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心的人總能發現，在中國大多數變故的前奏始於媒體。
中國人對政治的把握敏感且脆弱。當白紙黑字堂而皇之出現在報紙上時，政府支持或反對的態度一目了然。消息出現的媒體分量越大、級別越高，這意味著事件背後暗含的政治力量就越強，理所當然能對搖擺不定的彷徨者，要麼警示告誡，要麼壯膽定心。
我們國家的人還喜歡對一種規律性的經濟行為定性總結，以數學方式對經濟問題過程進行描述。1985年以前，集體經濟的代表「蘇南模式」紅遍大江南北，叫好聲一片。而溫州模式在「靜悄悄的革命」中始終提不上桌面。
對此，溫州人似乎不以為然。
然而，在中國，只有免除政治恐懼，才能保全創新因子。即使對於英雄來說，也要有用武之地。沒有良好的制度空間與經濟氛圍，個人再大的抱負也只是南柯一夢，難以實現鴻鵠之志。長時間以來，以袁芳烈為首的溫州市委領導苦心造詣、忍辱負重，他們一直在試圖為溫州發展找准一個清晰的原點，以此證明溫州的前行並未偏離國家道路的主旋律。
中國經濟是一壺溫吞水，總需要敢幹的人作為典型來加熱，溫州人的行為契合改革的需求，受到刻意凸顯只是早晚的問題。就在他們一面風風火火地開赴各地尋找訂單，一面如火如荼地從事家庭工業生產時，不知不覺還是被嗅覺敏銳的媒體捕捉到了蹤影。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報》圍繞溫州農村商品生產問題，先後比較系統地組織報道和發表評論文章。從那時起，溫州步入了專家學者的視野，關於溫州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文章逐漸增多，引起了中央的關注。
1985年3月18日，林業部部長楊鍾、國務院農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象以及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杜潤生等一行專程來到溫州。視察結束後，他們評價：「溫州商品經濟搞得活躍、有特色」。
3月下旬，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本想從上海赴溫州考察，但卻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農委副主任李仁續，帶了一盤《溫州農村商品產銷基地》的錄像帶，趕往上海彙報。萬里看了錄像後很高興，對李仁續說：「我今天在這裡什麼人也不見，但你是例外。這麼遠趕來，成績這麼大。你們的錄像我看了，我不還了，我準備送給小平同志看一看。你回去帶話，叫大家繼續大膽干。只要革命，只要前進，工作中總會有不可避免的缺點。但總得走出來才對啊，這裡不許走，那裡不許闖，哪能走到四個現代化。」據說，這是中央高層領導最早聽取溫州彙報，並最早對溫州給予肯定的評價。
4月，《人民日報》登出文章《溫州的謎——浙江農村採訪札記》。記者用大量篇幅記載溫州私營經濟的成就，感言「溫州是個謎，不少到過那裡的人都有這種感覺： 這裡不像蘇南、浙北，有較雄厚的鄉鎮企業的底子，而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種模式——異軍突起的家庭工業挑大樑。」
在可以搜尋到的當年對「溫州模式」的報道，這一篇算是意識較早的文章。不過，由於體裁限制，文章重描述輕評論，作者對溫州模式僅僅點到為止。而僅僅20天後，《解放日報》才給「溫州的迷」找准了答案。文章把謎底精確地濃縮到四個字——「溫州模式」： 地處浙南的溫州廣大鄉鎮，這幾年走出了一條發展經濟、治窮致富的新路子，這條路子的獨特方式，就是鄉村家庭工業的蓬勃發展和各種專業市場的興起。它同鄉鎮工業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相比，具有鮮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溫州模式」。4月，《解放日報》新聞部主任張也平帶著記者桑晉泉來到溫州。他們此行主要是想通過對溫州對外開放委員會以及溫州市主要領導的採訪，全面報道該地對外開放的面貌。實地的調查採訪中，他們卻發現了另外一些驚天的素材，導致采寫改變了原定的思路和方向。
在張也平對市委書記袁芳烈的採訪中，後者隻字不離家庭工業和商品市場。而副市長方善足提供的10個專業市場名單，讓張也平興奮不已。張也平和桑晉泉到了瑞安塘下鎮、蒼南宜山鎮、樂清柳市鎮。面對眼前千家萬戶投入商品經濟熱潮的蓬勃景象，兩人瞠目結舌——溫州人所做的一切，無一不是在闖禁區。
歷時10多天的採訪，張也平和桑晉泉竭力觀察與聆聽最真實的溫州。他們所見所聞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既不缺高歌頌德，也不乏斥責反感。
對於龐雜而翔實的一手資料，張也平感到為難，其中很多材料既可以公開報道，也可作為內參。當兩人為確定主題猶豫不決時，溫州市委辦副主任王運正告訴他們，最近一些經濟學家考察溫州，有專家提出，溫州發展經濟的道路，是不是可以成為「溫州模式」？這番話讓張也平茅塞頓開。
為避開「雷區」，張也平和桑晉泉在新聞導語的最後和評論第一段里，十分客觀地在「溫州模式」前加上斟酌已久的定語「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並在標題中迴避了「溫州模式」。總編輯助理周瑞金周瑞金曾應邀赴溫州參加懇談會，考察過蒼南、平陽、瑞安等地的家庭工業，對溫州感受極深。看完後決定作為重大新聞，上一版頭條。周瑞金的想法，得到總編輯陳念雲的肯定。《解放日報》的開明和勇敢，最終促成了「溫州模式」在媒體上公開亮相。
一種改革模式的價值，並不在產生效果的迫切性上，而在於可持續性、公平性和對社會資源的最小的破壞性。溫州的改革，沒有進程表、沒有預謀、甚至沒有計畫。所以，現實的境況造成變革的壓力。「溫州模式」的文字見報尚且經歷曲折，作為實踐者的溫州人又該擔負怎樣的果敢與堅忍？
溫州人的價值理念及所謂經濟模式的選擇，雖說更多是源自本性衝動的天然釋放，是一種淵源的自由流向。但若從經濟理論中找依據，「溫州模式」的出世顯然毫無爭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指出，經濟發展引起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產品來源和資源的去處從農業活動轉向非農業活動，即工業化過程」，以及「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分布發生變化，即城市化過程」。基於以上觀點，「溫州模式」正是「典型的、利用民營化和市場化來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然而，經濟理論認為行得通的事物，不一定能在政治上順利行進。在意識形態主導社會的年代，對經濟的區分，更多來自政治的視角。寥寥數字的文章理所當然地引發鋪天蓋地的喜惡紛爭，討論實際上脫離了經濟本體的主旨，成為意識形態層面的泛化爭論。當時主流的觀點認為，「即使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也必須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只能讓民營經濟起補充作用，這樣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毫無疑問，「溫州模式」被認為是私有化的樣板，遠不如「蘇南模式」風光逼人。
慶幸的是，對於「溫州模式」的看法並非一邊倒，少數學者理性地站到了支持「溫州模式」這一邊。已辭世的董輔乃指出：「『蘇南模式』必向『溫州模式』轉變。」從事農業研究工作的杜潤生也顯示了對溫州的關愛：「溫州經濟，民辦、民營、民有、民享。它是自發的，又是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經濟學家鍾朋榮則說：「『溫州模式』之後，隱藏著更重要的模式，即溫州人的思維無模式——不從教條出發，而從實際出發；敢闖敢試。」
叔本華說：「一棵大樹想要到達天空就必須進入最深的土壤，根必須進入地獄，深深地進入，這樣樹頂才能達到天空。樹必須接觸到兩者： 地獄和天堂。」改革大潮潮起潮落，社會進程起伏跌宕。總之，不論褒貶與否，不論是地獄還是天堂，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溫州模式」從此聲名鵲起。
「溫州模式」的熱議既是經濟學家們的思想撞擊，也是理論界和政治家們意識形態的交鋒。但是對於更多的普通溫州人來說，他們關心的或許上升不到政治和理論的高度，而只是與自己切身相關的雞毛蒜皮的小事： 日子有沒有過得更好？袋子里的錢是不是更多？
他們的日子當然過得更好，錢也越來越多：
永嘉橋頭鎮「萬元戶」佔到80％；溫州農村每百戶自行車擁有量近60輛。年輕人追求品牌高檔的自行車，還掀起「摩托熱」；宜山、金鄉、龍港、柳市的農民紛紛蓋上新房，大理石、抽水馬桶等現代傢具設備成為新房必有之物；少有問津的呢絨、綢緞等高檔衣料和服裝普遍進入人家；西裝、連衣裙、風雪衣、健美褲開始流行。
當時初中三年代培費1000元，高中三年2000元。費用高得令人咋舌。可富起來的農民企業家還是不惜代價地把子女送往上海、杭州學習。致富光榮的意識深入到包括趙章光、伍溫榮在內的溫州人的心。
春天，潦倒了快半輩子的趙章光前途忽然出現曙光。
趙章光前半生可謂一波多折、諸事不順，甚至某一時期內幾乎窮途末路。1943年，他出生於樂清象東鄉普通的農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