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理想型有一種罕見的混合性，即把大道理與小道理天衣無縫地融合在一起，讓你覺得他講的大道理一點兒也不空洞無物，小道理一點兒也不雞毛蒜皮、小題大做。
「為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任正非總是能賦予理想主義實際的、可接觸的、可親近的內涵，而不是高高在上或純粹形式主義。在華為，他的理想主義是十分自然的，已經到了見怪不怪的地步。他說生存艱難和問題與他說理想沒有什麼區別，「華為存在的問題不知要多少日日夜夜才數得清楚……但只要我們不斷地發現問題、不斷地探索、不斷地自我批判、不斷地建設與改進，總會有出路的」。
理想和現實，在華為的確是沒有什麼區別。因為理想是要變為現實的理想，現實是要改進得更好的現實。華為人對於任正非的理想主義非常習以為常，以至於耳濡目染，以至於外人總是會說，「你們這些人，一看就是華為人，總有點兒地方不對勁」。這個不對勁表現在，我們對現實並不是完全按其本來面目接受的，而是以一種發展的眼光去看它，認為它應該可以變得更好，我們也不嘲笑理想和看起來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在華為，我們真正明白了「Just do it」和「Impossible is nothing」的含義。
我說過，遭遇華為、遭遇任正非，不可能不激發出新的認識，不可能不去琢磨、掂量新的企業方式。而隨著寫作的進展，我對此的體會更加深化細緻了。寫著寫著，我就會聯想到社會、現實、個人在現實中的發展等不同範疇、不同性質的事情。比如現在談起的「理想」，越寫越讓我浮想聯翩，不能自已。有那麼一瞬間，我覺得這樣寫太打岔，脫離了主題，應該收斂一下。但是被激發出的靈感和思想，難道其本身不就是對評論對象最好的評論嗎？
現在回想在華為的十幾年，我越來越覺得這是一家能激發人的潛能的公司。或許這樣的感覺與我本人的理想主義色彩比較濃有關。
身為一位企業家，還是要有點務虛能力的。在這一點上，任正非是把好手。他很喜歡旁徵博引、評點歷史。「我們縱觀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雖然對中國社會進步產生了不滅的影響，但大多沒有達到變革者的理想。我認為，面對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他們的變革太激進、太僵化，衝破阻力的方法太苛刻。如果他們用較長時間來實踐，而不是太急迫、太全面，收效也許會更好一些。其實就是缺少灰度。方向是堅定不移的，但並不是一條直線，也許是不斷左右搖擺的曲線，在某些時段來說，還會畫一個圈，但是我們離得遠一些或粗一些來看，它的方向仍是緊緊地指著前方。」
在我們中國，現實和理想的關係是很明確的，似乎早已約定俗成了：現實是殘酷的，理想主義是脆弱的，理想主義在現實面前總是要摔跟頭的，一個人不能太理想主義。這幾乎成了每一個人都具備的常識。大量理想主義者失敗的教訓也不絕於耳。以至於商業的現實環境之差—極端點說—到了只有奸商、只有賄賂、只有不正當經營、只有暗箱操作、只有消費者權益被忽視才能成功的地步，而這種成功甚至成為社會默認、羨慕的成功，「只要不頂風作案就好，抓住、逮住了是你的倒霉」。在現實中，似乎成功的總不是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總是失敗的。
儘管如此，有理想的人和事，在中國並不罕見。歷史上，理想主義的巨大力量和魔力，我們也是體驗過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理想主義就一定沒有市場，一定會失敗。我們要對理想的情況進行一定的釐清。
要全面認識理想主義，我們就要區分長波理想和短波理想。有一種理想主義具有長波效應，即在一個歷史轉折時期會出現一個新的社會理想，之後的幾十年這個理想會成為影響社會的主導力量，由此改變中國的面貌。這種情況自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發生了好幾次，戊戌變法、中華民國誕生、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可以說都是這些長波理想的起點。應該說，長波理想還是頗有成績的，我認為，是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的變遷模式。在中國古代社會，社會的變遷主要依靠朝代的更替，而近現代史以來，社會變遷主要由這種理想主義驅動。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最大、最長的長波理想便是「為中華之崛起而奮鬥」，這是整個中國近現代史全跨度的長波理想。這個理想的滲透力是如此之強，以至於100多年來，有無數仁人志士為此拋頭顱灑熱血，尋求救國、興國之路。儘管在這個長波理想的過程中，我們歷經各種磨難，有時甚至難免會將其誇大，但它仍然不失為中國的核心動力，被各個時期的中國人所接受並實踐。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有理想的人是空有理想，「百無一用是書生」，說的其實不是書沒用，而是理想沒用—但是沒用的理想一般指的是短期的理想，即短波理想。這種短波理想往往以為，做了某件事、解決了某個問題，便從此天下大吉，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曾經以為有了北洋水師，就可以一舉成為世界強國；有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就可以解決共和與獨裁的問題；有了北伐戰爭，就可以一舉打破國家的割據局面；有了「大躍進」，就可以馬上超英趕美……而事實上這些都是短波理想失敗的經典例子。當然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在此我只想說明一點：越希望畢其功於一役，就越容易導致期望落空。近現代史的100多年，短波理想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中國仍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和進步。應該說，這是長波理想的勝利。我們說理想與現實對立而且經常處於下風，卻往往只是看到了短波理想的急功近利所造成的不好後果，卻不知，如今的現實往往是受到長波理想的影響所致。
現在的中國，又面臨了一個新的長波理想的生成。自20世紀末以來，我們就習慣說或願意聽到：「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應該說，這是「為中華之崛起而奮鬥」或「振興中華」這一長波理想之後的下一個長波理想（我個人認為，世界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的2008年，可以說是近現代史理想告一段落的標誌。上一個長波理想以達到了中國與世界互相平視為終點）。現在，中國處於中國世紀這一長波理想波形的萌芽期，應該說這個理想還沒有成為一個客觀事實，也不一定是一個必然的發展結果，不過是中國人的集體夢想或寄託。的確，這是一個偉大的夢想。但這是不是一個偉大的一相情願、一個美妙的白日夢呢？還沒有人知道。如果未來證明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幻想而成為一個基本事實，那一定是因為中國產生了大批的傑出者、卓越者。
這些人的表現將決定21世紀能否發展成為中國世紀，並規定著中國世紀在經濟、文化、政治等層面的主要表現形式和實質內容。中國世紀要實現，必須要由這些人開啟經濟、文化、政治的新思路。只有在這三個主要社會領域裡有卓越貢獻的人，才可以稱得上是中國世紀的締造者。這樣的想法，是一種主觀努力，還是一種痴人說夢，或頂多只能稱之為中國的可能性？其實沒有人知道。而能否實現，只能看結果。在這一結果最終實現之前，我們仍然要一邊產生理想，一邊生怕理想落入空談。自鴉片戰爭以來，對於強國富民，中國人的探索已進行了很久，取得了相當不容易的進展，卻發現社會的改變仍然有一種宿命性，仍然未達到歐洲文藝復興那樣的高度、深度和廣度。我們的社會還有很多缺陷「阻礙」著中國世紀的到來，還有許多事情等著人們去啟動、去完成、去創造、去挑戰。
不管關於中國世紀的想法是否虛幻，能夠在經濟領域、文化領域、政治領域有卓越貢獻的人，必定是十分擅長駕馭短波理想，並能使之和長波理想良好吻合的人。
理想尤其是短波理想在改變中國社會方面，走得何其艱難，至少到目前為止，權勢和歷史沿襲的力量起的作用要大得多，理想的作用在它們面前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在經濟方面，這種現象就更顯而易見。改革開放以來，理想一度再次興起，然而它卻在商品社會的全面到來之際，迅速觸動了權勢和歷史沿襲力量的反彈，表現為控制型經濟、壟斷型經濟、關係型經濟、投機型經濟加速膨脹。想在商界說理想，不啻是痴人說夢。幸虧還有少數人，極力地以自己的行動自覺不自覺地抗衡著這些力量。華為的任正非便是其中一個。
華為的成功使我們認識到，對中國企業而言，理想作為一種非對稱競爭優勢特別有用。
理想型在華為具有壓倒性的表現。在別的地方，如果你老跟用車、考核、採購等事較真，一來你會碰壁，二來你會被說成理想主義。其實這是權勢的力量在起作用。和別的企業相比，權勢的力量之所以表現得很弱，是因為華為有一個巨大的非對稱性競爭優勢，即任正非以及他的理想型。而且，真正厲害的還不是任正非的理想，而是他實踐理想的方式。為何任正非的理想主義不那麼脆弱？因為他在理想主義中加入了非常多的外部雜質—如「灰度」或「灰色理論」，如「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