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在欲揚先抑中前行，尤其是當新事物以試探的角色擠進舊傳統的生存空間中時，總有陣痛，甚至中途擱淺。這是時代進步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相當一段時期內，溫州就被一種神經質的質疑與爭論壓抑著。整個經濟局勢在爭議中於積極和消極中飄搖不定、左右搖擺。局勢不明朗，各方都在沉默中博弈、抗衡。幾乎每個私營經營者都小心翼翼，謹慎地防止自己的財富外泄，從而成為眾矢之的。
寧靜只是短暫的，該來的終究要來。那是1982年一個焦躁難安的夏天，緊張的氛圍籠罩著整個溫州，所有先知先覺的人不約而同地嗅到了空氣中的變化，只是沒有人料到變化會來得那麼突然和迅猛。尤其是個體私營者，站在最前沿，往往更具備敏感的觸覺感知局勢的冷暖。從年初開始，溫州柳市的「八大王」們隱隱約約地預感到將要大禍臨頭。
沒有一項偉大的社會試驗可以在暮氣沉沉中完成，更沒有一項改革能夠在四平八穩中成功。溫州民營經濟波瀾壯闊的進程史上，溫州人以年輕而不無魯莽、激越而不無尖銳、感性卻不少理性的創業基因，充當著開拓者的角色。「八大王」即為典型。
「文化大革命」期間，溫州「頂風作案」，柳市負責人石錦寬為解決支邊青年就業，以居委會名義成立了一家街道企業——通用電器廠。32個門市部獨立經營組成電器廠，經營各種業務，每月只需向廠方繳納30元管理費。一批除了僅有勇氣、別無所有的農民，開始滲透商貿領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機電、貿易合同、目錄生意。
一直如履薄冰的「八大王」們在起步時，無意間抓住了中國計畫經濟的軟肋——五金產品供求渠道不暢通——快馬揚鞭，一路奔跑。到1978年，電器廠產值達到1個億。事實上，「大王」們的「出格」只是被詮釋為生存使然，在他們創業之初註定不顯山不露水，少為人知。而同一年，日後蘇南模式的代表江陰華西村，在吳仁寶的帶領下，理直氣壯地登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為改革宣傳的範本，風光無出其右。
「八大王」其實有10人。電器廠每年都會表彰營業額最好的10個門市部。10位負責人按從事的行當冠以「大王」稱號：「五金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螺絲大王」劉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翻砂大王」吳師濂、「線圈大王」鄭祥青、「膠木大王」陳銀松和「電器大王」鄭元忠。
憑著激進的性格和冒險的精神，這10人撣掉身上的塵土，洗盡滿臉的污垢，迅速積累起個人財富。
33歲的劉大源家裡裝上了柳市第一部電話，區長辦公室的電話都不及他家的好用。他心情的好壞，甚至可以直接決定這天區長能不能撥通長途電話。他還購買了柳市第一輛摩托車。多年以後，回想起當年的風光，他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騎著摩托車呼嘯穿過柳市大街，警察都傻眼了，以為是大人物的子弟。」李方平造價7萬多元的房子，被人斥責為「將軍也沒能住上這樣好的房子」。而胡金林的生意大到「要電器，找金林」成為一時的流行語。
所謂巔峰，就是當人一個轉身，無論走哪個方向，就開始了下坡路。過去幾年，當生意鼎盛時，「大王」們是整個城市最忙碌的活躍分子。突然，好時光不再，一場變故驟然降臨。
改革剛綻萌芽，遠未如火如荼，匱乏的市場處處冒著商機，只要敢扛起經濟大旗，給點陽光就能燦爛。從經濟學角度，「八大王」的財富積累顯得易如反掌。不過，對領跑者造成致命衝擊，掌握著生殺大權的不是市場規律，卻是陰晴不定的政策。「大王」們身不由己地捲入一場風波之中，遭遇嚴重挫折。
1982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國務院兩次下發文件：「對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不管是什麼人，不管他屬於哪個單位，不論他的職務高低，都要鐵面無私，執法如山，不允許有絲毫例外，更不允許任何人袒護、說情、包庇。如有違反，一律要追究責任。」風聲鶴唳，在這場全國性的鬥爭中，因私營經濟而備受爭議的溫州成為重災區。
當時浙江省最年輕的副省長袁芳烈出任溫州市委書記，受命到溫州治「亂」。袁芳烈雷厲風行，決心割掉溫州的「資本主義尾巴」。他認定經濟領域犯罪活動最嚴重的在柳市。很快聯合工作組進駐柳市，一場轟轟烈烈全市範圍內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正式展開。像「大王」們這樣的出頭鳥自然首當其衝，被列為重要打擊對象。時稱「八大王事件」。
這些溫州「名人」，經營企業本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應付這場來勢洶洶、措辭嚴厲的打擊「經濟犯罪」運動更無經驗可談。他們慌了頭腦，「各顯神通」，可結局大都黯淡。
面對突如其來的詰難，胡金林第一個做出反應。他扛上一袋六萬元現鈔，主動找到工作組，補繳了17個月的稅款。他以為這樣做就給工作組一個交代了。可是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胡金林的想像。大街上掛著「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行為」的橫幅，有三四年沒有響過的大喇叭整個白天不停息地用強硬口吻宣傳政府的大政方針。看到苗頭不對，胡金林乾脆關了門市部的卷閘門，帶上新婚妻子去全國旅遊散心。
兩周後胡金林回到柳市，發現稅務部門在他的門市部水泥柱貼上一張白紙紅章的文件，通知營業稅從0.35%連補帶罰上調增加到6%。再過了一個月，工作組告知他：「從現在起不得外出，必須隨叫隨到，等候處理。」各種渠道傳來的消息都直接或間接表明，胡金林將是下一個整頓對象。此時，其他的「大王」們已經陸續被叫到工作組，且進去就沒有再出來。
日子變得動蕩不安，胡金林每天托關係打聽上面的動靜。某日黃昏，一要好的幹部騎著自行車路過他家門口，停下來小聲說：「不行，要下大雨啦！」，然後迅速騎開。胡金林轉身奔回屋子，從抽屜里拿出準備好的500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各種證件，連妻子也來不及告別就倉皇出逃，開始了兩年「沒有目的地的旅遊」。當夜凌晨，警車浩浩蕩蕩地停在他家門口，胡金林早已逃出柳市。兩個月後，公安部全國通緝胡金林，罪名是「投機倒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
胡金林從上海、北京流竄到東北，甚至在曾經是土匪猖獗、小說《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夾皮溝躲了一段時間。兩年後，他結束流亡生活溜回柳市，當夜被捕獲。警察告訴他說：「通緝令還在，必須抓你。」第二天，樂清廣播站報道：「全國經濟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被抓獲歸案。」在監獄，胡金林被關在重刑犯單間，他徹底絕望，甚至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準備。誰知道66天後，他先取保候審，然後案件撤銷。
潛逃的還有鄭祥青、李方平和王邁仟與鄭元忠。出逃前，柳市工商所多次「傳訊」鄭元忠，要他寫如何投機倒把發家的檢查材料。寫到第29天，實在憤懣難當，鄭元忠抓起墨水瓶扔向隔離審查室的牆上。之後抓住上廁所的機會，他跳上村後小河的一條小船，開始長達20個月，歷經幾十個省、市的流亡漂泊。可最終的結局仍是以「投機倒把」的罪行鋃鐺入獄，牢一坐就是186天。而另外三人的命運也殊途同歸，相繼落網判刑。
在全國公安協力嚴辦下，其他幾個「大王」的前途各有乖舛，但大抵相似。轉眼之間，他們從人生頂峰跌落到生命的谷底。在歷史的洪流中，他們的命運不是逆流而上，而是不得已隨波逐流，淹沒於紅塵滾滾。
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輕的程步青。樂清專門為此召開公審大會，他被五花大綁押上台，接受批鬥和唾罵。葉建華則是在家給孩子洗腳時，被通知到旅館談話。一進門，手銬就銬住他的雙手。回憶當初，葉建華眼神迷離，眼眶泛紅。
唯一逃脫懲罰的是劉大源。關於此人，有文字記載如下： 1967年夏，劉大源弱冠之年，溫州大旱。前後131天，柳市未降滴水，十夾河乾涸見底，整個虹柳平原哀鴻遍野。樂清水庫枯竭，不能發電，劉大源做煤油燈來提供照明，一天內能做100多個，全部熱賣一空。他後來做了一個鐵箱，把做煤油燈生意換來的5000塊錢放進去。四年後，這個靈活的年輕人成了遠近聞名的打小鐵師傅。一晃十多年，他被稱為柳市八大王。在這期間，柳市經歷了個體經濟緩步覺醒的過程。1971年，一社隊企業生產煤油鑽開關，急需1萬件3×25螺絲，尋遍各商店沒有著落，便求助於劉大源。神通廣大的他四處購齊所需螺絲，賺了一筆豐厚的差價。自此，劉大源擺起螺絲攤。儘管他得到一個國營企業招工指標，可他敏銳地感覺到商品氣息正逐漸滲透著柳市，便毅然選擇了放棄。
1978年，柳市五金電器風生水起，大批量的螺絲需求催生市場。劉大源趕到上海，一周內收集到300公斤螺絲。碼頭到輪船有500米距離，他將螺絲分成四擔，來回搬運。當把螺絲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