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五月底，塞繆爾·霍爾先生來到了馬德里，他的頭銜十分驚人，全權英國特使。在此之前他從來沒到過西班牙，一句西班牙語也不會說，對佛朗哥和他的新政權更是一點兒好感也沒有。但是丘吉爾賦予了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並一再要求他接受這個任命：對歐洲大戰的走向來說，西班牙是一枚關鍵的棋子，他需要一個堅定的支持者，立場鮮明、態度強硬地在這裡坐鎮。西班牙政府在戰爭中保持中立，對英國的利益至關重要，這樣才能保證直布羅陀海峽不受侵擾，避免大西洋上的港口落到德國人手中。為了獲得極其微小的合作，英國已經通過對外貿易向飢腸轆轆的西班牙施加了不少壓力，限制對它的石油供應，用大棒和胡蘿蔔政策將它打壓得奄奄一息。然而隨著德國軍隊橫掃歐洲，這些措施顯得遠遠不夠了，他們需要以一種更加積極有效的方式來給馬德里施加影響。這位個子矮小、上了年紀又其貌不揚的大使先生就是帶著這個任務來到西班牙首都的。他的密切合作者們稱他塞姆先生，後來所交的為數不多的幾個西班牙朋友則稱他為塞繆爾先生。
霍爾接受這一職務的時候情況並不樂觀。他不喜歡馬德里，跟西班牙國民性情格格不入，而且在這片荒蕪且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幾乎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他知道自己不會受到歡迎，也知道佛朗哥政府公然表示反對英國。為了給他來個下馬威，讓他一開始就更真切地了解這一點，長槍黨人在他到任的那天早上，在英國大使館門口舉行了氣勢洶洶的示威，高呼：「直布羅陀屬於西班牙！」
在向領袖佛朗哥遞交國書和委任信以後，這位大使先生就走上了為期四年的坎坷赴難路。他無數次地後悔當初接受了委任。在這個充滿敵意的環境里他感到極其難受，類似的情形在他以前的多個任期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馬德里焦躁不安，氣候炎熱得令人難以忍受。長槍黨人對英國大使館的騷擾成了家常便飯：向窗戶里扔石頭、拔掉大使館公車上的小旗子和徽章，甚至對大使館成員進行辱罵和人身攻擊，而西班牙當局對所有的一切睜一眼閉一眼，置若罔聞。西班牙的媒體大肆攻擊，指責英國是導致西班牙飢餓的罪魁禍首。新大使的就任只在少數幾個保守的保皇黨人中臝得了好感，但他們不過是一群效忠於維多利亞·尤金妮王后的懷舊老臣，在政府中毫無權勢，只是固執地緊抓著永遠也無法回去的過往不放。他感到孤獨，獨自一人被遺棄在黑暗中，只能摸索著向前。馬德里的環境讓他感到窒息：西班牙行政機構極其拖沓緩慢的辦事效率令人忍無可忍，大街小巷站滿了荷槍實彈全副武裝的瞥察和長槍黨人，到處可以見到趾高氣揚的德國人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和義務，他幾乎是橫下了一條心，還沒有完全安頓下來，就硬著頭皮開始跟西班牙政府建立關係，尤其是跟政府中三位最主要的人物：佛朗哥將軍、塞拉諾·蘇聶爾部長和貝格貝爾部長。他分別同三個人會晤、打探底細，接收到了截然相反的信息。
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佛朗哥將軍在帕爾多皇宮接見了他。雖然外面陽光明媚，佛朗哥卻拉上了窗帘，點著燈，坐在一張辦公桌後面，桌上還驕傲地豎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巨幅照片。在那次氣氛僵硬的會見中，雙方通過翻譯輪流發言，沒有進行任何直接對話。儘管如此，霍爾還是被這位國家元首的盲目自信震驚了：佛朗哥深信不疑地認為自己就是那個拯救國家、開創新世界的救世主。
如果說跟佛朗哥的見面很糟糕的話，那麼跟塞拉諾·蘇聶爾的見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場面更加令人難堪。這位「裙帶領袖」的權勢正如日中天，整個國家都在他的一手掌握之下：長槍黨、新聞媒體、警察，他還有跟領袖私人接觸的特權，雖然很多人都猜測他打心眼兒里看不起領袖的知識水平。那時候佛朗哥已經半隱居在帕爾多皇宮，很少露面。相反，塞拉諾似乎無處不在，就像歐芹可以用於任何配菜中一樣，與戰爭期間訪問西班牙保護區的那位謹慎的塞拉諾完全不同。當年正是他彎腰幫我撿起粉盒，而我也躲在沙發下面長時間地觀察過他的腳踝。好像隨著新政權的建立，一個新的塞拉諾·蘇聶爾誕生了。暴躁，驕傲，說話做事急不可耐，貓一樣的眼睛永遠保持警覺。他永遠處於緊張狀態，對任何一位所謂的「財閥民主體制」代表都那麼挑剔而刻薄。霍爾和塞拉諾，在他們的第一次見面，以及之後不可避免的很多次見面中，從未獲得過對方的任何好感。
而在這三個大人物中，唯一能跟霍爾相互理解的就是貝格貝爾。從在聖克魯斯宮的第一次見面開始，兩人之間的交流就很通暢。這位外交部長時而傾聽，時而回應，努力修正各種不合理的事務，並試圖理清一團亂麻似的對外關係。他在霍爾面前斬釘截鐵地表明自已不主張加入戰爭，也毫不遮掩地承認飢餓的西班牙人民急需援助，而且竭盡全力通過訂立各種合同和協議來減輕人民的苦難。事實上，從一開始他的個性就讓這位新大使覺得有些特別，甚至是古怪。他的感性、文化素養、行為方式和嘲諷的語氣，跟馬德里當時的嚴酷氛圍，還有他位高權重的身份毫不相符。在霍爾的眼中，貝格貝爾因為德國人的氣勢洶洶、長槍黨人的囂張氣焰、政府的專橫跋扈，還有首都人民的悲慘生活而憂心忡忡。也許正因為這樣，正因為貝格貝爾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所以霍爾覺得，他是一個如此和藹的人，用在非洲養成的好脾氣來化解各種怨恨，舔舐心中因為其他同僚的攻擊而留下的累累傷痕。當然，他們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一些意見分歧，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外交事件，或者是要求與抱怨，還有很多期待共同解決的危機。比如西班牙軍隊在六月份大舉侵入丹吉爾，一下子終結了它的國際城市地位。比如西班牙政府授權德國軍隊在聖塞巴斯蒂安大街上舉行閱兵。比如在那個混亂而倉促的年代裡關係緊張的時刻。雖然這一切都無法避免，但貝格貝爾和霍爾卻日益親密，對這位新任大使來說，在動蕩的馬德里，面對那些像雜草一樣不停冒出來的麻煩，這份友誼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隨著霍爾逐漸融入這個國家，他也開始明白德國人的勢力在西班牙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幾乎滲入了公共事業的每個角落。企業家、高級管理人員、商業代表、電影導演……這些人從事的工作雖然各有不同，但都和西班牙的管理部門有著良好的人脈關係，而且都成為了納粹的代理人。很快他也知道了這裡對新聞媒體的管制有多麼嚴格。德國大使館的新聞辦公室，在塞拉諾·蘇聶爾的完全授權下，可以決定西班牙的所有報紙每天如何報道關於第三帝國的消息，如何發布、使用什麼樣的字眼兒，並隨心所欲地在西班牙報紙中插入對納粹的宣傳和鼓吹。而更無恥更令人憤慨的是，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萬歲》日報，也就是長槍黨的宣傳機構，壟斷了用於報紙印刷的絕大部分紙張。針對英國人的輿論攻擊接連不斷且十分殘酷，充滿了謊言、辱罵和陰謀操縱。丘吉爾的形象是那些最惡毒的漫畫的靈感來源，而大英帝國，則是他們一貫嘲笑的對象。隨便哪個西班牙省份發生的工廠事故，或者是郵政火車的事故，都被毫無廉恥地歸咎於背信棄義的英國人的破壞。面對這一切踐踏和欺辱，英國大使館的抗議都毫無例外地石沉大海。
正當塞繆爾先生無可奈何地適應了他的新工作時，西班牙內政部和外交部之間的敵對狀態也日益明顯。塞拉諾站在權傾朝野的位置上，設計組織了一場戰略性的戰役：散布關於貝格貝爾的惡毒謠言，並藉此宣傳只有他才能挽救大局的觀念。除了我們這位昔日的總督、如今人微言輕的外交部長，佛朗哥與塞拉諾，塞拉諾與佛朗哥，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了解什麼是國際政治，也從來沒有真正見識過外面的世界。就像兩隻井底之蛙一樣，坐在帕爾多皇宮裡，一邊喝著熱巧克力，一邊吃著煎麵包片，並就著點心桌子肩並肩地設計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因為無知和狂妄而表現出令人驚愕的大膽。
貝格貝爾終於爆發了。他們想要把他趕走，他對這一切早就心知肚明。他們將會把他趕出內閣，狠狠地踹他一腳，把他踢到街上去，因為光榮的聖戰已經不再需要他。他們把他從摩洛哥的幸福歲月中連根拔起，放到一個人人渴求的位置上，就為了捆住他的手腳，給他的嘴裡塞上塊破抹布。他們幾乎從來沒有重視過他的看法，或者說，事實上從來沒有徵求過他的意見。他從來沒有能實施什麼動議或設立什麼標準。他們只不過是想用他的名字來填補一個部長職位，想讓他成為一個溫順、怯懦又沉默的附庸者。但就算是這樣，就算對當前的形勢心懷不滿，他也盡忠職守，為了擔負起責任孜孜不倦地工作，默默地忍受著塞拉諾在這幾個月內對他發起的一系列攻擊。開始的時候只是踩一腳、推一下，你讓開，讓我來。但是很快推推搡搡就變成了凌辱的勒頸繩，最初的踢打也最終變成了對準要害的砍殺。當貝格貝爾猜想接下來要發生的就是踩住他的腦袋時，他爆發了。
他已經很疲憊了，厭倦了塞拉諾的傲慢與不可一世，也厭倦了佛朗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