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喧囂的中午，餐廳里顧客進進出出，侍者的聲音此起彼伏，伴著雜亂的腳步聲、我聽不懂的各種語言的交談聲，幾乎沒有人發現我的離去。只有哈米德，那個長著一張娃娃臉年紀卻不小的小個子跑堂，跑過來問我要不要幫忙提行李。我沒有回答，只是搖著頭拒絕。出了門就邁開大步走，腳步既不堅定，也不漂浮，更不沉穩，完全不知道該去哪兒，也完全不擔心要去哪兒。我記得我曾走過葡萄牙大街的斜坡，都是些零碎的印象，似乎經過了郊區的露天市場，那兒有人聲鼎沸的小攤、牲口、叫賣聲、來來往往的長袍。我毫無目的地穿過大街小巷，好幾次被身後的汽車喇叭聲或是著急的摩洛哥運貨人「借過、借過」的喊叫聲驚醒，貼牆靠在路邊。在這段漫無目的的行程中，我似乎還經過了英國墓地、天主教覺、錫亞琴大街、瑪麗娜大街和大清真寺。我一直不停地走，不知道走了多久，絲毫不覺疲倦，也毫無感情，只是被一種奇怪的力量驅使，雙腿似乎不屬於自己的身體。似乎可以一直這樣走下去，走上幾小時，幾天，幾星期，幾年，一直到地老天荒。但是我沒有繼續下去，因為在淺海灘，當我像鬼魂一樣經過西班牙學校時，一輛計程車停在了我身邊。
「女士，您需要我帶您去哪兒嗎？」計程車司機的西班牙語混雜著法語。
我當時也許點了點頭，或者是我手中的行李讓他覺得我要出遠門。
「您是要去港口還是火車站，還是要去坐公共汽車？」
「是。」
「是？是什麼？」
「是。」
「是去公共汽車站？」
我又點了點頭，對我來說去哪兒都一樣，不管是公共汽車站、火車站、碼頭還是萬丈深淵。拉米羅已經把我拋棄了，我沒有地方可去，所以任何地方對我來說都一樣糟糕，甚至更糟糕。
一個輕柔的聲音試圖把我喚醒。努力很久後，我終於把眼睛睜開一條縫，身邊有兩個模糊不清的人影，過了一會兒才漸漸清晰起來。一個頭髮斑白的男人，面容雖然還有些模糊，模樣卻依稀讓人覺得熟悉。另一位是穿著一身潔白長袍的修女。我試圖弄清楚自己在哪兒，但是視力所及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兩側的床鋪，屋裡瀰漫著藥味，窗戶里照進來大片日光。原來這是一家醫院。我還記得自己說的第一句話：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兒？我的孩子。」
「馬德里。」
兩個人影似乎迅速交換了一下眼神。修女捧起我的一隻手輕柔地握「我想你暫時回不去了。」
「為什麼？」我問。
那個男人回答：
「交通已經中斷，政府前幾天宣布進入戰爭狀態。」
我並不明白他那些話是什麼意思，甚至懷疑自己是否聽清，因為我馬上墜入虛弱的深井，昏睡了好幾天。這之後醫生讓我卧床靜養。在得土安平民醫院裡動彈不得的那幾個星期讓我有時間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並回顧權衡了這幾個月來發生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究竟意味著什麼。但這也只是在最後幾天才做到的，因為最初的那段時間，不管上午還是下午，清晨或是探視時間（雖然從沒有人探訪過我），甚至護工來送飯我卻完全無法進食的時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泣。什麼也不想，不反思，甚至不回憶，只是哭。
很多天後，當眼淚終於乾涸，再也哭不出來的時候，回憶就如潮水般一寸寸地將我吞噬。我甚至能看見它們在追趕我、糾纏我，排著隊從病房盡頭的門口進來。病房就像一艘日光下的巨輪，永遠都是白晝。鮮活又無法控制的回憶，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一個接一個冷笑著向我靠近，跳上床墊，爬到我身上。它們無處不在，從耳朵里，從指甲縫裡，或者從全身皮膚的毛孔里侵入我的意識，毫不憐憫地用那些我永遠也不願意再想起的形象或片段把我撕碎。
漸漸地，持續不斷朝我湧來的回憶大軍開始不那麼嘈雜，變得安靜而犀利。冷靜後的劇痛鞭笞著我，讓我開始思考這一切，為這八個月來發生的所有事情找一個原因。這才是最痛苦的階段，折磨、煎熬、令人痛不欲生，雖然我不知道它持續了多久，但記得很清楚，是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訪使這段煎熬的時光戛然而止。
在那之前，我一直跟一群產婦、慈善機構的護工和漆成白色的金屬床一起度過。每天穿著白大褂的醫生會來查房，其他住院產婦的家屬會在特定時間前來探視，他們竊竊私語，愛撫新生嬰兒，嘆息著安慰不幸流產的病人，比如我。在這個舉目無親的城市，我連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沒有人會來探視，當然我也沒有奢望過。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待在這群陌生人中間，腦海中只有初到時雜亂的零星記憶，夾著深深的焦慮和不安。這麼多天來思緒糾纏交錯，只憶得起偶爾出現的修女，還有那份急切又帶著些許恐懼的願望：儘快回到馬德里。
直到那個早晨，我的孤寂被意外打破了。在一身素白身材臃腫的維爾德斯修女的指引下，那個男人又出現了，很多天前他似乎說過一些關於一場戰爭的話。
「孩子，有人來看你了。」修女說。她的嗓音像銀鈴一樣清脆，我卻從中分辨出一絲擔憂。當這位不速之客做自我介紹時，我明白了她的擔憂從何而來。
「女士您好，我是得土安警察局局長克拉烏迪奧·巴斯蓋斯，」陌生人問候道，「或者應該稱呼您小姐？」。
他的頭髮幾乎全白了，穿著一套淺色夏裝便服，臉被太陽曬得黝黑，一雙深色眼睛十分明亮，透著精明和機智。我那時還有些恍惚，無法辨別他到底是一個上了年紀仍身手敏捷的人，還是本就是年輕人，只不過華髮早生。當然，這些都不重要，要緊的是，我得知道他為什麼找我。維爾德斯修女請他在牆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卻直接把椅子搬到我病床的右側，然後摘下帽子坐了下來，微笑著請修女離開，彬彬有禮又不容置疑。
病房寬大的窗戶使屋裡充滿了陽光。窗外的花園裡，微風輕拂棕櫚樹和藍桉樹。天藍得令人炫目。對於任何一個不需要在醫院裡卧床，也不需要面對陌生警察的人來說，這都是十分美妙的夏日。我身邊的兩張病床是空的，醫院裡的大多數病床都這樣，一塵不染的床單鋪得整整齊齊。修女離開了，因不能見證接下來的談話而滿心不悅。遠處有兩三個靜卧休息的病人，還有一個年輕的修女在病房另一頭悄無聲息地擦地。我幾乎連上身都支不起來，身上的床單一直蓋到胸口，只露出兩條日益消瘦的胳膊和瘦骨嶙峋的肩膀，頭髮梳向一邊束成黑色的辮子，消瘦的臉頰晦暗無光，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擊垮了。
「修女告訴我您的情況有所好轉，所以我想我們該談一談了，您覺得怎麼樣？」
我只能點頭，因為猜不出來他想跟我談什麼，也不明白為什麼我遭遇的不幸和迷茫會跟警察扯上關係。這時警長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一個筆記本，打開。不過看上去他應該已經看過了，因為他無需翻找，直接就到了要找的那一頁，上面記錄著關於我的信息。
「好。首先我想問您幾個問題，您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您是希拉·西羅嘉·馬爾丁，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生於馬德里，對嗎？」
他的話十分有禮貌，問題卻很直接，帶著審訊的意味。考慮到我目前的狀況，他沒有用像審犯人一樣的口氣跟我說話，但是也沒有把這種意味完全掩飾掉。我用一個肯定的表情證實了資料的準確。
「您是上個月也就是七月十五日從丹吉爾來到得土安的？」
我再次表示肯定。
「您是從三月二十三日起入住丹吉爾大陸酒店的？」
肯定。
「您是跟……」他看了一眼小本子，「拉米羅·奧利巴斯·蓋洛爾一起到達丹吉爾的，他是西班牙維多利亞人，出生於一九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又點了點頭，但這次垂下了目光。這是我離開以來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巴斯蓋斯警長似乎沒有注意到我的情緒，或者他注意到了，但是不願意表露出來。他繼續質詢。
「在大陸酒店您二位留下了一張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賬單。」
我沒有回答，只是把頭轉向另一邊，不想面對他的目光。
「看著我。」他說。
我沒有理他。
「看著我。」他重複了一遍，語調很平靜，沒有比前一次更堅決或更和藹，也沒有更嚴厲，完全相同的語氣。他很耐心地等著，直到我最終順從再次把目光投向他，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再次問道：
「您知道在大陸酒店還有一張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賬單嗎？」
「我想我知道。」我終於用氣若遊絲的聲音回答，然後再次移開目光，把頭轉向另一邊，開始哭泣。
「看著我。」他第三次要求。
他等了一會兒，終於發現我不願意，或者說根本沒有足夠的力氣和勇氣去面對他。於是我聽到他從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