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你談論的東西——他們留下的那些——是二零零二年八月出現在我的公寓里的。我清楚地記得時間，是因為它們中的大多數是在我幫葆拉·羅伯遜修空調後不久出現的。回憶常常需要一個標記，而我的標記就是那件事。葆拉是一位童書插畫家，長得挺好看——見鬼，何止好看，她是個大美女——丈夫是做進出口生意的。
對於這種真正能幫助一位漂亮女士——哪怕是一位不停地強調自己已婚的女士——排憂解難的事，男人的記憶力總是很好的；因為這樣的機會也確實不多。現在的世道，騎士行為通常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當天午後，我下樓散步時，看見她一臉沮喪地站在大堂里。我跟她打了個招呼，也就是住同一棟樓的鄰居問的客套話，她卻氣沖沖地問我物業怎麼能在這種時候去度假。我指出，就算女牛仔也會憂鬱，就算物業也會度假；況且，八月本來就是適合旅遊的好時光啊。在八月的紐約（或是巴黎，我的朋友），精神病醫師、潮人藝術家和物業管理員都是珍稀物種。
她沒笑。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聽出了我對湯姆·羅賓斯 的引用——說話晦澀是閱讀課給我的後遺症。她說或許八月真的是個去海角或火島旅遊的好月份，可是她的房間熱得快著火了，空調卻一絲風都沒有。我問她是否願意讓我看一看。我還記得她當時看我的眼神——那雙冷靜的灰色眼眸將我上下打量，我想那樣的眼睛大概能看透許多東西。我也記得自己對她的疑問付之一笑：你安全嗎？那個問題讓我想起了一部電影，不是《洛麗塔》——稍後，有時是在凌晨兩點，我倒是會想起《洛麗塔》——而是那部勞倫斯·奧利弗臨時起意給達斯汀·霍夫曼做牙科手術的電影，裡面，他不停地問後者，安全嗎？
我安全得很，我說，我有一年沒攻擊過婦女了。以前，我一周攻擊兩三個，不過心理治療還是起作用了。
這是個挺唐突的玩笑，可我本來就處於無所顧忌的情緒中。一種夏天的情緒。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後笑了。她伸出手。葆拉·羅伯遜，她說。她伸出的是左手，並不合乎握手的慣例，但黃色的金屬小圈正套在那隻手的手指上。我認為她是故意的，你怎麼想？但她告訴我她有個做進出口生意的老公是以後的事了，是在換我向她尋求幫助的那天。
電梯里，我提醒她別對我期望太高。不過，要是她想找人挖掘紐約徵兵暴動的內幕，或是提供天花疫苗發明過程中的有趣軼事，甚至尋找關於電視遙控器之社會影響的名人言論——據我的淺見，電視遙控器是過去五十年最重要的發明——我絕對是不二人選。
那麼說你是研究人員了，斯特利先生？站在緩慢而搖晃的電梯里往上升時，她這樣問我。
我給了她肯定的答覆，但並沒有告訴她我其實還是個新手，也沒有讓她叫我斯科特，那樣肯定又要嚇到她了。我當然也沒有告訴她我正在試圖忘記有關農業保險的一切。沒有對她說，事實上我正在試著忘掉許多事，包括一些人。
你看，或許我正試著忘記，但我還能記住很多。我想，當你刻意去忘記時總是這樣，有時是越想忘記反倒記得越清楚。我甚至還記得某位南美小說家——就是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的那些人中的一個——說過的話。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他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說過：嬰兒時，我們的第一個勝利來自於抓住世界的一小部分，通常是我們母親的手指。以後，我們發現，其實是世界和世界上的東西抓住了我們，而且一直都是如此。是博爾赫斯說的嗎？也許是他。也有可能是馬爾克斯。我真的不記得了。我只知道我讓她的空調再次開始運轉，冷氣從排風口吹出來時，她立刻高興起來。我還知道，關於認識倒轉、我們終究會意識到是外物在掌控自我的那句話是對的。或許，物把人變成了囚徒——梭羅無疑是這樣認為的——可它們也使我們保住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囚牢是為此付出的代價。不管梭羅怎麼看，我相信這筆交易是合算的。起碼當時我是這樣認為的；而現在，我不確定了。
我知道的另外一點是，這些事情發生在二零零二年八月末，離天塌下來一角，將我們的一切永久改變的那場災難過去不到一年。
斯科特·斯特利爵士披掛他的「好撒馬利亞人」甲胄戰勝可怕的空調後又過了一周。某天下午，我散步到八十三街的史泰博文具店買了一盒軟盤和一令紙。我欠一個人四十頁關於寶麗來相機發展——這個故事比你想像的有趣得多——的背景資料。回家後，我發現在門廳通常放置未付賬單和未歸還圖書催繳單的小桌子上，赫然放著一副鏡片非常特別的紅框太陽鏡。我立刻就認出了它，頓時氣力全無，渾身癱軟，手中的購物袋一下子掉到地上。我倚在門邊，瞪著那副太陽鏡，試著平復呼吸。要是身後沒有倚靠的東西，我相信自己會像維多利亞時代小說里的女主角一樣昏倒在地——那類半夜出現吸血鬼的故事。
我被兩種相關卻不相同的感情同時擊中。第一種，類似在做某件永遠無法解釋的事時知道自己將被捉住的那種可怕的罪惡感。說到這裡，我想起十六歲時發生的——或者說差點發生的——一件事。
那天媽媽和姐姐去波特蘭購物，所以我本該一人在家待到傍晚。我赤身躺在床上，下體裹了姐姐的一條內褲。床上四零八落地撒了很多圖片，都是我從車庫裡找到的雜誌上撕下來的——很可能是這棟房子的前主人收集的《閣樓》和《畫廊》雜誌。就在那時，我聽到了汽車駛過車道的聲音。絕對沒錯，是她們倆回來了。佩吉染上了流感，路上就開始往車窗外嘔吐，所以她們只開到波蘭泉就掉頭回來了。
我看著眼前的情景：圖片扔了一床，衣服丟在地上，左手還有一堆粉紅泡沫。我記得力氣從身體溜走，虛弱隨即取而代之的可怕感覺。媽媽在叫我——「斯科特，斯科特，下來幫我扶一下你姐姐，她病了」——我記得自己想：「完了。我被抓住了。最好還是接受現實吧，我被抓住了。以後這輩子只要想到我，她們第一個想起來的就會是『槍手斯科特』。」
然而，在這種形勢下，求生的慾望總會插一腳，我當時的情況便是如此。也許會被捉個現行，我想，但至少要試著挽救自己的臉面。我把圖片和姐姐的內褲扔到床下，手指麻木卻速度飛快地套上衣服，腦子裡不由得浮現出以前看過的一個瘋狂的遊戲節目《爭分奪秒》。
我還記得下樓後，媽媽摸摸我漲紅的臉，露出擔心的神情。她說：「不會你也生病了吧？」
「有可能。」我心情不錯地回答。直到半小時後，我才發現褲子拉鏈忘了拉了。幸運的是，佩吉和媽媽都沒有注意到。若是放在其他場合，她們一定會問我是不是有出售熱狗的執照，在我成長的家庭里，此類玩笑是被視為機智的。而那天，她們一個生病了，另一個擔心得無暇玩幽默。於是我得以全身而退。
謝天謝地。
八月的公寓里，緊隨第一陣情感波瀾而來的情緒要簡單得多：我認為自己神志不清。因為那副眼鏡不可能在那兒。絕對不可能。絕不。
然後，我抬起眼睛，又看到了一件東西，一件我同樣確定半小時前離家去史泰博文具店時——我一向是隨手鎖門的——肯定不在這裡的東西。小廚房和起居室之間的角落裡出現了一根球棒，從商標上看是＆B牌的。雖然看不到背面，我也知道後面印著什麼：理賠調查員。這幾個字是用烙鐵尖燙上去再塗成深藍色的。
又一種情緒向我襲來：第三波浪潮，是一種超現實的錯愕感。我並不相信鬼魂，可我確信自己當時的樣子肯定像是剛剛撞見一個。
我的感覺也像是剛剛見了鬼。的確如此。因為那副眼鏡理應消失了，而且消失很久了。克里夫，法雷爾的理賠調查員也是。
「棒球對我灰常灰常好」，有時，克里夫會坐在辦公桌前，一邊揮舞球棒一邊說，「保險灰常灰常壞。」
我做了唯一能想到的事，就是抓起索尼婭·迪亞米克的太陽鏡退回到電梯里。我把眼鏡舉到身前，就像抓著放假一周回家後在地板上發現的某個噁心玩意兒——一塊腐爛的食物或被毒死的老鼠什麼的。我想起曾和一個叫沃倫·安德森的人談到過索尼婭。他把所見告訴我時，我心裡想，她一定看上去就像自以為還能跳起來找別人要杯可樂。當時我們正在第三大道的布拉尼石酒吧喝酒，距離天塌下來已經過了六周。談到她之前，我們舉杯慶祝自己沒死。
那種事情似乎總也難以忘懷，不管你是否想要記得它們。就像一段反覆縈繞在你腦中的旋律或一段口水歌。凌晨三點，你起床小解，站在馬桶前，頭腦只有百分之十清醒，那句話就突然鑽了進來：就像自以為還能跳起來找別人要杯可樂。和沃倫的交談中，他曾經問我是否記得索尼婭那副滑稽的太陽眼鏡，我回答說記得。我當然記得。
下了四層樓後，我看見門衛帕德羅站在涼棚下，正與聯邦快遞的快遞員雷夫聊天。帕德羅向來嚴厲，不讓快遞在大樓前駐留——他遵循七分鐘原則，並有懷錶為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