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房虎雄
在哈爾濱東南郊的拉濱線上有一個平房火車站。
平房南面的大片耕地上，修起了一群使人看到外表就覺得陰森可怕的黑紫色高大建築物。
建築物四周，築起了高牆，把它們同外部嚴密地隔絕開來，在牆外還特別安裝了一道鐵絲網。從火車裡看到這些建築物，人們首先感到驚奇的就是，這裡聳立著一根根與環境很不諧調的極高大的煙囪。這就是對外以「防疫給水部」為名稱的細菌研究所——日軍石井部隊。
這裡是一個軍事特區，同軍事要塞一樣，沒有關東軍司令官的許可，是任何人都禁止涉足的禁地。日軍在戰敗的時候，惟恐暴露其秘密，竟用炸藥把這裡夷為平地。
日本帝國主義一直拒絕在禁止使用細菌與毒氣的國際條約上簽字。他們認為，細菌與毒氣是最廉價、最有效的殺戮手段，很早以前就著手在東京陸軍軍醫學校準備細菌攻擊戰。與此同時，又在「奉天醫科大學」建立了以中國人為實驗材料的實驗基地。指導這一陰謀活動的，就是人類公敵——石井四郎。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天皇為大規模準備細菌攻擊戰，下令設立七三一部隊，即石井部隊。一頭負了傷的野獸在最後掙扎時，往往表現出空前的殘暴與野蠻。
1942年1月，在去平房視察細菌實驗情況之前，石井四郎曾對關東憲兵隊司令官原守及該司令部第三科長吉房虎雄（即本文作者——譯者注）說了這樣一番話：「細菌攻擊戰的第一個特徵是其效力之偉大。鋼鐵製成的炮彈、炸彈只能殺傷周圍一定範圍內的人，受傷者很快就能治癒，可以再度參加戰鬥。而細菌戰，不僅其效用能夠人傳人、村傳村地不斷擴大，而且其毒害可以深入人體內部，其死亡率比炮彈、炸彈要高得多。還有，一旦受傷以後，想治癒是很困難的，很難期望這些人再度投入戰鬥。」
這是多麼猙獰的一副嗜血成性的餓鬼的嘴臉哪！他接著又說：「細菌攻擊戰的第二個特徵是，對於缺乏鋼鐵之日本，這是最合適的，所需經費最低的戰爭方式。當然，許多問題還有待研究，但是，實驗材料不足，是絕對不行的！」
吉房聽了這番話，當然佩服得五體投地，連連稱是。他認為，參加細菌戰爭的準備工作，是憲兵在太平洋戰爭剛剛爆發的重要時刻應當完成的重任之一。
原守司令官在踏上歸途的汽車中問吉房道：「怎麼樣？大開了眼界吧！」
吉房答道：「是的，這太重要了。我一回去，一定馬上下令，加強同石井部隊的協作！」
吉房說完，原守說：「好，就這樣決定了！」他當場就下令了。
對於完全喪失了人性與良心的日本憲兵說來，什麼人道主義，什麼國際法，都是無關痛癢的。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聲稱要對中國東北實行「嚴厲懲處」，公然授權各地部隊可自行決定任意屠殺中國人民。但是由於中國抗日戰士們的堅持不斷的鬥爭，1937年，日軍不得不在表面上宣布停止「嚴厲懲處」。
此後，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軍醫石井四郎、參謀山岡道武及關東憲兵隊司令官田中靜一、警務部長梶榮次郎、部員松浦克己等人之間秘密地制訂了取代這一「嚴厲懲處」的新的屠殺中國人民的計畫。那就是，要把中國人當成培養細菌的活體材料。
1937年末，關東軍司令部發布了《關於特別轉移處理的規定》這一秘密命令。所謂「特別轉移處理」，就是，由憲兵隊及偽滿洲國警察非法逮捕中國人，只要認定誰是「重罪犯」，便可以不經過審判便由憲兵隊轉移給石井部隊，拿他們充當細菌實驗材料而折磨致死。
1941年8月，新上任的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第三科長吉房中校，為了克服晉級大佐路上的障礙，想要拚命地「干出成績」來。他決心以這次參觀石井部隊為向上爬的好機會，儘力增加「特別轉移處理」的成績。於是，他以「國境防諜」為借口，下令強化無線電偵察，不僅鼓勵各憲兵隊這樣做，還頒發獎金和獎狀，要求下面以各種手段來增加「特別轉移處理」的數字。
對於吉房的命令，下屬的憲兵隊長們就像覓食的豹子一樣盯住了這一誘餌。憲兵們也都紅了眼。他們紛紛「立功」，以此取得「獎狀」與「獎金」，得到「晉級」與「榮升」。
1941年，雞西憲兵隊長堀口正雄和半截河分遣隊長津田准尉，為了自己陞官晉級，便捏造了一個探聽機密的罪名，強加在國境附近的三名善良的普通中國人身上，將他們捉去做「特別轉移處理」。
1943年，奉天憲兵隊特高科長小林喜一以刺探日軍情況為借口逮捕了兩名愛國者，對他們進行「策反」不成，便送去做「特別轉移處理」。
1944年，牡丹江憲兵隊長平木武根據漢奸們的謠言，把部下今別府少校逮捕了，說他是中共的情報人員，對他進行了長時間的殘酷拷問，使他受傷致殘，連路都不能走了，最後又把他送去做「特別轉移處理」。
1940年，佳木斯憲兵隊長秸武夫中校，想為自己搭好向上爬的階梯，以便比別人更早地晉陞為大校，便苦思冥想地打鬼主意，在長春當分隊長時，曾對民間的宗教關係，特別是對「在家裡教」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於是，他從這兒入手，捏造了一份包括相當多中國人的反滿抗日黑名單。然後，他一舉把這幾十名和平居民都逮捕起來。各種拷問手段都用過了，可因為本來就沒有任何根據，當然得不到所期望的結果。於是，他便按照心中早已制定好的計畫，通過憲兵之手，把十多個人作為「特別轉移處理」而送到石井部隊去。這一所謂的「優秀成果」，不用說，為他後來當上憲兵隊司令部的科長並晉陞為大校奠定了基礎。
1944年8月，當了雞寧憲兵隊長的上坪鐵一中校，日日夜夜想著未來的榮升。在當年11月初，他終於以刺探軍情、進行反滿抗日活動為借口，把住在平陽的善良農民張玉環女士及其父親等15人逮捕起來。
上坪催逼著部下，要求他們一定要抓出「東西」來。平陽分隊長曾場中尉帶著手下的30名憲兵，用了一個多月時間，既不讓「犯人」吃飽飯，又不讓「犯人」睡覺，夜以繼日地進行兇殘的拷打，可是，什麼事實也沒抓到。上坪耐不住性子，親自來到平陽，直接指揮拷問。
張女士被折磨的眼窩深陷，雙頰瘦削，頭髮蓬亂，遍體鱗傷。可是，她只說了一句話：「我到蘇聯那邊去了一趟，把中國農民處於絕境的痛苦告訴他們了，這有什麼不對！」此外，就一言不發了。
而她的老父親，臉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已經完全脫相了。他毅然說道：「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我為中國人的將來擔憂，這有什麼過錯？你們有什麼理由逮捕我？」他仍然目光炯炯，充滿了自信。看到這些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好像燃燒著的烈火，上坪氣得渾身發抖。他想，已經審問了一個月還一無所獲，看來不能繼續下去了。可是，如果把他們這樣傷痕纍纍地放出去，那是根本不行的。何況，他早已把這「檢舉了15人的重大事件」向司令部作了報告。無論如何，也要把這件事變成自己的「成績」。於是，他就把張女士及包括她父親在內的身上傷痕最重的6個人作為「特別轉移處理」送到石井部隊去。
就這樣，各地的憲兵隊不斷地以「特別轉移處理」為名，使用「送去幾根圓木（馬魯太）」、「送去幾件行李」等暗語，同哈爾濱憲兵隊進行聯絡。被如此處理的愛國者，來到哈爾濱火車站，先被送到哈爾濱憲兵隊，然後再送到哈爾濱特務機關，在那裡的拘留所打個半死進行拷問，直到深夜才用特製的載重汽車送往石井部隊這個最後的地獄裡。
在1942年一年裡，以這種方式由憲兵隊進行「特別轉移處理」的中國愛國者，至少有150人。
另外，再加上特務機關與偽保安局送去的愛國者，從1937年起到1945年的9年里，被石井部隊殺害的至少有4000人。
這4000名愛國者，都是在我1942年1月參觀過的石井部隊的那座房子里被慘無人道地殺害的。
那次參觀的時候，我是跟在石井和原守身後，提心弔膽地走進去的。
從石井部隊的正門開始，我們連續走過了幾道又厚又結實的門，又走過一段寬1.5米，長15米左右的走廊。從這兒向右拐，有條小走廊。小走廊兩旁都是安著鐵欄杆的一間挨一間的牢房。這裡是專門使人感染鼠疫的地方。那第一間牢房裡，有個中國工人模樣的、身穿淺藍色衣服的四十歲上下的男人，正仰面朝天地躺在那裡接受鼠疫感染。在牢房的昏暗光線下，他那張雙目失明的蒼白的面孔，簡直像個蠟人似的。不知是被綁得結結實實一動不能動，還是被注射了麻醉藥，他就像具死屍一樣躺在那裡。
在相鄰的一間牢房裡，有個三十五六歲的瘦得皮包骨的男人，雙手被綁在身後坐在那裡。一個穿著膠皮衣服、膠皮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