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我又開始了緊張的採購，尋找適合時裝店的貨品。他們為我安排了拜訪莫拉塔大街的一家帽子店，離達席爾瓦的辦公室幾步之遙。所以我有了很好的借口去看看他，跟他打個招呼，順便查看一下有什麼人在他那裡出人。
但是我只見到了那位態度不太好的年輕女秘書，我還記得她的名字：貝阿特麗絲·奧利維拉。
「達席爾瓦先生出差了。」她簡單地說。
跟我上次來一樣，她根本沒有對我和顏悅色的意思，不過也許這是唯一能跟她單獨相處的機會，我不想白白失去。從她冷淡的態度和寡言少語的性格來看，似乎很難從她嘴裡掏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但是目前還沒有更好的渠道，所以我決定一試。
「哦，那太不巧了。我還想找他諮詢些那天他給我看的布料的問題呢。那些布料還在他的辦公室嗎？」我問。想到有可能趁馬努埃爾不在的時候進到他的辦公室，我的心跳就加快了。但是她的回答像一盆冷水，馬上就把我這一點兒還沒有成型的幻想澆滅。
「不在，送回倉庫了。」
我的腦子飛快地運轉若。第一次嘗試失敗了。好吧，得想別的辦法繼續試探。
「如果您不介意，我想在這兒坐一會兒。整個上午我一直都站著，看各種各樣的帽子，我想我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我沒有給她時間回答，在她張開嘴之前，就已經跌坐在一把軟椅上，裝出稍稍有些誇張的疲憊。我們之間出現了一陣沉默，她繼續拿著鉛筆瀏覽一份文件，時不時在上面做一些記號或筆記。
「來根煙嗎？」幾分鐘以後我問道。雖然我其實不太抽煙，但是經常會隨身攜帶煙盒，就是為了應付像現在這樣的場合。
「不用了，謝謝。」她頭也沒抬地說。我給自己點上煙，她繼續工作。我們又沉默了一會兒。
「是您負責幫我搜集供應商資料、約見客戶，並準備那兩個文件夾里的所有資料的吧？」
她終於抬頭看了我一眼。
「是的，是我。」
「真的非常感謝您的出色工作，您都不知道這些對我有多麼有用。」
她隨口說了聲謝謝，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的工作上去了。
「達席爾瓦先生當然不會缺少生意夥伴。」我繼續說，「跟那麼多不同的公司有商業關係真是太棒了，尤其是跟那麼多外國公司。相比而言，西班牙現在的狀況真是糟透了。」
「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她嘟嚷著說。
「對不起，您說什麼？」
「我說西班牙的死氣沉沉一點兒也不奇怪，看看是誰在當權就知道了。」她含糊其辭地說，目光還是集中在手頭的文件上。
一陣狂喜電光火石般掠過心頭，這位勤勉的女秘書對政治感興趣，我得試著把話題引向那個方面。
「那當然了。」我一邊回答，一邊緩緩地掐滅煙頭，「這個人居然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應該待在家裡做飯生孩子，還能指望他管好整個國家嗎？」
「而且監獄裡塞滿了人，對戰敗的一方沒有一丁點兒仁慈。」她擲地有聲地補充道。
「沒錯，看上去是這樣。」對話轉向了一個始料未及的方向，我必須萬分小心地應答，以贏得她的信任，把她引到我的話題上去。「您了解西班牙嗎，貝阿特麗絲？」
我注意到她有些驚訝於我竟然知道她的名字，終於放下鉛筆來看著「我從來沒去過，但是知道那裡正發生些什麼。有一些朋友跟我講過。不過我想很可能您並不知道我在說什麼，您屬於另一個世界。」
我站起來，走近她的桌子，近乎厚顏無恥地坐到了桌子邊緣。在近距離的注視下，我發現她雖然穿著可能是幾年前花幾塊錢請哪位鄰居做的廉價套裝，眼鏡後面卻忽閃著一雙睿智的眼睛，那努力敬業的工作態度中還有一種似曾相識的堅韌不拔。
貝阿特麗絲·奧利維拉和我，並非如此不同。我們出身相似，同樣勤奮地工作，卑微又努力向上。兩條人生軌跡從相近的地方出發，在某個時刻卻分道揚鑣。時間讓她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的職員，而給了我一個完全虛假的現實。然而，也許我們之間的共同之處要比區別更真實：雖然我住在豪華酒店，而她住在貧民社區中一棟漏雨的房子里，但是我們都知道，活著就要拼搏，不能讓悲慘的命運把我們拖人泥淖。
「我認識很多人，貝阿特麗絲，認識很多不同的人。」我放低了聲音，「現在我的確在跟一些有權有勢的人交往，但那隻不過是我的職業要求，是突如其來的命運和特殊的環境把我推到了他們身邊。但是我知道冬天忍飢挨餓的滋味，知道日復一日以菜豆飯飽腹的生活。我也曾每天天不亮就出門，只為了掙點可憐的糊口錢。而且，如果您想知道的話，我可以告訴您，我也不喜歡他們正在強加給我們的這個新西班牙。您現在要來根煙嗎？」
她沒有回答，但是伸出手拿了一根。我先替她點上，然後給自己點上。
「葡萄牙的情況怎麼樣？」我問。
「也很糟糕。」她吐了一口煙回答道，「也許薩拉查 的新政權沒有佛朗哥在西班牙的政權那麼壓制一切，但是我們同樣在忍受獨裁，同樣缺乏自由。」
「但至少看起來你們會在歐洲戰爭中保持中立。」我試圖把話題拉近目標，「但是現在西班牙的形勢卻很不明朗。」
「薩拉查跟英國人和德國人都有協議，一種奇怪的平衡。英國人向來都是葡萄牙人的朋友，所以很奇怪我們的政府競會對德國人那麼慷慨，給他們特權讓他們開釆礦山，還有其他很多好處。」
「不過，這在時局下也沒什麼可奇怪的，不是嗎？局勢越動蕩，事情就越微妙複雜。說實話，我不太懂國際政治，但是我想這裡頭一定有利益關係在作怪。」我努力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漫不經心，似乎我對這類事情滿不在乎，談話進行到現在已經到了信任的分界點，出言應該更謹慎一些，「在生意場上不也是這樣嗎？」我補充道，「遠的不說，那天我跟達席爾瓦先生一起在辦公室的時候，您不是還告訴他有德國人來找他嘛。」
「沒錯，不過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她顯得極為不快，看上去似乎不打算對此多說什麼。
「另一天晚上達席爾瓦先生在埃斯托里爾賭場請我吃晚飯，他認識那麼多人，真讓我驚訝。他跟英國人、美國人和德國人都同樣熱情地打招呼，當然還有很多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我從來沒見過誰能跟所有這些人都保持著這麼好的關係。」
她的臉微微扭曲了一下，又露出很不愉快的神色。即便這樣，她也沒有說什麼。我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繼續往下說，免得這場交談就此不了了之。
「我覺得那些猶太人很可憐，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放棄了生意，逃離這場戰爭。」
「您覺得埃斯托里爾賭場的那些猶太人可憐？」她的臉上浮現出一個充滿嘲諷的微笑，「我一點兒也不覺得。他們只不過是在享受超長的奢華假期而已。真正可憐的是那些不幸的窮人，用紙箱帶著一點兒寒酸的行李整天在領事館門口或者在售票口排隊，就為了能獲得一張去往美國的簽證和船票，但也許他們永遠也得不到；還有無數個在廉價公寓里暫時棲身的家庭，每天去慈善食堂填飽肚子，還有那些可憐的女孩子，在角落裡出賣自己的肉體，只為了換得幾塊錢，老人們坐在咖啡廳里消磨時光，面前的臟杯子空了幾個小時都捨不得再添上，最後被服務生趕到街上去為其他人騰出位置。這些人，他們才讓我覺得可憐。而那些每天晚上都在賭場里揮金如土的人們，我一點兒也不同情他們。」
她說的那些話確實很感人，但我不能因此就轉移注意力，我們的談話正在朝合適的方向發展，我必須努力讓它不再偏離，而且有意識地繼續往前推進。
「您說得對，對於那些窮人來說，情況更加悲慘。此外，他們看到這麼多德國人肆意妄為，一定會覺得更加痛苦。」
「我想是的……」
「尤其是，他們一定很難接受在自己投奔的這個國家，政府也對第三帝國如此縱容。」
「沒錯，我想……」
「更有甚者，還有一些葡萄牙企業家正在藉機大發橫財，為了巨額利潤跟納粹做交易……」
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我的語調緊張而低沉，壓低了聲音，整個人向她靠近。我們四目相對，誰也無法移開視線。
「您到底是什麼人？」最後她終於說，聲音幾乎低不可聞。她整個人都向後仰著，後背靠在座椅上，似乎想要盡量離我遠一些。她的聲音充滿了不安和恐懼，但視線卻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眼睛。
「我只是一個時裝師。」我低聲說，「跟您一樣的勞動婦女，跟您一樣對我們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擔憂。」
我注意到她咽口水的時候喉嚨是如此緊張。接著我又問了她兩個問題，緩緩地，幾乎一字一頓。
「達席爾瓦跟德國人之間到底有什麼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