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我來到九江市姚家窪一棟普通的樓房採訪，敲開門，出如今我眼前的是一位頭髮斑白的古稀老人。老人眼睛深凹，雙頰瘦削，但精神矍鑠，很有神采，他便是前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軍法官葉在增先生。
我向葉先生說明來意，葉老很熱情地接待了我。此後數年間，我前後採訪、接觸葉老先生十幾次，老人向我詳細講述了當年審判南京大屠殺日本戰犯，特別是審判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的許多情況（葉老是該案的承方法官），不少資料依然鮮為人知的。
從此，南京大屠殺慘案深深地印進了我的心底，引起我對那段歷史的關注、追尋和思考。
我們這一代經歷過抗日戰爭的中國人，對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痛恨是很深的。就我個人而言，先父姚純（原三十六軍中將軍長）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殉職，隨後母親拖著一大堆幼小的子女，也因憂傷勞累而病逝。1944年，日軍侵佔我的老家萍鄉，我們全家逃難躲進深山，輾轉流離，歷盡苦難，目睹日軍下鄉掃蕩後留下滿目瘡痍的慘景，親曆日軍殺死家人的傷痛，這些在我幼小的心靈留下了太多的恐怖、憎恨和傷痛。也許，正是這種國恨家仇，使我對南京大屠殺題材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
此後，我開始大量搜集、積累有關南京大屠殺史料，前後兩次前往南京實地考察和採訪。經過多年準備和醞釀，1998年，一部全方位反映南京大屠殺慘案的長篇紀實文學作品《金陵血淚》，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了。
進入21世紀，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日本右翼勢力的翻案活動更加瘋狂猖獗，肆無忌憚。簒改教科書事件，參拜靖國神社事件，東史郎訴訟案事件……一個然後一個，右翼學者和作家撰寫出版的，為對外侵略戰爭和南京大屠殺翻案的著作，多達60餘本，誣衊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是「幻象」，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
作為日本對外擴張侵略戰爭受害最深的中國人，對此我深感不安和憤慨；作為掌握有大量史料的中國作家，我更感到自己有責任為30萬同胞冤魂呼喚吶喊，為國家民族伸張正義，將侵略者罪行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在年近古稀的時候，又憤然提筆寫了第二部反映南京大屠殺的長篇《世紀大審判》。
創作的甘苦自不必說，由於年代久遠，搜集史料也有不少困難，又因種種緣由，這類作品寫好之後，往往經濟效益不夠理想，出版部門不敢貿然出版。但我依然願意自甘清苦默默地耕耘下去，因為這類作品不僅應該寫，並且必須要有人寫，應當讓年輕一代了解先人經歷的苦難，祖國遭受的屈辱。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不會有美好前途的。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支持下，長篇紀實文學《南京大屠殺·1937》再一次呈獻在讀者眼前了。
在進行這些長篇創作的時候，我始終堅持以史料為基礎，以真實為前提，真實是紀實文學的生命，這個真實即人物、事件、時間、地點乃至援引的統計數字，都是真實的。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對事件的過程、人物外貌、心理活動、語言對話、動作行為、過程細節等，進行了大量的文學創作和演繹，並儘可能使史料紀實與文學創作較為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使作品既有史料的真實性，又有文學作品的生動、可讀性。由於作者水平有限，客觀條件也有所制約，本書可能存在缺陷甚至謬誤之處，請知情者、親歷者、倖存者以及專家、學者等給予批評指正。
本書史料和圖片主要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提供，此外還來源於眾多參考圖書和報刊，如：《逮捕谷壽夫》和《挫敗營救戰犯的陰謀》史料來源於《人物春秋》1995年第1、2期合刊《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一文（作者東方明），《女孩之死》史料來源於《南京大屠殺日軍獸行錄》（建文編著）；少量圖片還來源於《拉貝日記》、《魏特琳傳》、《為正義敲響法槌》、《見證抗日》（影像檔案）等書刊，由於種種緣由，難以和作者們一一聯繫，請予鑒諒。現將我創作《金陵血淚》、《世紀大審判》和本書參考使用過的圖書目錄附錄於後，並向各書作者、編者致以謝意。
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期間，高舉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旗幟救助中國難民的國際友人們，其中文譯名各有不同，如雷伯又譯為拉貝，梅奇又譯為馬吉，本書採用的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提供的史料中所使用的譯名。
在從事南京大屠殺題材作品創作的漫長時光里，得到過許多有識之士的關心、支持和幫助，他們是：南京市前市長張耀華、南京市前副秘書長張允然，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領導朱成山、段月萍、陳平穩，江蘇人民出版社前社長蔡玉華，北方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宋玉成、編輯王金秋，江西省文聯、作協前主席楊佩瑾、陳世旭，江西省作協前副主席、著名詩人李耕，著名醫學翻譯家和作家、原全國政協委員王賢才，九江市著名作家王一民、余國振、陳瓏，《潯陽晚報》專版部主任謝亨等諸位先生，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