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乍暖還寒，全國政協副主席費孝通來到溫州。
同自然氣候相仿，溫州正遭遇有些寒冷的「早春二月」： 同樣是人多地少，也同樣是由貧變富，為什麼人們對蘇南肯定得較多，而對溫州的看法卻有大分歧？
改革是全國性的，更是地域性的。溫州經濟活躍，百姓亦安居樂業，欣欣向榮中私營經濟已有落地生根之勢。然而，此種蓬勃的生機卻被推上姓資姓社爭議的風口浪尖。思想的禁錮和理論的貧困，仍然使許多人對溫州諱莫如深，甚至非常反感。現在，「溫州模式」被拿出來公開討論，質疑聲難免會掀起些許微瀾。
「是致富楷模還是經濟犯罪的淵藪？是闖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新路還是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帶著疑問與不解，費孝通到了溫州。在四周窗玻璃殘缺不全、冷風絲絲吹進的鄉政府接待室，76歲的費孝通安之若素。他把一件短大衣的領子豎起，雙手攏袖管，不時抽手做記錄。溫州新鮮的事物觸動了費孝通的學術靈感。
日後，費孝通每每談起這次「溫州行」時，無不對所見所聞津津樂道。有這麼一件事，雖然在《小商品大市場》里找不到記述，不過全程陪同的一名溫州領導卻記得相當清楚： 費孝通聽說一名81歲的老太婆自食其力，在家生產鬆緊帶，一天可賺1元多錢。他不顧勸阻，登門拜訪。這位健朗的老太婆在閣樓上，嫻熟地操控著電動織帶機，一天可以編出三四十米鬆緊帶，產品全部被服裝廠家訂購。費孝通關切地問：「有沒有累著？」老太婆笑著說：「這活輕鬆，活動活動筋骨，比閑著沒事還舒服。」費孝通感嘆說：「這就是家庭工業的活力所在啊。」
作為此行的成果，費孝通在《瞭望》上發表了15000字的《小商品大市場》，為溫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寫道：「無論是『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或其他群眾創造的模式，評價的唯一標準應當是視其是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提高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這些模式在中國歷史上乃至人類發展史上都曠古無師……」
文章為溫州爭取的空間是實質性的。
當時蘇南、珠江、溫州都有爭議，但前兩個畢竟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溫州比較特殊，資本主義、假冒偽劣都打上了溫州「烙印」。所以，在溫州人的眼裡，費孝通這篇文章的發表被視作高層公開的支持。
那三期《瞭望》是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爭相傳閱的必修材料。研究室因此專門整理了一本綠封皮的小冊子，在內部發行。小冊子成為第一本「溫州模式」解讀本，《小商品大市場》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原來心裡沒底的事情，費老開口像給我們築了道防線。」研究室副主任馬津龍如是說。費孝通前後三次考察溫州。1986年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8年後的1994年。他走訪了市區、瑞安、蒼南等地，以《家底實創新業》為題寫了再訪溫州的調查文章，連續發表於《瞭望》周刊。文章中，他得出結論：「正在溫州發生的歷史事實說明，市場經濟是可以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發展生產力的。」1998年10月，費孝通第三次來到溫州。當年全國「兩會」期間，市長錢興中帶著南存輝登門拜訪費孝通。錢興中介紹了溫州的變化，費孝通十分高興，表示要再寫一篇反映溫州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文章，當場敲定題目為： 《築碼頭闖天下》。而在文章的推波助瀾之下，考察取經的各地黨政代表團蜂擁而至。「溫州的土地差點被踏沉了。」負責接待的領導回憶情景時如是說。
溫州市、縣兩級政府派出相關部門所有人員，也根本無法應付，只能將代表團從車站接到賓館就再無法顧及。至於1986年到底來了多少人，誰也無法準確統計。而到頭來因為接待不周「得罪」了不少客人，卻是不爭的事實。來的客人實在太多，凡是行政級別在13級以下的幹部，不得不委屈地被安排在招待所集體澡堂過夜。
人流如潮，溫州告急；取經的車輛堵塞了浙南的山間小路，車禍頻頻，以至於國務院辦公廳專門下發文件，通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嚴格控制到溫州市參觀的人數和批次。
熱鬧的溫州被熙攘的參觀者搞得吵吵鬧鬧。可是溫州之外，一群人舒服地藉助溫州日益響亮的名頭而脫穎而出。
一名在雲南大理經銷草編製品的蒼南靈溪人，在大理街頭轉悠了半年也沒賣出幾張草席。眼看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情急之下，此人來到大理州政府表明處境。
接待的官員一聽他來自溫州，握著他的手說：「我們剛從溫州回來，你們溫州人就是會做生意。」說罷，就給廣播電台打電話，要求播放溫州人在大理銷售草編製品一事。結果這位蒼南人將積壓已久的草編製品搬到政府門口，幾天內銷售一空。回家後，他特地到市政府，激動地講述了這次終生難忘的經歷。
溫州，一座在政治的驚濤駭浪與政策的夾縫中生存發展起來的城市，能給人留下日新月異的印象，也總是讓人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但有一點事實毋庸置疑： 溫州的官僚體系和政府，因著改革而擁有較高的社會認同。
有人為此歸結原因為，溫州政府內部的精英與知識分子實現了真誠的銜接，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存在於政府內部，他們擁有雙重身份。溫州經濟的現實，使這些人堅信，中國的改革從經濟到政府體制，都可以通過溫和漸進的方式進行，對現有秩序的摧毀，無益於所有階層的利益。正如，即使無法得知看到費孝通的文章後，董朝才心裡會有怎樣的滋味，但無可辯駁的是，這位原本對私營經濟心懷質疑的新任溫州一把手此時的心態正在轉變。
講述溫州的民營經濟傳奇，董朝才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任溫州市委書記的5年里，他用自己的行為方式贏得了尊重，也給人生增添了另一種色彩。上一年（1985年）12月24日，西方平安夜，袁芳烈有些落寞地平調回杭州。4年的成就並沒能得到上級的認可，他在任時搭建的班子也遭遇冷落。而接替者董朝才臨到溫州前，省里高層再三囑咐的一句話是：「你去要搞活國有企業，把溫州的做法全面改變過來。」
這場政壇的人事變動吸引了溫州人的關註： 董朝才有前任那麼開明嗎？溫州的私營經濟又將走向何方？敏感的溫州人覺得「天變了」，大批資金不敢貿然投資擴大再生產，而轉向消費，豪宅成片，賭博盛行。
董朝才上任3個月，把袁芳烈的「幕僚們」丟在一邊，跑國有企業，搞調研。他要求銀行50萬、100萬地貸款給國營廠。但結果痛心疾首，國營廠依舊雜草叢生，人浮於事。他一共跑了7家國營企業，結局不出左右。最後，董朝才算了一筆賬，國營企業每投入10元，產生的效益最多為1元；私營企業10元的投入，產生的效益可達8元。
經濟勢力在國營企業、民營企業的博弈中悄然改變，聰明的董朝才明白順勢而行的道理。終於，被「凍結」的袁芳烈選用的幹部重新上任。1986年6月，這位性格內向、不善辯論的書記在幹部會上，坦率地表達了想法： 一種經濟形式占支配地位，當然要達到一定比例，但並不意味著這種經濟形式非要達到比重上占多數的地步不可。
「董書記變調了！」溫州人振奮地奔走相告。遠在杭州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溫州除此之外，無路可走。老董繞了幾個月彎子，上道了。」但也有人痛惜地捶胸頓足，他們把董朝才的言論寄到北京，稱之為《溫州的資本主義宣言》。
敵意和攻擊隨之而來。
馬津龍說：「董朝才任上5年，風風雨雨就沒有停過，民間有句話：『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溫州。』溫州的問題，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識形態掛鉤。」但董朝才頂住四面八方的壓力，力圖給溫州民營經濟創造一個寬鬆的政策環境。
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因為有董朝才的「同意試點」而不至於「胎死腹中」。方培林的私人錢莊一度停業，又是董朝才手寫批條，讓工商部門「違規」發展民間金融，才重新開業。他領導草擬了8個地方性行政法規，保證私營企業的合法經營。他為溫州爭取到「實驗區」的批複。即使在整個國家民營經濟發展舉步維艱的1990年，董朝才也頂住省里要求「寫報告請求中央撤銷溫州實驗區」的壓力。董的回答是：「要不要撤，由中央定；要寫報告，你寫。」
1990年1月，任期未滿的董朝才突然離任，被調到省體改委。
董朝才離開溫州那天，是個下雨的夜晚。晚上10點，他去了溫州蒲鞋市小商品市場，那裡依然燈火輝煌。他的臉上有了笑容，喃喃地對前來送行的官員說：「要是中國到處都有這樣的市場，該多好。」而離職後的10年里，董朝才也一直想不明白，自己究竟錯在哪裡？
2006年2月20日凌晨，董朝才悄無聲息地走完了74歲的人生里程。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紀念文章稱，這位為溫州的改革開放「把官帽子放在桌子上隨時等候上級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