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國際友人 五、患難與共的國際友人

金陵大學教授李格斯博士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中,是負責後勤工作的,25萬難民的大米、麵粉和燃料供應,是安全區的頭等大事。

他不僅要保護好國際委員會的幾處倉庫和貨棧,還要為運輸食品、燃料而日夜操勞。李格斯手下儘管有幾名中國工作人員,可是中國人單獨駕車運輸食品、燃料,雖然帶著國際委員會的臂章和日軍的通行證件,仍然受到層層關卡的刁難和阻擋。李格斯不得不親自駕駛車輛,冒著無盡的麻煩和危險,在充滿血腥和恐怖的南京街頭,為25萬難民的生存而日日奔忙。

在最困難的日子裡,國際委員會的三口大鍋還是冒著熱氣,從這兒煮出的米粥,曾經使許多最貧苦的難民,得以保住生命。為了難民區里無數家庭的鍋盆不致熄火冷氣,李格斯付出了多少艱辛和愛心。除此之外,李格斯還要和其他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一樣,值班守護難民收容所,為驅趕騷擾的日本士兵,保護無辜的難民而奔忙。

12月25日,信奉基督教的西洋人最神聖的節日,聖主耶穌誕生之日。耶穌是崇高、神聖和善良的化身,為了拯救人類,他寧願讓自己釘死在十字架上。李格斯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以實際行動履行自己的信仰。

神聖的節日里卻發生了最不神聖的事情。這天上午10點鐘,李格斯在漢口路29號發現了一些日本兵,同時聽到了一名年輕婦女的哭叫聲,這位婦女正被一個日本兵抓住往屋裡拽。李格斯聞聲馬上趕了過去,日本兵嚇得逃跑了,這位婦女請求李格斯護送她回陸軍大學難民收容所。他們一起往東走,快到金陵大學校院時迎面碰上了一名日軍稽查官,帶著兩名士兵和一名翻譯。

這是一名典型的日本法西斯軍人,粗壯的身體托著一副野蠻的腦袋,猙獰的眼睛閃射著兇惡的光芒,正帶著征服者非凡的得意,在安全區的馬路上高傲地巡視著。看見李格斯,他突然想在西洋人面前顯示一下皇軍的威風,於是大聲地吆喝著:「你是幹什麼的!為什麼把手放在口袋裡面?!」

李格斯聽不懂他嚷些什麼,只好停下來。

稽查官走上前來,粗魯地抓住西洋人的手,把它從口袋中拽出來,接著,又扒下手上的臂章。

李格斯不明白,手放在口袋中走路,這是因為天氣太冷,何況又純粹是個人的自由,你日本人管得著嗎?於是,很不服氣地將手放回口袋之中。稽查官惱怒了,朝著李格斯手重重地擊了一拳,接著問:「你是什麼人?為什麼膽敢對抗皇軍?」

李格斯蔑視地看著對方,多日來,日本軍隊的所作所為,使他對日軍的印象早已降到冰點以下,比冬天的南京還要寒冷。他不以為然地反問:「你這是什麼意思?我護送這位婦女回家有什麼不對?」

稽查官朝著西洋人胸口又是一拳,接著粗魯地罵道:「八格牙魯!把你的通行證拿出來!」

匆忙中李格斯忘了帶通行證,於是又挨了一記耳光。日本軍官命令士兵用槍對著他,接著搶下他的帽子,要李格斯鞠躬致敬。

李格斯斷然拒絕了,他抗議說:「我是在國際委員會工作的美國人,你沒有權利要求美國人向你脫帽鞠躬!」

幸好,這名野蠻的日本軍官還沒有愚蠢到喪失理智的地步,在雙方僵持好久以後,他終於無可奈何地揮了揮手,叫李格斯自己回家去。

中午,李格斯趕到國際委員會秘書史密斯家裡,憤怒地向他講述了這一件極不愉快的事情。史密斯馬上擬就了一份抗議書,並很快送到日本駐南京大使館。

幾天之後,正好日本大使館田中參贊來到國際委員會,要求幫助尋找熟練工人,儘快恢複南京的電力供給,李格斯憤憤地回答說:「到哪兒去尋找發電工人?南京電廠的54名職工,被你們日本軍隊殺掉了43個,你們日本皇軍大概是不需要發電廠吧?!」

說完以後,李格斯心裡似乎覺得舒服了一點。

最忙碌、辛苦的恐怕依然三位德國的朋友拉貝、史波林和潘亭。他們胸前的國社黨徽章和手臂上的「卐」字形圖案,關於遏止日軍的暴行,有著某種特殊的威力。

德國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險公司的,一個偶然的來南京辦事的機會,使他捲入了這場國際人道主義的救援工作。

12月11日,日軍的大炮轟進了安全區,福昌飯店門口躺下一大片屍體,住在那裡的史波林也受了輕傷。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4年日軍俘虜的老人,重新燃起了對昔日夙敵的仇恨之火,他放棄了登輪返回上海的最後機會,毅然加入了國際友人們的黑圈紅十字組織。

這位60餘歲的可敬老人,戴著國社黨圖案的特殊臂章,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忠實地巡邏著,為維護人類的公理、正義和良知,而晝夜不停地辛勞和奔波。一天中午,他和美國人費區在寧海路巡視的時候,15號的院子里傳來了婦女凄慘的呼救聲,兩人急忙跑了進去,一幕褻瀆人類文明的醜劇,馬上展如今他們眼前:四個日本獸兵,兩個在劫掠財物,兩個正光著屁股壓在婦女的身上。史波林憤怒地沖了上去,揮動手臂大聲地吼叫。日本兵猛然回頭,看見可怕的黑「卐」字臂章,連聲驚呼:「德意志!德意志!」有的丟下財物,有的提起褲子,急忙往外逃竄。

過度的勞累與奔波,年邁的史波林病倒了,隱蔽在安全區的野戰救護處處長金誦盤得知消息,帶著醫官蔣公谷趕往大方巷住所看望。看過病又送上藥,史波林很快得到康復。當德國人得知為自己看病的是留下來的中國軍人時,他讚揚和欽佩中國人盡職盡責的美德,表示願意幫助他們脫離險境。老人還指著地圖,滿懷深情地鼓勵說:「日本人如今佔領的,只是中國的百分之幾,你們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隸,奴隸,懂嗎?」

金誦盤激動地點了點頭,東方人的心和西方人的心緊緊地連在一起,東方人的手和西方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南京紅十字會主席,美國聖公會牧師約翰·梅奇,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中又一位慈祥、善良而充滿愛心的老人。

南京淪陷時,他聞知外交部里還有1000多名來不及撤走的傷兵,梅奇急了,舉著紅十字會的旗幟趕到那兒,把傷員勇敢地接收下來,以國際人道主義的旗幟保護了一大批中國人的生命。

日軍兇殘無比的大屠殺暴行,使梅奇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在日夜奔波,儘力阻止這些暴行的同時,他決心冒著極大的危險,悄悄將這些暴行拍攝紀錄下來。鼓樓難民醫院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這兒他拍攝了許多被日軍殺傷的市民送往醫院救治的鏡頭:被刺刀刺穿的頸部,被蹂躪、姦淫的女性痛苦茫然的面孔,頭部被汽油燒得像炭一樣黑的男人,女兒被殘殺而痛不欲生的母親,水面上漂浮的屍體……

由於行動受到極大的限制,許多日軍大屠殺的殘酷場面他是無法拍到的,他所能拍攝到的,只能是安全區內有限的暴行鏡頭,但這已經是極為難得珍貴的現場第一手資料了。

梅奇共拍了13本16毫米的電影膠片,拷貝共37分鐘。這些極為寶貴的資料,在南京形勢稍稍安定以後,被費區偷偷帶往上海,交給英國人《孟卻斯德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田伯烈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國際友人,懷著對法西斯暴行的強烈憎惡和痛恨,對捍衛人類公理、正義的崇高信念,田伯烈正在上海編著《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以便將日軍的「南京大屠殺」暴行公之於世。得到這些膠片以後,田伯烈迅速交給上海柯達公司製作了3部拷貝,分別被送往德國和美國。

這些過程都是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可是日本軍方依然得到了消息。他們進行搜捕,派出間諜千方百計想得到拷貝,甚至在拷貝送往美國的時候,日本軍方還派飛機跟蹤追擊。但因美國當時依然中立國家,日本飛機始終未敢開炮轟擊。

許許多多國際人士,自願挺身而出,甘冒艱難和風險,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無私奉獻,忘我地工作。人類是不以國籍、種族、宗教信仰、膚色等等劃分界線的,當正義的旗幟高高揚起,公理髮出莊嚴的呼喚,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都將勇敢地站在一起,為遏制惡魔,拯救人類這一崇高的信念而英勇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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