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時候顧客更多了，大部分是有錢的外國人，看來我的合伙人坎德拉利亞很有先見之明。有德國人，義大利人，當然也有西班牙人，不過基本都是企業家的妻子，因為現在官員和軍人的日子都不太好過。偶爾有幾個富有美麗的猶太人，是伊比利亞半島猶太人的後代，說起西班牙語來非常柔和，帶著古老的節奏和好聽的旋律，還常常使用一些現在已經很少聽到的古語：非常完美，我的女王，上帝給了我們一個好的星期，喏，就像我說的這樣。
我們的生意越來越好，名氣越來越大，收入自然滾滾而來，有比塞塔、法國法郎和摩洛哥法郎，也有摩洛哥當地的哈桑幣。我把所有的錢都存在一個小盒子里，用七把鑰匙鎖上，放在床頭櫃的第二個抽屜里。每個月的三十號，我都會把當月的總收入交給坎德拉利亞。除了拿出一把比塞塔當日常的零用錢，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把剩下的那部分胡亂捲成一卷塞到乳溝里。這些貨幣在她的肥肉堆里吸收著身體的溫度，跟著她一路小跑著去猶太人那裡找開價最高的人兌換。很快她就上氣不接下氣地回到公寓，用同樣的方法帶回一卷卷英鎊。她一邊氣喘吁吁地從胸口拿出戰利品，一邊說：「這樣最保險了，丫頭，這樣才保險。我覺得最聰明的就是那些英國佬。佛朗哥的比塞塔咱們一分都不用存，萬一等到戰爭結束時國民軍打了敗仗，這些鈔票拿來擦屁股都嫌麻煩。我們倆平分，一半給我，一半給你。希望我們永遠都財源滾滾，親愛的。」
我開始習慣一個人生活，很平靜，沒有恐懼。為了對時裝店也對自己負責，我努力工作，很少有消遣的時間。目前的訂單還不需要更多的人手，我一直獨自承擔，所以幾乎沒有閑著的時候，永遠都在穿針引線、裁剪布料、構思式樣還有熨燙。有時候我會出門去尋找布料，包幾個扣子或者挑選一些線軸和封領鉤。我最喜歡的是每個星期五到附近的西班牙廣場去觀看哈里發從宮殿里出發前往清真寺的儀式，那些摩爾人稱之為「費德丹」，他騎著一匹白馬，頭頂上罩著一頂綠色的陽傘，被一群穿著帥氣制服的摩爾士兵護衛著。真是一場壯觀的演出。之後我會沿著他們以前稱為「大將軍街」的路散步，一直到穆雷麥迪廣場，從維多利亞教堂門口經過。這是一個天主教教堂，因為戰爭，總是擠滿了哀悼和祈禱的人。
戰爭如此遙遠，又近在咫尺。通過電波、報紙和口口相傳，海峽對岸的消息不斷地傳來。人們在家裡用五顏六色的大頭針釘滿了牆上的地圖，標記著戰事的進展。我獨自一人，也時刻關心著自己國家的現狀。這幾個月里，我唯一一筆小小的奢侈支出就是購買了一台收音機從電波里我得知，共和國政府在年底之前已經遷到了巴倫西亞，只留下平民百姓還在為保衛馬德里浴血奮戰。國際縱隊趕來幫助保衛共和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承認了佛朗哥政權，何塞·安東尼奧 在阿利坎特的監獄裡被槍斃了，而我，在聖誕節到來的時候已經攢了一百八十英鎊。
我在拉魯內塔的公寓里度過了在非洲的第一個平安夜。雖然一開始並不想接受邀請，但是坎德拉利亞再次以她席捲一切的熱情說服了我。
「你到拉魯內塔來吃晚飯，這沒什麼可商量的，只要我坎德拉利亞的桌上還有位置，誰都不會孤孤單單地過節。」
我沒有辦法拒絕，但是也真的很難接受。隨著節日的臨近，悲傷的氣氛漸漸在屋裡瀰漫，好像從沒關嚴的窗戶里吹進來的風，又像從門縫裡鑽進來的味道，讓整個屋子塞滿了憂傷。母親現在會是什麼樣呢？沒有我的消息她是怎樣艱難度日的？在這樣的亂世中她又怎麼維持生計？這些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時時刻刻都在折磨我，讓煩惱與日俱增。周圍的環境也沒有能讓人樂觀振奮起來的，雖然有一些商店掛起了聖誕裝飾品，人們互相交換著祝願，鄰居家的孩子們在樓梯上跑來跑去，哼唱著聖誕歌謠，但是西班牙正在遭受的現實是如此的嚴酷黑暗，似乎誰都沒有興緻來慶祝節日。
晚上八點多我到了公寓，街上幾乎一個人都沒有。坎德拉利亞已經烤了一對火雞。隨著生意的好轉，公寓的伙食也相應有所改善。我帶來了兩瓶香檳酒和一塊球形荷蘭乳酪，是從丹吉爾天價倒賣過來的。所有的房客都無精打采，神情苦澀，看上去非常悲傷。而坎德拉利亞則努力地想把家裡的氣氛調動起來，一邊準備晚飯，一邊大聲唱著歌。
「我來了，坎德拉利亞。」我走進廚房說。
她停止了唱歌，翻了翻鍋。
「那你這是怎麼啦？能告訴我怎麼回事嗎？哭喪著臉，好像馬上要被送到屠宰場似的。」
「沒有啊，我能有什麼事。」我一邊說，一邊琢磨著把那兩瓶酒放哪兒，故意避開她的目光。
她用抹布擦了擦手，抓住我的胳膊，迫使我轉過來面對她。
「別想騙我，丫頭。你是想念母親了，對嗎？」
我不看她，也不回答。
「鳥兒離巢以後的第一個平安夜是挺難受的，但是你必須把這苦澀消化掉。我到現在還記得自己在外過的第一個平安夜。雖然我們家當時窮得像老鼠窩，除了整夜整夜地唱歌、跳舞、鼓掌沒有什麼別的慶祝活動，吃不上什麼好東西，也穿不上什麼好衣服，但血緣和親情是無法割捨的，哪怕你跟家人一起分享的只不過是疲憊和貧窮。」
我還是不敢看她，繼續假裝全神貫注地在桌面上那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里—個研缽、一個湯鍋、一個奶油蛋糕、一個裝滿了油的小盆、三頭大蒜、一枝月桂——找個空地放下手中的酒瓶。她在我身邊用肯定的語氣繼續說：
「慢慢地一切都會過去，你看著吧。你母親一定還好好的，今天晚上一定也在跟鄰居們一起吃飯，雖然她想你，時刻惦記著你，但是至少會慶幸你不在馬德里，遠離戰爭。」
也許她說得有道理。我不在身邊對母親來說安慰多於遺憾。很可能她以為我還跟拉米羅一起在丹吉爾，也許還想像著我們倆在某個豪華餐廳里享用平安夜大餐，周圍是一群無憂無慮的外國人，歌舞昇平，毫不理會海峽另一邊的戰火。雖然我經常寫信告訴她我的近況，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摩洛哥的郵件根本到不了馬德里，很可能那些信根本就沒有離開過得土安。
「也許你說得對。」我囁嚅著，幾乎沒張開嘴，手裡還拿著那兩瓶酒，眼睛直直地盯著桌子，找不到地方放下。我也沒有勇氣正視她，怕控制不住眼淚。
「我說得當然對，丫頭，別再想那麼多了。就算她再想你，但光是知道你遠離炸彈和機槍的威脅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值得高興的理由了。所以，來吧，高興點兒，高興點兒！」她一邊說一邊從我手裡搶過一瓶酒，「你看著吧，我們很快就會好起來的，我的心肝。」她打開瓶蓋，把酒瓶高高地舉起來，「為你的母親乾杯！」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她已經咕咚喝了一大口。「該你了！」她用手背擦了擦嘴。我完全沒有喝酒的興緻，但還是順從了，這是為母親的健康乾杯，為了她，什麼事情我都會去做。
晚餐開始了。雖然坎德拉利亞努力營造歡樂的氣氛，但是其他人幾乎都不說話，連爭吵的意願都沒有。退休教師安塞爾莫先生咳得肺都要炸了。那對乾瘦的老姐妹，看上去比任何時候都憔悴，不停地流眼淚。胖女人不住地嘆氣，擤鼻子。小巴格喝了點兒酒，開始說傻話，電報員跟他一唱一和，終於把大家逗笑了。這時候坎德拉利亞站起來，髙高舉起她滿滿的酒杯「為了在的人，為了不在的人，為了我們，為了別人，乾杯！」我們相互擁抱，一同哭泣，這天晚上，所有的家庭里都充滿了像我們一樣不幸的人。
新年的頭幾個月過得很平靜，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在這些日子裡，我的鄰居菲利克斯·阿蘭達成了我家的常客。除了作為對門鄰居的地緣優勢，還有一種不能用空間距離測量的東西把我們聯繫在了一起。他有些特立獨行，而我時不時地需要幫助，就這樣我們在戰亂的年代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這份友誼穿越了那些動蕩不安充滿變數的時代。除了最開始的幾幅草圖幫我解決了網球服樣式陳舊的問題，之後他還多次向我施以援手，幫助我輕鬆克服那些看起來似乎難以逾越的困難。跟夏帕瑞麗的裙褲不同，逼得我不得不再次向他求助的困難發生在安頓下來以後不久，不是藝術方面的，純粹因為我對財務知識一竅不通。對於任何一個受過一定教育的人來說，這點兒小事完全不是什麼問題。但是在馬德里簡陋社區小學裡的短短几年根本沒有教給我這些東西。因此，在約好了向顧客提交本店第一張賬單的前一個晚上，十一點了我仍在抓耳撓腮手足無措，無法把與我所做的這些衣服等值的勞動轉化成書面上的條款和金額。
那是十一月份的時候。傍晚時分，天空就出現了魚肚白，待到夜幕降臨下起了大雨，預告著一場來自附近地中海的暴風雨即將來臨，這種暴風雨足以把樹連根拔起，摧毀路邊的電線。下暴雨時，人們只能蜷縮在毯子里小聲向聖芭芭拉祈禱。就在天氣變壞之前，哈米拉剛把做完的衣服送到弗拉烏·海恩茲家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