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達希爾·哈米特
蒙哥馬利旅館的偵探從旅館老闆那兒拿了些貨品作為他最後一個星期的報酬，他因酒後在休息室里睡著而被解僱了。那時我剛好是大陸偵探事務所舊金山分局唯一一個沒有工作可做的偵探，於是，在旅館還沒有找到固定偵探的這三天，我就臨時攬下了這個工作。
蒙哥馬利是一家安靜、舒適的旅館，我在那裡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直到第三天，也就是最後一天——事情發生了變化。
那天下午，我下樓後在休息室碰到了助理斯泰西，他正在找我。
「剛才服務員打電話說906房間好像出事了。」
然後我們一起上樓，去了那個房間。門是開著的。服務員在房間的中間，睜大了眼睛，盯著衣櫥。從衣櫥下面可以看到有一隻腳可能正穿過地板走向我們，是一條蛇形的血帶。
我走過去，試著開門。門沒鎖，我打開了門。一個人慢慢地、硬邦邦地打到了我的手臂——他背對著我——他的外套後面有一條長六英尺的裂縫，外套是又濕又黏。
那不完全是一個意外：地板上的血已經告訴我，這裡發生了一些事。跟在他後面的另一具屍體正對著我——那是一張扭曲的黑乎乎的臉。我放下了剛抓住的這具屍體，跳了過去。
正當我要過去的時候，第三具屍體從這兩具的後面滾了出來。
服務員暈倒了，我的身後傳來了尖叫和重擊聲。我感到自己從沒有如此鎮定。我不是個敏感的人，雖然之前見過許多恐怖的畫面，但是幾個星期後，我看到從衣櫥里出來了三個死人，堆在我的腳邊：他們就那樣一個個慢慢地出來——幾乎是從容不迫地處於這個「跟著頭兒走」的可怕遊戲里。
看到他們，我不禁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死了。他們掉下來、躺著的地方都蘊藏著一種可怕的死氣。
我轉向斯泰西，他已經嚇得臉色蒼白，緊緊地靠著那張銅床的床架。
「讓她快去叫醫生和警察！」
我分開這三具死屍，把他們排成一排，讓他們的臉都朝上。接著我匆匆地掃視了一下房間。
一頂軟帽——剛好適合其中的一具死屍戴——放在亂七八糟的床中央。房間的鑰匙還在門鎖里掛著。房間里沒有血跡——除了從衣櫥里流出來的，也沒有任何打鬥的痕迹。
浴室的門是開著的。浴缸底部有一個破碎的松子酒瓶，根據氣味的濃度和浴缸的濕度判斷，當酒瓶打碎時，瓶里的酒是滿的。在浴室的一個角落裡，我發現了一隻小威士忌酒杯，還有一隻在浴缸下面。這兩隻酒杯是乾淨的，都沒有用過。
衣櫥里從和我肩膀差不多高的地方起都有血跡，壁櫥地板上的兩頂帽子上也有血跡。
這就是全部：三個死人，一個打碎的松子酒瓶，血跡。
斯泰西和一位醫生一起回來，當醫生檢查死屍時，警察也趕到了。
醫生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他指著其中一個人說：「這個人是被鈍器敲中了後腦，然後被勒死的。」他指著另一個說：「這個就是被勒死的。第三個的背部被刺，有一個大概五英尺長的刀傷。他們都死了大概兩個小時了——死亡時間可能是下午或者再晚一點兒。」
助理認出了兩具死屍。被刺的那個人——就是第一個從衣櫥里掉出來的——三天前來到了旅館，登記的信息為華盛頓人，名叫英格拉哈姆，住在915室，與906室隔著三個房間。
最後一個從衣櫥里掉出來的人，就是直接被勒死的那個——是這個房間的房客。他的名字叫維森特·戴弗林，是個保險經紀人，從四年前他妻子去世後，他就把旅館當作家。
第三個人經常可以在戴弗林的公司見到，其中一位職員記得今天12點後他們一起在旅館待了大約五分鐘。從他錢包里的名片和信件可知他叫荷馬·安斯利，是蘭科史姆和安斯利法律公司的職員，辦公室就在邁爾斯大樓里——在戴弗林辦公室的旁邊。
戴弗林的錢包里大概有150200美元；安斯利的有100多美元；英格拉哈姆的大概有300美元，在他腰部的一個錢袋裡，我們找到了2200美元和兩顆中等大小的未加工的鑽石。三個人的口袋裡都有手錶，戴弗林的手錶值不少錢。英格拉哈姆戴了兩個價值不菲的戒指，他房間的鑰匙就在他的口袋裡。
除了錢——現場看起來似乎不是搶劫——我們在這個案件上毫無發現。全面仔細地搜查了英格拉哈姆和戴弗林的房間後，還是一無所獲。
在英格拉哈姆的房間里，我們發現了12張或更多的仔細標記過的名片，一些古怪的骰子和許多有關賽馬的數據。而且我們還找到他的妻子，她住在布法羅東德拉萬街；他的弟弟，住在達拉斯克魯徹街；還發現一張我們稍後需要調查詢問的名字和地址的名單。但是其他兩個房間和謀殺根本沒有聯繫，即使是間接的。
菲爾斯——警察局的指紋專家——在戴弗林的房間里發現了一些指紋，但是我們不能判斷這是否有價值，他也不一定能把它們都辨認出來。雖然戴弗林和安斯利是被用手勒死的，但是菲爾斯沒有從他們的脖子上或衣領上找到指紋。
發現血跡的那個服務員說她那天早上10點到11點去過戴弗林的房間，但是沒有給浴室里換新的毛巾。所以下午她又去房間換毛巾。她早上11點到了房間——10：20到10：45之間——那時英格拉哈姆還沒有離開。
12點過了幾分鐘後，安斯利和戴弗林下樓去休息室，電梯員記得在乘梯的過程中，他們還在笑著討論他們前天的高爾夫球的比分。在那個時間沒有人。醫生檢查謀殺現場時看出了有什麼不對勁，兇殺案是有預謀的。
兇手離開了房間，順手關上了門，然後走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知道蒙哥馬利旅館的中午走廊上很少有人。
旅館裡的員工從沒看到過英格拉哈姆和戴弗林在一起。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兩人認識。英格拉哈姆習慣在房間里呆到中午才出去，直到午夜才回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
在邁爾斯大樓里，我們——就是馬蒂·奧哈拉、警察局謀殺細節犯罪科的喬治主任，和我對安斯利的搭檔和戴弗林的職員進行了詢問。戴弗林和安斯利看起來都是過著平淡生活的普通人：生活中既沒有污點也沒有怪癖。安斯利結婚了，有兩個孩子，住在大湖街。他和戴弗林兩個人偶爾和親戚、朋友聚一聚或是去鄉下；目前，據我們所知，他們的生活都很規矩。
今天他們離開辦公室，一起去吃午餐，後來想去戴弗林的房間喝杯松子酒，這瓶松子酒是一個來自澳大利亞的人偷運過來送給他的。
當我們又在街上出現時，奧哈拉說：「好吧，這下更清楚了。如果他們去戴弗林的房間喝東西，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一進房間，就立即被殺了。你們找到的那些威士忌酒杯是乾淨的。不管是誰開了這個玩笑，都一定有人在等他們。我懷疑是英格拉哈姆這個傢伙。」
「我也這麼想。當我打開壁櫥的門時，我發現問題全都有答案了，英格拉哈姆是整個事件的關鍵。戴弗林背對著牆，安斯利在他的前面，兩個人都對著門。英格拉哈姆正對著他們，他背對著門。衣櫥剛好能裝下他們——太小的話，當門關上時，他們就會掉出來了。」
「而且房間里沒有血跡，除了衣櫥裡面的。英格拉哈姆張著嘴，他的背上有道刀傷，他在壁櫥里時，不可能被刺傷，或者他是在別處受傷流血了。當他被刀刺傷時，他正站在另一個人旁邊，不管是誰在背後刺傷了他，也不可能這麼快就關上了門。」
「那麼，他為什麼會站在這兒呢？你認為他和另一個人殺了他的兩個朋友，把他們裝在壁櫥里，然後他的同伴留下他離開了？」
「有這個可能。」主任說。
但是三天後，這個「可能」就不存在了。
我們已經寄出了電報，也收到了不少，有被調查的受害人的親戚和熟人發來的；但是我們沒發現任何和謀殺有關的線索。我們也沒找到英格拉哈姆和其他兩人有任何聯繫的證據。我們從他們出生時就開始一步步調查。自從英格拉哈姆到了舊金山，我們已經了解了他們的每一個行蹤——完全有理由相信另外兩個死者沒有和英格拉哈姆見過面。
據我們所知，英格拉哈姆是一個書商和十足的賭徒。他的妻子和他離婚了，但是兩人保持著良好關係。大約十五年前，他曾在紐約的紐瓦克以「故意殺人罪」被起訴，並在國家監獄待了兩年。但是那個起訴他的人1914年在奧馬哈已死於肺炎。
英格拉哈姆來到了舊金山，開了一家賭場，所有的調查結果都表明他在那個城市的所有生意結束了。
菲爾斯所取得的指紋證實是屬於斯泰西、服務員、警察局探員，還有我的。簡而言之，我們還是一無所獲！
我們努力想了解兇手謀殺這三個人的動機。
現在我們換了個角度，坐下來研究細節、耐心地分析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