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5日，烈日當空、驕陽似火，這或許又是普通而酷熱的一天。
下午三點，風雲突變，颱風夾著大潮席捲而來。暴雨成災，海水高潮位頂托，內河和水庫的水位均超過警戒線。大半個溫州城在狂風與瓢潑大雨的肆虐下損失慘重。
這是一場毫無預示的颱風。而與天氣一樣捉摸不透的還有這個國家的時勢。誰也未能想到，改革的局勢在年初就急轉而下。
在算不上是個吉利的1981年，外國媒體似乎並不看好中國的經濟狀況。路透社北京1981年2月18日電中有這樣的判斷： 中國試行比較放寬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的目的在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必然帶來像通貨膨脹和嚴重的預算赤字這樣一些過去所不熟悉的問題。
民營經濟的生存狀況也不理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建立的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遭遇寒流。大環境的初步解凍與小環境依然處於冰冷狀態的深層次矛盾，埋下了私營經濟危機的種子。1981年1月，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打擊投機倒把」。文件口氣嚴厲，措施細密，均被要求在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進行刊登報道。
文件對於國營企業鳳毛麟角、個體戶俯拾皆是的溫州顯然不是一個好兆頭。更為不幸的則是，決策層做出打擊「投機倒把」的決定，竟然出於這樣一種判斷： 一個物資短缺的時代，新興的私營經濟正以無孔不入的姿態，與國營企業爭奪有限的資源。
由此，原本出於維護經濟秩序的行動最終演變成了對私營經濟的打擊。眾多在改革開放前3年事業小成的私營經濟業主們被「紛紛錯殺，並引發樁樁公案」。相反，與私營經濟舉步維艱對應的是，投資數百億、正在建設的上海寶鋼項目即使承擔著來自各方面的指責，卻也自然不會因為非議停下建設的節奏。
尼采說：「一個更富於陽剛之氣的，再度把勇敢視為榮譽的時代亟需大批做好準備的、勇於任事的人。他們將是沉默、孤獨、果決、不求聞達、堅持到底的人；他們具有爽朗、忍耐、簡樸、蔑視虛榮的個性。」
氣候陰晴不定。也許正是溫州人與生俱來的樂觀精神支撐著他們不斷在跌倒中爬起，在挫折中努力奮進，哪怕途程中碰到頑石堅硬的稜角和攔路的荊棘。緊張的空氣瀰漫在整個國家上空，報紙每天連篇累牘地報道各地整治「投機倒把」的新聞。溫州人依然興緻勃勃，嘗試著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未來的感受。
文工團一位年輕劇作家創作了話劇《光明行》。劇情簡單卻寓意深刻，講述了三位女知青面對苛刻境遇，自謀生路而成為個體老闆的故事。而後，文工團拿出3000元經費，請來導演帶領一群年輕人排練上演。
話劇在溫州及浙江各地上演後，萬人空巷、一票難求。
大潮風起雲湧，難免不令人心生茫然。中國經濟的前途明明是光明的，出路也著實很多，可為什麼偏偏被人為地搞得錯綜複雜，讓人理不出頭緒？
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在這年出版《美國與中國》一書。
這位才華橫溢的美國人根據對中國國情的判斷，在書中大膽揣測：「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像到的更窄。」事實上，費正清明顯低估了中國人扭轉自己命運的決心。形勢無法左右，個人命運卻可以挑戰。冰與火的兩極，溫州人並未被撕裂。私營經濟仍然潮起潮湧，彰顯著頑強的生命力與無孔不入的生存法則。
精彩的經濟改革史是一個連續的畫面，這是前赴後繼的企業傳遞經濟接力棒的結果。儘管從該年開始，一些剛有起色的小企業在政策突變中掙扎，但還是有人逆勢上揚，激情燃燒。年僅15歲的王均瑤就此踏上了改變人生的「光明行」。
蒼南大漁鎮漁嶴村，一面臨海、三面環山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為天然避風港。每次颱風來臨，四面八方的船隻都會在此得到庇護。42年前，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瑤出生於此。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與眾多從「草根」崛起的溫州民營企業家一樣，王均瑤身上帶有明顯的「溫商印記」： 大膽而敢於創新、心思縝密且注重實踐、吃苦耐勞又意志堅定。但略有不同的是，他踏實卻不低調，務實又不失張揚，並不排斥與媒體接觸，因其「另類」而被冠之「最開放的浙商」稱號。
生存的慾望再加上成長的希望，構成起跑的原動力，但圓滿的句號並不等於精彩的起跑。1981年，王均瑤被母親送到鄰居肖玉寶處拜師學藝。提著裝滿不幹膠的手提箱，跟著師傅走南闖北「討生活」，王均瑤年紀輕輕嘗遍生活的冷暖百味。
啟蒙者的夢想，總是由被啟蒙者來完成。轉眼一年，王均瑤「單飛」。他離開家鄉，在湖南長沙一帶推銷五金和印刷製品，至此與肖玉寶基本失去聯繫。但傳聞卻不斷通過老鄉傳來，「就聽說他要包飛機回來了，而且他真的就這麼做了。」
1989年春節前夕，疲於奔忙業務的王均瑤沒能買上回家的火車票。無奈之下，與同鄉商量後，大家以兩倍的價格包一輛大巴回家。汽車顛簸在1200公里的蜿蜒山路上，大家都產生筋疲力盡之感。王均瑤隨口感嘆一句：「汽車太慢了！」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旁邊一個老鄉略帶嘲諷地回應道：「飛機快，你包飛機回家好了。」「土地可以承包，汽車可以承包，為什麼飛機不能承包？」王均瑤提出疑問，不料立即招來譏笑。分析當時客觀形勢，王均瑤確實是痴人說夢： 坐飛機是個奢侈的夢，因為機票的購買需要縣級以上政府部門的證明。事實上，這個「膽大包天」且心細如髮的溫州人，兩年後用實際行動創造了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的奇蹟。
1990年，溫州機場正式通航，讓原本只想爭口氣的王均瑤，覺察到民航市場不可估量的前景。在同鄉的不解和質疑聲中，他迅速行動，進行客戶走訪、市場調查，以及與有關部門的溝通工作。歷時9個月的工作為王均瑤的信心埋下了鋪墊。最終，這位長著娃娃臉的24歲溫州青年，懷揣著身份證和溫州市政府開具的證明，邁進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門。
可以想像，從未向民營企業開啟過的中國民航系統大門，是多麼壁壘森嚴。王均瑤在蓋完100多個圖章後，通過這扇緊閉的大門，開啟了人生財富之旅。一架從湖南飛來的「安24」銀鷹降落在溫州永強機場，王均瑤首開中國民航史上私人包機先河。那確實是王均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的個人形象、人生道路都改變了！如果說人生是個大舞台，那一天，作為一名演員，我面試合格，被允許登上舞台。接下來，我要努力的是把戲演得更好……」每次提及包機，王均瑤總是難掩內心的激動。
當不可能變成可能，當可能變成奇蹟，這樣的經歷是否有訓示？第一年包機為王均瑤帶來20萬元的利潤。他一口氣承包下全國400多個航班，成立全國第一家私人包機公司——溫州天龍包機有限公司。
由此，他的名字與曝光率極高的民航業聯繫起來，國外新聞媒體稱此舉為「中國民航擴大對外開放邁出的可喜的一步，中國的私營企業將得到更健康的發展」。美國《紐約時報》更是做出極高評價：「王均瑤超人的膽識、魄力和中國其他具有開拓和創業精神的企業家，可以引發中國民營經濟的騰飛。」
1981年7月颱風過後，溫州持續高溫一個月有餘。但是，個私經濟存活的環境彷彿有了好轉的跡象。同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遵守國家的政策和法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個體經濟，是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從事個體經營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獨立勞動者……對個體經濟的任何歧視、亂加干涉或者採取消極態度，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都是錯誤的。」
《規定》如同空氣清新劑，蕩滌了個體戶合法身份周圍的污濁空氣——「自食其力的獨立勞動者」。日後，在政策不斷左右搖擺中生存並發展的個體戶們，不斷刺激著中國，直至促成溫州的民營企業力量的蘇醒，並最終以非公經濟的身份佔據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邱光和正是在這樣一個不確定的時期浮出了水面。
在溫州，邱光和也算是一位富於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父親早年患病喪失勞動能力，養家的重任由母親和大他四歲的姐姐承擔。家境貧寒，但父母堅持要求他讀完初中和高中。
高中畢業，面對掙扎在貧困邊緣的家庭，心中內疚的邱光和最終放棄高考，報名參軍。他希望通過軍營的磨鍊闖出一條人生新路，為家庭做些什麼。4年後，他退伍回鄉，成了人民公社半脫產幹部，負責過宣傳、民兵、共青團工作，受公社委派擔任社隊企業的廠長和書記。可是，40元的月工資根本無法改變家庭的困境。不甘受窮，要出人頭地，廠長邱光和燃起了闖蕩商海的激情。
一次在國內跑供銷時，邱光和偶然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