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華為的成功，我發現影響一家企業成功有三個關鍵的決定性因素。
第一，企業是否能贏得關鍵性的競爭，尤其是階段性的最後競爭。在這一點上，華為人是比較「幸運的」，因為我們目睹了任正非在過去20年間帶領華為贏得了幾乎所有的階段性的、關鍵性的競爭。雖然有的在當時看是輸了，但長遠看，還是證明華為「贏」了。在技術產品上的一步步成功就不說了，單說一下任正非贏得了企業文化之戰。企業文化如何能贏、如何去贏，又與誰爭呢？改革開放後我們從外國引進了「企業文化」，一時間大江南北每家企業都在說企業文化、建設企業文化。然而，很快企業文化就成了形式主義的東西、光說不練的東西、喊口號的東西。
任正非贏得企業文化之戰包含三層含義：其一，華為提倡企業文化，並靠「華為文化」增強了員工的凝聚力和客戶的認可度；其二，在建設「華為文化」的過程中，任正非努力不懈地做實而不是僅做表面文章，逐漸把形式主義旺盛的虛火消除，形成了實事求是的作風；其三，通過《華為基本法》的起草和發布，任正非「及時」超越了企業文化，使「華為文化」融入、物化為具體的管理制度和流程，使得組織效率和合理性程度越來越高。做到了這三點，說任正非「贏得」了企業文化之戰，是不為過的。
企業成功的第二個決定性因素，是領導企業的企業家個人的人格素質；第三個決定性因素，則是企業家的言行一致性或言說的力度。
為了深刻理解作為企業家的任正非這一坐標，我們必須藉助點傳統智慧。
在此，我借用古代中國傳統文化講究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的概念，將「三不朽」和這三個決定性因素進行一個簡單的比附，或者說將這三點作為對一個企業家的終極評價的決定性因素：贏得競爭是立功，領導者個人因素是立德，企業家言說是立言。
有人或許會說，這樣比附不恰當。中國古代的聖人概念何其神聖、高尚，怎能把這個概念套用在急功近利、重利輕義的企業家身上。我原也以為，這樣的比附不恰當，幾近無厘頭。但我們生活在一個文化無厘頭時代，沒有什麼是「不恰當」的。當然，真正的原因是，我從任正非那裡學到了一種可愛的實踐精神。實踐精神如何可愛呢？那就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拿來主義，這種拿來主義「不分輕重」，只取其義。靠這種可愛的實踐精神，拿來「三不朽」看起來雖然有點不知輕重，卻隱含一種深刻的認識論：幾千年來我們的文化都忽視了這一點，因為儘管我們景仰聖人、偉人、悠久的文化，但往往把它們神聖化了，只作為教條或偶像而用，從不認真地以平等觀念、進步觀點看待它們。卻不知，一切聖人和偉大的哲學、宗教、文學，莫不是以平等為圭臬。如果我們對之過於神聖化、偶像化，實際上是在遠離、違背它們，在現實中我們只把它們高高掛在上面或口頭上，它們既沒有成為實際上的行為典範，也沒有在思想上成為激發我們的原則和靈感源頭，反而成為我們語言上的限制、精神上的禁錮以及思想上偷懶的原因。
任正非卻不是這樣的。「從泥坑中爬出來的人就是聖人。」—也只有他敢這樣用「聖人」這樣的「大詞」。一個這麼神聖的詞就這樣粗魯地用在這裡。說明什麼？說明他思維不教條，說明他很重視實踐。「聖人」如果僅僅是個崇拜的對象，那麼其實也就沒有什麼分量了。任正非是一個活學活用、很拿來主義的人，他將任何東西都實化為具體可言說、可理解、可實踐的東西，所以他才說：「我的專長在於邏輯，不在語言……」因此他沒有語言上的過分矯飾、虛套，也沒有用詞上的顧忌。「明智的妥協是一種讓步的藝術，妥協也是一種美德，而掌握這種高超的藝術，是管理者的必備素質。」他的話不官方，很流暢，是大白話、實在話，一下子就賦予「妥協」新的積極意義。這樣的例子在他嘴裡比比皆是。
細心的人應該會發現，任正非挺喜歡用「大詞」或「大道理」，比如：「華為以產業報國和科教興國為己任，以公司的發展為所在社區作出貢獻。為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又比如：「我們認為，勞動、知識、企業家和資本創造了公司的全部價值。」「我們遵循價值規律，堅持實事求是，在公司內部引入外部市場壓力和公平競爭機制，建立公正客觀的價值評價體系並不斷改進，以使價值分配製度基本合理。衡量價值分配合理性的最終標準，是公司的競爭力和成就，以及全體員工的士氣和對公司的歸屬意識。」
可是我們一點都不覺得大而無當。要是以前政治學習聽到領導這樣講，估計台下早已呼嚕聲一片。
聽任正非講話不會打盹有兩個原因：其一，他用的「大詞」有個細微的落腳點，比如我們不僅是「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努力」，也是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其二，他的思想和說法是實的，是實指，當他說「不讓雷鋒穿舊襪子」時，不僅僅是比喻，是實指。同樣，「工程商人」是實指，「削足適履」是實指，「是金子總會發光」是實指……
思想有落腳點，含義又是實指，這難道不是「立言」的前提？我到華為後受到的第一個小震驚是聽到任正非說：「學而優則仕是千古真理，委曲求全是人生真諦。」學而優則仕是「文革」時期死命批判的觀點，委曲求全在我們腦海里根本就是貶義詞。但在任正非那裡卻有一種入木三分、思想無禁區的力量，雖然說得很突兀，不是很漂亮，也不足以成為名言警句，但勁道十足。我們說言行一致，言說的作用格外關鍵。任正非有這個素質，不簡單。
「三不朽」是什麼？換成耳熟能詳的大白話，不就是「當老實人，做老實事，說老實話」嗎？
「聖人」是中國古代文化思想中的一個主要「概念」，而不是我們以為的那些個僵化的人格化存在。在《道德經》、《論語》等經典中，「聖人」這個詞屢見不鮮，按我們中國人一般的理解，所謂的「聖人」就是指老子、孔子等少數幾個人，但是他們其實是言必稱「聖人」的，那麼他們所說的「聖人」又是誰呢？難道還有比他們還厲害的人？其實「聖人」就是一種理想人格，任何人都可以用，用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不應該有恰不恰當的問題。我們不應過分地去神聖化古代的理念，否則，古人的東西於我們今人全是死去了的東西，沒有任何價值，這不是對待古代文化的好態度。
我是偶然想到任正非是坐標並進而用「坐標法」去評判企業家的。
有一天我聽中國台灣地區的傅佩榮教授在電視里講解《道德經》，說老子所謂的「聖人」就是指悟道的執政者。這讓我想到了企業家。企業家是全面負責企業組織所有事務的人，因此說企業家是「執政者」並不為過（想想看，英語里的「總統」、「總裁」、「校長」也都是同一個詞：「president」）。以這樣的角度來看企業家，一下子激活了我的思維：偉大的企業家就是悟道的「執政者」，就是某種擔當「坐標」的人。
評價執政者當然要看他是否取得了「事功」。在事功方面，任正非確實做得非常踏實，時機把握得很好。「華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大問題」，這是因為在每一個階段性的關鍵競爭中，華為都贏得了競爭。我們粗略地理一下：
在通信行業大發展前夕，華為進入了通信行業—「我們是出於無知，才進入通信行業」—但畢竟是進入了，任正非勝在佔了先機；在販賣別人的機器的時候，雖然效益不錯，掙了錢，任正非卻不滿足於此，決定自己搞開發，沒幾年就推出了數字程式控制交換機，不僅在技術上有了自己的根基，更是以此建立了一個很好的產品平台C&C08，這一勝，勝在有了自主的核心技術；推行員工持股制，吸引、凝聚了大量人才，基本解決了制度性的激勵問題，省去了很多精力，杜絕了可能的內亂；1996年華為啟動海外發展，在國內利潤相對較高的情況下，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公司在海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積累了經驗，打下了國際化的底子，經過漫長的努力，在21世紀的頭10年中終於收穫頗豐，將國內競爭對手遠遠甩在後面；在固定通信產品順利發展的情況下，華為陸續向光網路、數據通信、移動通信、手機領域滲透，這使華為成為世界上產品和服務最綜合的通信設備企業，機會點線面之多，讓其他同行望而興嘆，並因此抵抗住了電信業的寒冬，擠進全球同行業的前三強……這些都是關鍵的「階段性」勝利。
既然企業家是悟道的「執政者」，任正非的本事當然不僅僅在事功方面。而且，僅僅有事功的能力，還不足以贏得上面所有這些關鍵的競爭。首先，這些事功本身涉及的範圍和領域很廣，對人的能力和素質要求非常高：有考驗判斷力的，有需要冒險的，有需要持久忍耐的，有考思維和謀略能力的，有看你是否無私的……其次，只有事功邏輯和能力，很可能就不會去做上面這些事（以及更多未提及的事）了。善做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