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栽和父親從洛杉磯回來還不到一個星期——哉收到了卡特琳娜的信。收信人的地址是特拉華州威爾明頓市，我以前的地址，可我已經搬過兩次家了。現如今，人口流動的幾率很高。
有意思的是，信封上被打了叉的地址和重新貼上的新地址感覺像是無言的控訴。信封皺巴巴的，滿是污漬，經過幾任郵遞員的折騰之後，一個角已經捲曲了。我讀了她的信，立刻跑到客廳里，拿起電話，準備跟父親通報，可是，我又把聽筒放下了，彷彿那是個燙手的物件。父親年事已高，還發過兩次心臟病。我們剛回到洛杉磯，我應該打電話給他，把卡特琳娜信上的內容告訴他嗎？
如果那樣，還不如直接把他給殺了呢！
因此，這個電話，我最終還是沒有打。我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類似這封信的事兒，我不知道該跟誰說。此類隱私除了老婆和親密的朋友之外，不能跟其他人說。在過去的幾年間，我沒有交到多少好朋友，而且，我老婆海倫1971年跟我離婚了。現在，我們每年只在聖誕節的時候，交換一下賀卡。你好嗎？工作順利嗎？新年快樂！
因為卡特琳娜的信，我徹夜未眠。她幹嗎不寫明信片呢？除了「親愛的拉里」之外，整封信就一句話。但是，那句話又勝過千言萬語。一句話就足夠了。
我記得父親在飛機上的樣子，一萬八千英尺的高空，我們從紐約一路向西，他的臉蒼老、憔悴。
根據飛行員的介紹，我們剛剛飛過奧馬哈，父親說：「實際上比想像的要遠，拉里。」他的聲音中透著一絲悲涼，我感到很不安，因為我不知道原因。
讀了卡特琳娜的信，我明白了。
我們從小生活在奧馬哈以西八十英里處一個叫做赫明福德霍姆的小鎮上——父親、母親，卡特琳娜和我。卡特琳娜比我小兩歲，大家都習慣叫她凱蒂。她是個漂亮的女孩，是個漂亮的女人。
即使在她八歲的時候，也就是穀倉發生事故的那一年，你就已經發現，她滿頭玉米穗絲般的秀髮永遠不會褪色，一對斯堪的納維亞風格的藍眼睛，始終深邃、明亮。那對眼睛，哪陷只看一眼，你就醉了。
說到這裡，你也許會說，我們只不過是些鄉下人。我父親有三百畝土地，平坦、肥沃，除了種植飼料用玉米外，他還養牛。大家給這片土地起了個名字：家園。在那些日子裡，除了80號省道和內布拉斯加96號公路之外，其餘的都是土路，因此，要想進一趟城，三天前就得做準備了。
現在，我是美國最優秀的獨立公司法律顧問之一，大家都這麼說——從誠實的角度出發，我必須承認，他們說得沒錯。一家大公司的主席曾經把我作為他聘用的專家介紹給董事局的各位成員。我穿昂貴的西裝，我皮鞋的材質也是一流的。
我手下有三名全職助理，另外還有十幾位，有需要的時候，可以隨叫隨到。可是，小的時候，卡特琳娜和我，我們走的是泥巴路，上的學校只有一間教室，沒有書包，課本和文具都是用繩子捆綁著背在肩膀上。有的時候，春季，我們沒有鞋，只能光腳。那個時候，光著腳的人，怎能進飯店呢？
怎能去商店買東西呢？後來，我們的母親死了——卡特琳娜和我那時在哥倫比亞城裡的一所中學讀書—兩年後，我父親的「家園」沒了，他找了份工作，推銷拖拉機。
雖說那不是世界末日，但不管怎麼說，那個家散了。
父親工作幹得不錯，九年前，開了專賣店，自己當了經理。我拿到了橄欖球獎學金，進入內布拉斯加大學，除了帶球過人之外，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卡特琳娜呢？我想說的主要是她的事情。
穀倉里的那起事故發生在十一月初的一個星期六。說實話，具體是哪一年，我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年，艾森豪威爾還在台上。
母親去參加哥倫比亞城舉辦的一個燒烤節，父親去附近的鄰居家（大約七英里外）幫他們修理除草機。家裡應該還有一個幫工，但那天沒有看見他。
後來，沒過一個月，父親就把他解僱了。
父親離開之前，給我安排了一系列的事情（當然，凱蒂也有份），並且告訴我們說，要等所有事情做完之後，才能出去玩。沒關係，用不了多長時間。那是十一月，每年到那個時候，因新年計畫沒有完成而產生的懊惱情緒已經過去。我們年初決定做的事情已成泡影，我們總是食言。
那一天，我記憶猶新。多雲的天氣，雖然氣溫不是很低，但感覺有些冷。霜凍、冰雪和凍雨的季節即將來臨，田野光禿禿的，就連牲口也是一副無精打採的樣子。奇怪的是，屋子裡有風鑽進來，以前從沒這樣過。
在那樣的日子裡，唯一好玩的地方就是穀倉。
那裡暖和，能聞到芬芳的草料和牲口皮毛、糞便混雜在一起的味道，聽見三層閣樓上家燕那神秘莫測的嘰嘰喳喳的叫聲。如果你抬起頭，你可以看見十一月的陽光從房頂的縫隙里鑽進來。
在多雲的十一月份，這似乎是唯一讓人開心的遊戲了。
有一個梯子，被鐵釘固定在三層閣樓的一根橫木上，梯子的腿垂直抵到穀倉的地上。父母不允許我們爬梯子，因為，那個梯子年久失修，有些搖晃了。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爸爸答應媽媽，說要把那個梯子拆下來，換一個結實的，可是，每當他準備動手的時候，總有別的事情冒出來……
比如，幫鄰居修理摟草機。那個雇來的人幹不了這些事兒。
如果你爬上那個搖晃的梯子—一凱蒂和我數過好多遍，梯子上總共有四十三個橫檔——頂頭就是那根橫樑，距離滿是乾草的地面大約七十英尺。你沿著橫樑走上十二英尺，你會膝蓋發軟，腳脖子處的關節嘎嘎作響，嘴巴發乾，嘴裡散發出一股陳腐的氣味，可是你會發現，你的下面竟然是一個大草垛。你從橫樑上縱身一跳，一個可怕的、自殺式的俯衝，七十英尺的下降通道，迎接你的是—個巨大的軟草墊。乾草，香氣撲鼻的乾草，雖然身體還懸在空中，你的靈魂卻早已在芬芳的氣息中找到了歸屬，你就像拉撒路 ，在沉睡中等待復活的夏日。你跳了，雖然危險，可你成功了。
當然，這是一種絕對禁止的遊戲。如果被發現，我媽媽肯定會沖著我們咆哮，而我爸爸則會用皮帶抽打我們，儘管我們已不是小孩子了。因為那個梯子，因為，萬一你還沒有走到草堆的上方就失去了平衡，從房樑上摔落下來，那麼，你掉在穀倉的木地板上，肯定是粉身碎骨。
儘管如此，那種遊戲實在是太刺激了。當老貓外出的時候……哎呀，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那天，如同往日一樣，心中充滿了擔心和期待。
我倆站在梯子腳下，互相對望著。凱蒂情緒很高，她的眼睛深邃，放射出異常燦爛的光芒。
「你先上，」我說。
凱蒂立刻回了我一句：「你先上。」
我堅持說：「女孩在先。」
「危險的事情，男孩在先。」說著，她故作端莊地看著地面，彷彿別人不知道她其實是赫明福德的二號假小子。不過，她一向如此，心裡想干，可又不願意打頭。
「好吧，」我說，「我先上吧。」
那一年，我十歲，瘦得連風都能把我吹倒，體重大約九十磅。凱蒂八歲，比我輕二十磅。那個梯子，我們以前爬過好多次，很安全，因此，我們想，這一次也不會有事。這種哲學讓人類和民族陷入一個又一個的麻煩之中。
那一天，我越爬越高，在灰塵瀰漫的穀倉里，我感覺有點兒眼暈。跟以往一樣，爬到一半的時候，我開始想像，假如梯子突然斷裂、垮塌，我該怎麼辦？可是，我沒有退卻，而是繼續往上爬，直到我的雙手摟抱住橫樑，翻身上去，然後朝下看。
凱蒂仰著臉看著我，她的臉白白的，圓圓的，遠遠望去，那麼小。她穿著那件褪了色的格子襯衫，藍色的牛仔褲，像個洋娃娃。在我的頭頂上，在布滿灰塵的屋檐上，家燕愉快地叫著。
接下來的對話，我們都背過了：「你好，下面的！」我喊道，聲音夾帶著塵埃，向下面飄去。
「你好，上面的！」
我站起身，身體有些不穩。跟以往一樣，在下面的時候不覺得，可是，一旦到了這麼高的地方，感覺似乎有風。為了保持平衡，我伸出雙臂，慢慢朝前挪動，心怦怦直跳。有一次，我剛走幾步，一隻燕子貼著我的腦袋俯衝下去。為了躲它，我差點兒失去平衡。我總是擔心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
那一天，沒有發生類似的事情。後來，我走到了草垛的上方。從那裡往下看，不像想像的那麼可怕。先憧憬一下。接著，我故意捏著鼻子，邁步走進深淵。每次都差不多，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我驟然向下跌落。我差一點兒叫出來：哎呀，對不起，我錯了，我後悔了！
我落在草垛上。我像火箭，鑽進草堆，芬芳、乾燥的草料如同大海的波浪，把我團團圍住。我繼續下降，彷彿進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