颶風將要颳起之時，溫州私營經濟迎來了蕭瑟冬季。
這場猝不及防的暴風雨風眼在地處浙江東南的溫州，首當其衝的便是這些年名聲遠赫的「八大王」。昔日威風八面的「大王」們，頓時倉皇而逃，甚至鋃鐺入獄，恍惚之間竟不分今夕何夕。
倘若能夠稍微改善物質生活只是那個時候溫州人卑微的奢望，可是「八大王」與「登山鞋廠」成為殺氣騰騰的1982年，擺在他們面前的沉重榜樣。經濟整頓攪動得大半個溫州城噤若寒蟬。個體戶與私營老闆，人人提心弔膽，無不擔心陳甌江與廖冒疇陳甌江，一個為人俠義的供銷員，他和廖冒疇於1977年因「投機倒把」罪被槍斃，為自己比別人先行一步付出了血淋淋的代價。的悲劇重演。
如此受挫、動蕩、喘息的時期，畢竟還是有膽大無畏且心細如髮之人。意識形態的「紅與黑」禁錮不了他們如地火奔突的勇氣。他們爭先恐後地涉足商業，在走過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之路後，曾經羸弱不堪的生命而今變得無比強大。
春節剛過，儘管很想過完元宵節再出門，但錢金波還是嘆息著對母親說：「我18歲了，家裡生活困難，我不能再在家裡白吃飯，我要出去打工。」於是，這個神態謙和的小夥子背上簡單的行李走出了山村。
溪水、草地、紅蜻蜓，山村生活的18年，雖絕非十全十美，但錢金波的日子卻過得如行雲流水，少有憂慮。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漫天飛舞的紅蜻蜓，一種無憂無慮的精靈。來到外面的世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生命不再安詳，空氣中到處傳遞著創業的躁動，力爭上遊的氣氛壓迫著每一個不甘平庸的溫州人去嘗試著做點什麼。
錢金波激動萬分，乃至他想都未想就一頭扎進了表面平靜實則暗涌的商海。他哪裡知道，其實1982年並不是一個創業的好年份。
在溫州城區，錢金波開門面做木匠活接到第一筆生意時，因為太激動，鑿子一偏，刺傷了大腿，鮮血湧出來，鑽心的痛。他用手緊緊捂住傷口，血從指縫溢出，慢慢溢出。但他覺得自己應該是男子漢，有淚不輕彈。就是如此一位男子漢在遭遇經濟整頓時，無奈之下只能悄悄關了店門，跑到了湖北，一呆就是兩年。
周成建的創業生涯，就像自己產品的廣告語一樣：「不走尋常路」。
周成建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與混亂中展開的。他出生於石坑嶺，一個在溫州地圖上都不顯眼的小村落，地處偏僻。以至於功成名就後，他偶爾開車回家，也需不停詢問才能找到返鄉之路。
為擺脫貧窮，周成建從小就學會裁縫手藝。1981年，他借了20萬元錢，辦起一家服裝企業。沒有經商經驗，中了別人精心設計的圈套，企業倒閉，他血本無歸。即使放到現在，20多萬也不是一個小的數字，何況在當時。債款給周成建和他的家人帶來了巨大壓力。
溫州商人，與其說他們天賦經商才氣，不如說他們勇於挑戰、敢於吃苦。無奈之下，到妙果寺服裝市場練攤成為周成建翻身的唯一機會。他什麼重活、累活都干，火車上三天三夜站過，一天只吃一頓熬過。白天賣衣服，晚上做衣服，一天勞動強度在16小時以上。他想法簡單： 一分一分地攢錢，儘快把20萬元債款還掉。
體力的透支最終釀成大禍。周成建在操作機器時，因為實在太困，一批西裝的袖子被裁短了一截。客戶要求賠錢，一賠又是十幾萬元。沒錢的他，不得不將西裝袖子改成夾克袖子，花800元在當地報紙上刊出一則廣告：「我給出成本價，你隨便加點錢衣服就拿走」。
出乎意料，這批夾克居然暢銷。賣衣服的錢，支付了給客戶的賠款後，還有剩餘。從此，周成建做起了前店後廠的生意，還清了所有債款，也伺機等候下一個商機。
1982年，溫州私營經濟步履蹣跚，錢金波與周成建則恰恰扮演了頂風上行的角色。倘若此時把諸如民族大義、經濟崛起這樣的帽子蓋在他們頭上未免有些誇大其詞。而把「貧窮」與「勇氣」銜接起來，才是他們破土而出的真正原動力。這雖比那些浪漫主義的柏拉圖理想國要粗糙和野蠻，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就是這股被溫州商業文化熏陶出來的原生態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底層精英。毫無疑問，他們形成推動溫州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鼎足之勢。
改革開放到了第4年，國民經濟總量比開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全國上下一切跡象都表明這應該是振臂高呼、放手大幹的一年。
除夕，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用一組畫面展示各地過節的氣氛： 首都北京長安街旁所有建築物彩燈閃耀；花城廣州已有春天的氣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上市，市民們在除夕夜走上街頭，購買鮮花點綴居室；冰城哈爾濱，第三屆冰燈藝術節中，冰燈的數量和規模遠遠多於從前；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樓以三天一層的速度搭建。到1982年3月底，深圳特區招商引資600多項，總投資額達到22億港幣。
人民大會堂內，正在舉行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團拜會，每個人面前僅有清茶一杯——從1981年開始，團拜會只提供清茶。
在廣西貴港的一個農村，年夜飯的豐盛給只有7歲的徐強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長大後當上報社記者的他在《那年春節，大塊吃肉》一文中回憶： 我興奮地發現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們真實地擺在桌子上，一塊一塊地，向我發出誘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熱氣騰騰、油水橫溢的「柔韌的物質」。直到現在，我仍然找不出恰當的詞語來形容當年大塊吃肉的那一種暢快淋漓、奇妙無比的感覺。在那個時代，商品種類、數目的多少，成為經濟是否繁榮的一個重要指標。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為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微觀縮影。
中國經濟的開場白，彷彿足以令國人增添幾分樂觀的情緒。但是，政策變幻不定，讓人霧裡看花。當時的溫州因自發的經濟行為遊離於當時的準則之外而風聲鶴唳。上下對比，真可謂「冰火兩重天」。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的辯證法更能在溫州凸顯它的踐行性。一邊溫州模式受到衝擊，經濟整頓愈演愈烈，絲毫看不到偃旗息鼓的跡象；可一邊則是創業的火焰熊熊燃燒。英雄輩出的年代，帶著光榮與夢想，鄭榮德這樣的溫州人憑藉激情和對「中國特色」的深切把握，迅速成長。同時，雖然他們事業小有成就，但因遠不如「八大王」們起眼，幸運地成了打擊中的「漏網之魚」。「樹大必然招風，船小卻好掉頭」。鄭榮德們從容地在政策夾縫中遊走，反而為以後的長足發展留得了青山。
出生於小海島上的鄭榮德，為家中長子，上有4個姐姐，下有兩弟一妹。一家十口人靠父親打魚的微薄收入勉強度日，常常一鍋稀粥可以照見人影。小學畢業，鄭榮德不得不像祖輩們一樣下海打魚。浩渺大海的波濤駭浪中危機起伏。在大風大浪中經歷過數次生與死的考驗，更堅定了鄭榮德「人定勝天」的意志。從此，他的命運，像是在歷史的戲劇性跌宕中，苦苦掙扎、不斷幻滅，卻始終不放棄最後的希望。
17歲以前，鄭榮德從未離開過海島，連城區都沒去過。海島之外的精彩世界對於他而言顯得陌生且遙不可及。直到有一天，一個中學同學去上海遊玩後，回來描述大上海是怎樣一個繁華世界，他才知道外面還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同學走後，在記憶中還沒有流過淚的鄭榮德，獨自跑到海邊，面對大海大哭一場。一種對看不到希望的未來的恐懼強烈刺激著他離開這個封閉的小島，「如果留在這個島上的話，就只能像父親那樣一輩子當漁民。」不甘命運擺布，「要出去」便成為他急切的願望。
零是虛無，也是一個擁有無窮可能的起點。除了300元錢，一無所有的鄭榮德走出海島，目的地——柳市。在那裡，他買了150張產品照片和一本價格表，開始了沒有目標的推銷之路。他一路走到金華，在火車站隨意買了一張去湖南郴州的車票。
郴州出站口，他買了一張當地地圖。按照地圖標示，他一家家修理廠上門推銷。35天後，當口袋裡只剩下三塊四毛錢時，他簽訂了第一份合同，賺到了1000多塊錢。隨後，鄭榮德越走越遠，千里迢迢跑去東北的牡丹江。北方晝夜溫差之大，讓他猝不及防。早上八點，他租了一輛自行車出門推銷。下午一點回旅社，氣溫從零下七度降到零下二十幾度。自行車按鐘點計費，溫度再低也要騎回去。一路上，鄭榮德摔了兩跤，圍巾全部凍得粘在嘴上。
溫州個體戶們的命運也是「冰火兩重天」。
經濟整頓目標旗幟鮮明，不幸的「小商小販」，礙了當權者的眼，被「開涮」也就不足為怪。可仍然有幸運的個體戶，瞞天過海，小心翼翼地做自己的小買賣。
相對於鄭榮德的激進與大膽，柳上淡謹慎了許多。作為溫州第一批個體戶，柳上淡本人幾乎見證了溫州民營經濟成長的每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