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的轟轟烈烈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終結，蕭索落寞的氣息氤氳在中國內地，經濟的萎靡不振已經進入第二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
國務院仍舊忙著「治理整頓」，物價逐步平穩，但社會需求被抑制，倉庫積壓到了驚人的程度。市場疲軟到那些永遠有理的經濟學家都不知道如何出來打圓場。那些在上個10年風光無限的企業家們終於回過神來，那個物資緊缺，賣什麼賺什麼、愁買不愁賣的年代結束，曾經井噴式釋放出來的民眾消費熱情已經蕩然無存。現在，把產品賣出去是最難的環節。下崗成為描述工業現狀的流行語，也是消費抑制的一個前兆。鄧小平指出：「和世界上特別是同東亞、東南亞國家地區比，這叫滑坡。」而一位西方經濟學家則說：「沒有必要繼續將經濟壓制到完全死亡的境地。」
一家頗有影響的雜誌——《當代思潮》，在第一期發表《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和規範改革開放》的文章說： 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人民日報》《誰說社會主義「講不清」》的文章，矛頭竟然直接對準頗為流行的鄧小平語錄——「摸著石頭過河」和「黑貓白貓」。一篇署名「聞迪」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文章，洋洋洒洒地在《人民日報》上連續轉載。
這類文章鋪天蓋地，表面上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實際阻礙改革開放，阻礙民營經濟的發展。這個時候，世界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柏林牆倒塌。有人說中國應該挑頭充當世界革命中心。改革開放沒人提了，誰要是提，就有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嫌。政治的天平看不清該向何處搖擺，局面讓人心寒。就這樣，姓「社」姓「資」的爭論上，「左」傾勢力甚囂塵上。思想上的混亂必然帶來生產上的停滯和經濟上的下滑。
春節過後的幾周內，壞消息接踵而至。國內，農業部部長說，糧食減產，形勢嚴峻。外經貿部官員為出口下降憤憤不平。統計局公告寫著，工業產值再創新低，全中國經濟都在疲軟。據說，一位退休的原高級將領指著刊登統計局公告的報紙罵娘，說：「疲軟？什麼疲軟？就是完蛋。」
國外，西方人經過1989年的分崩離析，一夜之間空前團結，至少20個國家聯合起來「經濟制裁」、排斥中國。錢其琛用一句詩形容說是「黑雲壓城城欲摧」。
大環境，黑雲壓城，小環境卻不是暗無天日。
斯威夫特說過：「如果某人能使只長一根草的地方長出兩根草，他就有理由成為比沉思默想的哲學家或形而上學體系的締造者更為有用的人。」
社會不只是「左與右」的爭論和「社與資」的爭吵。當政治家們為路線方針殫精竭慮的時候，普普通通的溫州人沒有放棄，與那些在方寸紙片上爭得面紅耳赤的評論家相比，他們的生活顯得更為實際。溫州的氛圍反而要比1989年更加輕鬆。
潘挺宇從歐洲歸來，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委員。葉子建敢下血本，花6萬元買來自動切割鏡片的設備，大張旗鼓地擴展眼鏡廠規模。
下海的官員逐漸有了規模。在市委任職的王建輝組織聖誕禮品出國銷售，只可惜運輸延期錯過聖誕節，大大虧本。王建輝氣得胃出血住進醫院。
娛樂方式是精神狀態嬗變的具體表達形式。
先創音響總經理陳良春在1990年，正當朝氣蓬勃。作為樂隊一名鼓手的他和溫州大部分痴迷音樂的年輕人一樣，實踐著自己「卑微」的音樂夢。溫州華聯商廈的開業則給眾多溫州人帶來了無限驚喜，當天以至於街頭巷尾都在談論這件盛事。
然而，轟動一時的溫州華聯最終曇花一現。
但是，商廈雖失敗，卻培養了溫州人一種嶄新的商業理念： 百貨公司可以由個人經營，買東西可以自選商品而不是由售貨員遞到手裡。20世紀90年代初，溫州零售市場出現本質性的變化，以人本、民豐、木子為代表的民營連鎖超市迅速崛起。
跌入谷底的民營經濟正在復甦，溫州呈現一片欣欣向榮之景象。唯獨柳市例外，其正經歷著一場切膚之痛。
1990年5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史無前例地為柳市一個鎮「單獨發文」——《關於溫州樂清縣生產和銷售無證偽劣產品的調查情況及處理建議的通知》。國家七部委（局）、省市縣三級政府聯合組織了近200人的工作組、督查隊開進柳市，進行了溫州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對假冒偽劣的圍剿。
中國的版圖上，柳市這個背山面海的東南古鎮難以尋覓，然其聲名早已遠播。據稱，寄往柳市的信件，即使忘了郵編，漏寫「溫州樂清市」，照樣不會寄丟。柳市名聲在外就靠低壓電器。不足50平方公里的旮旯之地，聚集著2000多家上規模的工業電器企業、數千家加工企業，密度之大在全國屈指可數。此時的柳市，恰是經濟學家鍾朋榮筆下的「小狗經濟」的雛形，出現了用市場交易關係代替企業內部的產權合作關係和內部管理關係的端倪。不起眼的「小狗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力量，不過這些單個群體組織的經濟實體必然難以接受市場與道德的考量。
一份報紙曾如此描述柳市的繁榮： 人潮車流，南腔北調，數不清的電器商店和地攤一家挨一家，各式電閘電錶、開關應有盡有，大街小巷涌動著商流，慕名前來的客商扔進票子，帶走電器，柳市扮演著「電器大都會」的角色。在這個大都會裡，南存輝、胡成中、高天樂、鄭元豹、鄭元孟、陳成曼等一批溫州民營大佬崛起其間，風雲際會。
亞當·斯密在《道德的情操論》中認為：「追求金錢名利超出對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個社會便會產生道德和情操的墮落，結果便是公正性原則被踐踏，市場經濟趨於混亂。」市場混沌初開，經濟主體的趨利行為沒有法制的規範和道德的約束。不健全的經濟機制下，產生了不健康的利益導向，最初的柳市淪喪為「假冒偽劣品」的泛濫之地。
事實上，柳市原本是一批收起農具的農民創造的奇蹟，一開始就面臨著資金、技術與道德的挑戰。新華社記者在當地採訪時目睹： 剛放下鋤把的莊稼漢在斑駁陸離的機床前，肢解廢舊交流接觸器。他們用稻糠換下熔斷器的石英砂，用砂紙和鞋油將銹跡斑斑的電器擦得發光發亮。鍋灶旁，太婆們一邊煮飯，一邊慢悠悠地搖著漆包線。河邊擠滿了村婦，她們清洗著一筐筐電器，然後分別鋪開晾乾。
低壓電器觸頭必須用白銀，柳市人以白銅相代。兩者產品質量、壽命和安全性能相差甚遠。國家規定低壓電器必須憑證生產，柳市上千家企業中有證企業不到1%，有證產品不到0.1%。明明是本地產品，出廠地卻全部標著北京、上海，製作相當精緻，不明底細難辨真假。這一切無怪乎都是為了追逐那30%~50%的暴利。
「假名遠揚」的柳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困境。樂清市供銷員協會副會長黃忠平見客戶只能假冒上海人。對方說口音不對，黃忠平就謊稱自己是插隊到上海的，「把自己的人格都賣了」。周海雷的包里也會裝上七八個單位的假證件，一會打上海的牌子，一會打杭州的牌子，「說來自柳市，人家連門都不讓進」。
蒼白的信譽大大增加了柳市產品在市場中實現價值的成本。然而，精明的溫州人巧妙地找到了解決問題的對策。只用國營企業20%的費用，就可生產出同樣的低壓電器產品。所以，柳市出售的劣質電器，一般會給買方高達20%~30%的回扣。
北京一家國營企業買了大批質量不合格的柳市低壓電器，堆放倉庫。之後，柳市人主動找上門用廢品的價格買回堆積品，然後擦得光亮，以正品價格再賣給這家國營企業。哈爾濱一家生產低壓電器的國營企業，生產成本高，效益不佳。後來該廠有了降低成本的「訣竅」——從柳市低價買進低壓電器，貼上自己的商標高價銷出去，企業利潤猛增。此類現象不勝枚舉。儘管有行業專門下文件禁止購買柳市偽劣電器；有的地方貼出告示： 誰買柳市假貨，誰自負其責。可是，文件和告示形同廢紙，採購人員瘋了似地涌往柳市。即使在國務院工作組前往溫州的同一架飛機上，都有不少來催貨的採購人員。
人命關天，偽劣電器產品帶來的事故隱患勢必將這場瘋狂的假冒行動導入滅亡。河南某鋼廠建成剪綵時一包鋼水吊在空中正要傾倒時突然卡殼，解放軍某重要國防建設因電器是廢品而受影響，新疆一名電工因劣質空氣開關起火被嚴重燒傷致殘……年初，黑龍江一煤礦發生瓦斯爆炸多人死亡，驚動高層。而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則是，打假中工作組的一位成員病了，在樂清人民醫院看病。醫院院長得知此人來查處低壓電器問題，便訴起苦來： 醫院從哈爾濱買回一台X光機，在一次連續透視時機器突然失靈，低壓開關出了問題。沒想到開關正產自樂清柳市。劣質產品轉了一圈，又回到產地。
不賺錢的企業是不道德的，為了賺錢而超越道德底線、在產品質量上做手腳更是不人道的，必將受到懲罰。打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