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步子，走得有條不紊，人們卻總能在空氣中嗅到不一樣的味道。毫無疑問，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年1980年，這個國家正迫切地想要改弦更張。
隔著歷史的塵煙可以觸摸到那個年代的生機勃勃： 第一家民營科技企業成立、第一家合資企業正式營業、第一次發行外匯兌換券、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生產力首位論」、北京有了第一家個體飯店、海南迎來開放元年。
就其意義來說，這些任何的第一次都比不上《人民日報》——這家權威性極強的報紙——第一次大規模、多篇幅地報道個體經濟韻味悠遠。
1月，《人民日報》「從農民怕露富說起」，言辭激動地寫道：「擔負領導的同志一旦有了怕農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財的道路縱有千萬條，也是不敢邁出一步的，這怎能帶領群眾儘快地富起來呢？」
2月，一家居然逃過「文化大革命」浩劫，「僥倖」經營了20年的夫妻客店成為《人民日報》報道的對象。報紙上說，人們需要這樣的「夫妻客店」。
3月，「要把小商品生產搞活」；6月，「為長途販運是否是『投機倒把』辯護」；7月，「怎樣看待城鎮個體經濟的性質」；8月，「上海私營飯館『味美館』生意興隆」；10月，「正確對待城鎮個體經濟」……這是高層試圖藉助輿論，消除公眾的顧慮。
《人民日報》刊載的意味深長的文章，對於偏南一隅的溫州是否能夠一葉知秋，我們無法得知。身處底層、讀書少、鮮有讀報習慣的溫州第一代創富者，通過報紙洞察先機，顯得極為困難。很難斷定，領導們體現在媒體上的良苦用心，溫州人能否體會。不過，這群草莽正在發財慾望的左衝右突中，遊走於灰色地帶，建構著民間商業體系，也構成了這座城市的原罪。
「標準石油公司讓祖父發了大財，同時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小報抨擊標準石油公司的經營活動，指責它犯下了諸多罪行——包括謀殺，因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於清除所有競爭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業的壟斷地位。」洛克菲勒孫子戴維，在《洛克菲勒回憶錄》中詮釋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個競爭無序的年代，什麼樣的競爭都是合法的，什麼樣的經營活動都是合法的，沒有反不當競爭法的出台，更沒有反壟斷法的問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複雜，其實遠非「有」，還是「沒有」。溫州民營企業家的命運可謂一波三折，從特殊年代的「資本主義尾巴」，到改革時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經濟增長英雄。
他們身上的正向砝碼不斷增加，從邊緣走向主流，從灰頭土臉到鮮活光亮。光環越大，光環下的陰影也越大。社會不斷質疑溫州人曾經聚斂財富的正當性。原罪浮出水面，成為溫州這座城市頭上拿不下的緊箍咒。
經濟發展，大浪淘沙。人處其中，難免心生迷茫，走錯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與人心態相同，有關創造財富與分配財富的改革，在迷茫中探索發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險的，引發危險的背景卻相當深刻。但是在缺乏善惡感的時代，面對「擺脫貧困」的主題，一切道德的價值評判都顯得蒼白無力。
有人說，溫州人膽子大是因為實在沒什麼好怕。比如泰順就出過這麼個匪夷所思的經濟案件： 當地農民向全國的國營企業投遞信函訂購各種二手機械設備，設備到了後當即被就地倒賣。然後，那些農民在報紙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訃告，等外地企業上門來討債時，有人哭喪著臉把訃告拿給討債人看： 人死了，向誰催債？一個村莊的農民全部參與了這場黑色幽默的詐騙遊戲，當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機械設備交易市場。
的確，早期一部分溫州人在經商上表現出來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於強取豪奪，卻將資本積累過程中沒有倫理底線的狡詐與粗暴，演繹得淋漓盡致。溫州人就像搏命的鯰魚，出現在每個可能盈利的領域。他們販運小商品、炒賣房產、去山西承包小煤礦、在陝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們是最早的商業活動實踐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國家對外開放，沿海壁壘一除，走私迅速成風。第一波走私潮起點便是溫州和潮汕。
1980年，溫州成為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手錶、服裝、小家電和小五金偷運進來，在樂清、蒼南漁村上岸。膽大包天的溫州商販背著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溫州，走進了上海。這一批人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開始且並不光彩的原始積累。
溫州靠近台灣，地緣優勢明顯。與其隔海相望的島嶼之間兩岸人可以自由來往，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風大約始於1977和1978年前後，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餘風強勁。
一開始，走私行為多為小部分漁民「散兵游勇」之舉。可那時，物質是如此的匱乏，而人們對琳琅滿目的新鮮外來貨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動機械錶東方表為例。當時中國最有名的手錶是上海牌手錶，每塊120元，普通工人省吃儉用一年才能買得起一塊。走私的東方表售價60元，性能好，外觀更漂亮。
當第一個人違背「禁止捕魚」的指令下水摸魚時，眾人皆觀望，結果下水者安然無恙，於是第二個人隨即下水摸魚。由於開拓者只嘗到甜頭，並未受到懲罰。隨後，眾人跳入水中冒險摸魚。先行者的「模範」作用、法不責眾的僥倖心理讓原罪不斷蔓延，成為經濟中的常態。走私品大受歡迎，走私成為一種暴利的商業行為。愈來愈多的溫州人爭先恐後地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團伙，進行公司化操作。最瘋狂時，幾乎所有溫州漁民均放棄正業，參與其中。狡猾的他們在漁船上修一個夾層，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讓邊防人員根本防不勝防。不過，在閉關自守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裡，聰明的溫州人藉助模仿「舶來品」工藝，的確提高了溫州小作坊工業的水平，提升了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當然，這種產品升級方式無疑是歷史給溫州人開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經濟學者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溫州走私的故事。或許他們認為這段歷史只是溫州發展的末端小節。可實質上，它卻是日後掀起大事件波瀾的機緣。其間因果關係恰為歷史的重點。
有關原罪有罪否的爭論不絕於耳，有人說「罪」就是「罪」，不可饒恕；有人說「罪」前面有一個前綴——「原」，不追究也罷。悉數原罪履歷，多是人們與貧窮的角力。可溫州的「走私」這樣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蠻致富行為，無論頭上頂著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貧窮所驅逐，不可能逃脫被討伐的命運。
果然，走私者們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頭，一場打擊走私的運動迫在眉睫。然而，這場立意明確、思路清晰的行動，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卻不知不覺變了味道。雷厲風行的運動被上升到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僅打擊了走私，同時也讓溫州私營經濟有了「秋風蕭瑟」的感覺，為「八大王」與「登山鞋廠」事件埋下伏筆。
面對財富的誘惑，為數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們一夜暴富，大多數卻始終未能逃過整頓，財富如夢，一朝煙消雲散。同樣有數量相當的人選擇腳踏實地、步步為營。他們每一步都是行程彌艱，可步履堅穩。
與走私的商販相比，他們的風向更健康、更積極，活得更長久。而且，溫州人的神話不僅僅是在溫州沸騰的土地上締造。那些走出溫州，在異鄉開出經濟奇葩的商人，更是溫州民營經濟中難以割捨的精彩落筆。
夏天，代課教師楊介生以蒼南一個鄉鎮標牌廠業務員的身份，帶著300元錢，踏上了只是在電影和照片上領略過風采的上海灘。
既然漂泊已經開始，那麼尋求彼岸就已經註定。在地下室旅館昏暗的燈光下，楊介生制訂了一個上海生存計畫： 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費1.50元，車費0.20元，大約能在上海生存兩個半月。
楊介生這樣回憶他的上海灘第一夜： 我是在閘北區一個地下室旅館裡度過的，這一個夏夜也許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從來沒有一個城市像上海一樣給我這麼強烈的刺激： 不僅是因為林立的高樓和繁華的街市給我以巨大的想像力，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質，更給我一種震撼。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決心： 上海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這裡可以大有作為。楊介生認為「要得到上海人的認同，必須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聽了電台的上海新聞後，他會擠到街頭的閱報欄，仔細讀一遍《解放日報》、《文匯報》。隨後，擠上擁擠的公交車，從最北的閘北到城南的龍華，從滬東工業區到滬西文化區，根據企業名錄，一家家登門拜訪。
一般的溫州購銷員，進門都是發一圈香煙，然後乞求般地討要項目訂單。楊介生到一個單位，先不談業務，只聊上海當天新聞，再說天南地北趣事。國有企業人浮於事，看完報紙無所事事的職工遇到楊介生這樣能「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