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精彩坐標，很多源於時間與空間的碰撞。
如果說，之前15年，註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屬性的，那麼1984年當之無愧地屬於北京中關村與浙江溫州。在這兩個彈丸之地，寂寥的勇士與無畏的先驅們壯志凌雲。
中關村，激蕩著浮華悲涼的歷史。偶然與必然交織的故事，上演著壯闊的經濟革命。柳傳志、段永基、萬潤南、張旋龍……悉數登場，或明目張胆，或掩人耳目，進行著有聲的吶喊、無聲的前行。
溫州，則有了些風雲際會的味道，滲透著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息，充斥著亢奮的無度與少有的氣勢磅礴。創富主義盛行，無限的落寞者和英雄齊聚一起，一批勢不可擋的力量乘勢而出，得到了市場的錘鍊。他們創辦的企業後來居上，如日中天。
2008年1月12日，10位當今中國頂尖的經濟學家在北大百年講堂開講，思考中國改革30年成為講壇上最熱門的話題。現場，民間經濟學家茅於軾感慨：「中國今天的財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場夢，如果一個人一覺睡了30年，今天醒過來一看，不會認為還是在中國，好像到了外國。」茅於軾的話說得既有無窮意味，而又滴水不漏。
夢的起始應該追溯於1984，發生的轉變是撥開計畫經濟的迷霧，「從計畫到市場」。
那幾年，有這樣一首流傳甚廣的歌曲《黃土高原》：「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坡上刮過。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豪邁的詞風、自由奔放的旋律恰恰代表了改革之風的強悍與勢不可擋。合眾社選出1984年十大國際新聞，中國宣布經濟改革赫然列於第五。
在這年，用日本《國際貿易》一篇文章的話說「中國進入真正的商品經濟時代」。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決定》里的很多話在今天看來屬於不言而喻的道理，那時卻石破天驚。關於為商品經濟「翻案」，吳敬璉的女兒在《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中回憶道： 1984年7月，吳敬璉和夫人一起從美國回到北京。
……
他筋疲力盡地從美國回到北京，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然後開始學術研究。不想他前腳剛進門，中國社科院院長馬洪後腳就來訪，動員吳敬璉跟他去出差。一開始吳夫人還出來擋駕，說才從國外回來需要休息，但馬洪說此去就是到東北幾座城市開開會，還可以邊走邊休息，另外一起修改一篇文章。
……
一行人到達東北瀋陽，要改的文章拿出來了。吳敬璉一看，題目是《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稿上的筆跡他熟悉，一部分是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周叔蓮的；另一部分是財貿所所長張卓元的。他覺得事情有點蹊蹺，詢問之下才知道，文章是當時國務院領導建議寫的，目的是為「商品經濟」翻案。由於進入了商品經濟的時代，各個方面都出現了變化。無論是媒體的評論員還是官員都把話說得高屋建瓴。
思想意識的變化就很明顯，「勤儉節約是美德」變成「提倡消費」。《人民日報》讚許地報道某縣政府建立「消費指導協會」，幫助年輕人「改變在花錢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好幾家黨報發表文章批評衣服「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傳統觀念。田紀雲副總理也用經濟觀點批評說：「如果每個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我們還怎麼發展我們的紡織工業呢？」宣傳產生了影響，一位出租汽車司機對採訪他的美國《波士頓郵報》記者說：「這是一個好政策。」
北京，養雞工商戶孫桂英受到獎賞——政府允許她成為北京第一個有小轎車的工商戶。《北京日報》頭版刊登了她和轎車合影的照片。從西藏到廣州，在討論中共中央1984年一號文件時都把孫桂英作為典型。中國政府要借孫桂英的事迹，表達「從現在起，個人辦企業有政策的鼓勵，他們絕不會因走過去所謂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遭殃」。前景明亮，南存輝們借勢騰空而出。
夏天，把自家房屋折價5萬元，南存輝與朋友在一間破屋子裡建起了一個作坊式的求精開關廠，開始了在電氣事業里的艱難跋涉。
德魯克把熊彼特建立的發展模型落實到管理實踐層面，力主有創新精神的人該「不斷搜尋變化，回應變化，把變化當作潛在的機會」，並且斷言：「未曾遇見的情況往往是啟動革新的良機」。而對於南存輝，我們更願意看作是貧困的抗爭者。他腳踏貧困線，面對政策的感召，為脫下貧困的帽子而勇於創業。
據傳，在溫州，碰到姓南的當地人，只要回溯三代以上，就會發現他們大都來自一個地方： 樂清黃華鎮叫做南宅的古村，南姓為當地望族。碎石片壘牆、茅草蓋頂的住房，半飢半飽的日子，遭人歧視的感受刻骨銘心，歷盡艱辛與磨難，南存輝的童年和少年與望族無關。6歲時，他挑著米糠，提著雞蛋沿街叫賣。13歲那年，初中剛畢業，父親在勞動中腳被水泵砸傷，造成粉碎性骨折，一躺就是兩年。作為長子，南存輝輟學養家。
寒冷的冬天，補鞋的錐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錐子，用破紙包上傷口，堅持為客人補好鞋——這是南存輝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學看見後沒面子。終於，他遇到了同學的母親。她關切地問：「怎麼是你？你怎麼在這裡補鞋？難道你不上學了？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一定要讀好書。」
幾句關心話衝破了南存輝的心理承受極限。他當即收攤回家，對躺在床上的父親大聲喊道：「這事沒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幹了。」他父親耐心地勸說：「靠自己雙手養活一家很光榮。如果弟妹們將來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這樣，生活的無奈讓南存輝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歸，一晃就是三年。
南存輝補鞋這三年，溫州低壓電器生產醞釀著一場革命。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輝低頭補鞋，聽到有人叫自己，抬起頭一看，是胡成中。胡成中是他小學同班同學。上小學時，他倆一個是班長，一個是體育委員。後來，此兩人事業不分伯仲，但形同水火。從性情上看，南存輝心高氣盛、壯志雄心；胡成中則穩重老練、城府如海。在當時兩人關係頗為親密。
胡成中告訴南存輝，自己不再做裁縫，改行推銷電器，一趟生意能賺1000元。胡成中的話讓後者既羨慕又嫉妒： 補多少雙鞋才能賺1000？南存輝動心了。他有兩種選擇，建廠或當推銷員。無論哪種選擇，困難均難以估量： 自己建廠，沒有技術；當推銷員，沒有離開過溫州，對外面的情況絲毫不熟悉。
左右權衡，南存輝覺得自己建廠難度稍小。於是，求精開關廠橫空出世，即正泰和德力西電氣的前身。第一個月，開關廠賺了35塊錢。有人沮喪了，而南存輝興奮異常： 很高興，賺到錢了，沒有虧本。
那時的柳市，低壓電器市場良莠不齊，許多人以次充好、偷工減料生產偽劣產品。南存輝沒有被誘惑，踏踏實實地經營「求精廠」。合伙人試探地問他：「如果要發財，你不會比別人差。如果要創牌子，就要耐得住寂寞。」南存輝選擇了「忍耐」。
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溫州交通閉塞，去一趟上海要坐24小時的船。南存輝前後三次到上海聘請人民電器廠退休工程師王中江。柳市電器聲名狼藉，溫州與上海生活環境相差何止太多，而且國家的政策遠不如現在明朗，王中江兩次拒絕了邀請。直到第三次，南存輝在王中江家中的地板上一連睡了幾天，終於感動了工程師。
如果只是活躍、蠻力、勇氣，溫州的經濟遠不會發展到今天這般川流不息與繁榮。對於很多有遠見的溫州商人來說，創業的目的不僅僅是財富。他們高瞻遠矚，注重品牌的塑造，在產品質量上苦下工夫，這才是溫州經濟的主動脈。秉承如此信念，溫州經濟才得以在數次洗牌中屹立不倒。
事實證明了南存輝的遠見。幾年後，柳市低壓電器生產因質量問題聲譽跌入低谷，但「求精廠」的產品卻暢銷全國，一年的產值達到100多萬元。在有關部門進行的三次拉網式的清理整頓中，「求精廠」每次都因質量過硬而免於被清洗。尤其是國務院六部委聯合大規模打假後，「求精廠」成為政府重點扶持的企業。
一位被清洗出低壓電器行業的老闆不無感慨：「產品好壞都有人要，我只圖眼前利益，沒想到是條末路。南存輝看得清，他勝我衰，這是關鍵。」
在華貽芳的眼中，「1984年大氣候好，中氣候好，小氣候好。」大氣候是國家政策支持，中氣候是地方積極配合，小氣候是個人有強烈的爭口氣的願望。氣候轉暖，天氣晴朗，「八大王」昭雪理當在即。
時年，黨中央下發了一號文件，提倡農村發展商品經濟，提出要搞活流通。稍微有些政治嗅覺的人無不認為，溫州的轉機出現了。
不過，這一年的開端，溫州仍然在惶惶中似乎裹挾著未知的希望，兩年前那場突如其來的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