康松提交辭呈，搭上一輛手扶拖拉機回家，並用政府發放的910元退職金承包零星荒山、興辦水果試驗場後，他理所當然地成為鎂光燈下的焦點。
《溫州日報》頭版報道葉康松辭官下海的事迹。
文章中，葉辭職的幾個細節被描述得栩栩如生： 永嘉縣委書記提議系個「保險帶」——編製、戶糧關係保留在縣農科所，不成功也有後路。「但葉康松堅決要求要下就下得徹底，不留尾巴」；辭職前他發現患糖尿病，治病的醫生特地來勸說「葉書記，下海後再沒有公費醫療」，那天醫生開夠了一個月的中草藥。隨後，《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相繼跟進。一系列媒體的視角中，葉康松被刻畫為「棄官下海第一人」和「改革開放的弄潮兒」。
1989年1月18日，全國私營經濟系列研討會在溫州召開，溫州市人大常委葉康松發表講話。當時，溫州之外的安徽，「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僱傭工人數突破八人限制，引發全國一片喧囂。葉康松卻在發言中乾脆地認為，「僱工越多貢獻越大！」兩個月後，《報刊文摘》把葉的話延伸成了頭版標題： 一個共產黨員說，僱工越多貢獻越大。
文章見報，葉康松所受壓力可想而知。他當然也在僱傭工人，只是沒有年廣久如此好運。投資20多萬元搞對蝦養殖，僱傭當地人。可收穫之季，一場水潮沖毀蝦塘，「投資和一場心血片刻間蕩然無存」。
下海後的第一次沉重打擊讓葉康松感到尋找新路的緊迫性。一位負責外貿的官員建議他到國外搞農產品經營，於是，葉康松產生了赴美的念頭。
1991年8月，經過重重審批和多方洽談，康龍農業在洛杉磯註冊成立，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國外開辦的首家私營股份合作企業。《溫州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這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