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區域經濟集團化正成為趨勢。各經濟集團逾越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障礙，逐漸擴大經濟版圖。在新一輪國際經濟集團的競爭中，中國警覺到自身可能被排除在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之外，早在80年代末就開始不失時機地用戰略眼光分析國際經貿環境和形勢，按照經濟聯繫和對外發展的嶄新思路，從國內地域特徵出發，對包括與周邊國家相關地區在內的大區域經濟進行再規劃。到2010年，中國已逐漸形成了多元化、多層次、全方位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的開放網路和國民經濟有機系統，以整體參與國際競爭，迎接世界經濟的挑戰。這是巨國效應的又一個例證。
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先鋒當屬華南經濟圈。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與港澳台之間的經貿交流活動多集中於東南沿海的廣東與福建兩省，台商在大陸投資的近80%集中在福建，而廣東的70%以上來自香港。日益密切的經貿往來使港澳台、廣東、福建逐漸形成唇齒相依、密不可分的經濟關係。根據統計資料，此一自然結合的經濟區域早在1995年人口就超過1.1億，生產總值近3000億美元，發展潛力驚人。到21世紀初，中國內地與港澳台之間已產生高度的「依存效應」。到2009年底，台灣對大陸出口的依存度高達17%，對香港高達22%，合計接近40%。就整體而言，台灣進出口貿易對大陸的依存度高達10%。在中國內地吸引的外資中，港台資金合佔80%以上。據台灣「陸委會」委託民間機構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兩岸產業分工正朝著內地生產、香港資金調度、台灣接單與研發的模式發展。香港學者金耀基教授在描述華南經濟圈內在聯繫時是這樣闡述的：
在經濟上，香港與內地越來越緊密，香港的資金、人才、信息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大催化作用，而香港與珠江三角洲更出現了「前店後廠」的依存關係。沒有香港，便沒有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沒有廣東，也沒有香港的安定繁榮。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種「系統內」的關係，而非「系統間」的關係。顯然，香港、廣東已是榮枯與共的經濟區域。不止於此，台灣與大陸，特別是福建，也逐漸形成互補共長的經濟區。於是一個香港、廣東、台灣、福建合成的大經濟區正在東亞浮現。
華南、台灣、香港、澳門毗鄰，往來方便，這種地緣關係是促成其經濟自然結合不可或缺的條件。諸地同胞血脈相連，語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溝通容易，能夠相互認同，經濟結合的社會及文化條件具備，此其一。廣東、福建、東南沿海的「黃金海岸」以遼闊的內陸地區為腹地，聯結內地龐大資源與勞動力市場。港澳台、東南亞及世界華人的對外經貿關係極為活絡，聯結了世界龐大的產品市場。兩者互相依賴，展示了雄厚的實力，步向經濟協同發展順理成章，此其二。中國勞動力充沛且成本低廉，但資金不足，工業技術水準及服務水平還較低；台灣、香港、澳門自然資源匱乏，勞動力不足且成本高昂，但資金卻充沛，工業技術水準及服務水平也佳，彼此正可互通有無，揚長避短，此其三。最後，利用港澳台、東南亞及世界強大的華人經濟，將那裡的資金、信息、管理技術與中國完整的工業體系，較高的科技市場水平和科技人才結合起來，將大大增強開發尖端技術和產品的實力，對中國科技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著無可限量的作用。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港、澳、穗、深、珠五地正進一步協調和整合。在產業布局上，港、澳、穗、深、珠五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宜求面面俱到發展「大而全」的協作系統。香港將進一步發揮綜合型自由港口、國際金融中心、諮詢信息中心、中國與西方科技交流中心的作用，成為中國與亞太國家和地區交流協作的重要橋樑，成為全球華人、華裔加強溝通的重要交流中心。
到21世紀初，港、澳、穗、深、珠五大城市群已大致形成了一個「超級產業鏈」。在產業政策及結構上，五地也回應作出重構：華南經濟圈中的香港輻射效應是最大的，在金融、貿易、航運、信息、管理等功能上對澳門、廣州、深圳、珠海將形成垂直合作關係。從發展趨勢看，廣州、深圳、珠海高科技和人才資源優勢將在若干年後形成經濟優勢，形成香港、澳門對其依附性越來越大的局面。因此，可以預見，未來五地的經濟融合將遵循以垂直合作為主，但從長遠看，以水平合作為主的模式，這是一種結構性互補。
如今，中國沿海地區早已和內陸各省市形成了縱橫交錯的經濟分工和協作關係。因此，如果把戰略視角進一步投向21世紀20年代，在一個涵蓋港澳台、亞洲和世界的華人及沿西太平洋中國「黃金海岸」各省市的基礎上，再有10年時間，至2020年，這一華人經濟圈應可將經濟融合的巨大利益逐步擴散至中國北方及廣袤的內陸地區。從21世紀20年代開始，經濟整合和協作將可望在集約化程度上展開。
顯然，華南經濟圈的成功典範給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進程中積極拓展與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係，參與新世紀條件下的亞太地區的國際分工，為加強與該區域內各國各地區經濟、技術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向。
中國在迎接世界區域經濟集團化的挑戰中，無疑正在效仿華南經濟圈一體化的模式，把它和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當成一個發展架構來處理。可以想見，未來，中國沿海地區將在原來區域整合的基礎上逐漸衍生出五大塊跨國產業協作系統，其基本框架是：
1.東北亞跨國產業協作系統。以中日韓為主體的國家構成的黃渤海經濟協作圈，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實力的經濟區域之一。中國、日本、韓國不僅地理位置鄰近，而且文化上很接近，增進合作的條件非常好。再考慮到人口和經濟發展速度，三個國家具有形成未來世界最大市場的潛力。同時，這三個國家不僅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多少存在著差距，而且日本的尖端技術和資本，韓國的生產技術、成功的產業化和結構調整經驗，中國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將形成互補優勢，這三個國家合作所產生的綜合效應是巨大的。
在東北亞跨國產業協作系統中，第一層次的協作是以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等沿海地區與朝鮮、韓國的經濟協作為核心形成國際經濟協作圈和三角洲經濟互補關係。政府考慮將一些三角洲地區建設成經濟開放區，如遼寧的大連、營口，山東的煙台、威海和青島。這些地區幾乎覆蓋了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開放區一建成，即可成為國際合作的重要陣地。
第二層次的產業協作是指第一層次的協作範圍向北擴展，在中國、朝鮮、韓國與日本之間開展經濟協作。主要以中國的資源、市場和勞動力與日本的資金、技術相結合，帶動中國、朝鮮、韓國和日本的產業協作。
第三層次的產業協作是將協作範圍進一步擴大，實行包括日本、朝鮮、韓國、俄羅斯遠東地區、蒙古和中國東北地區的產業協作。主要以中國的勞動力、俄羅斯的資源、日本的資金相結合為主要條件，推動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產業協作，逐步形成東北亞經濟圈。
從發展前景看，東北亞地區很有可能組成一個以高科技為龍頭，實行梯度產業轉移和技術轉讓體系的區域協作結構。中國東北地區既可以承接從日本、韓國轉移出來的相當部分的產業，又可向蒙古、朝鮮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轉讓某些技術，是東北亞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國東北地區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利用日本、韓國的先進技術和俄羅斯遠東的自然資源，把在東北的集團公司變成雙向進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面，引進日本和韓國的先進技術，利用東北地區的原料和勞動力，進行加工並返銷日本、韓國，向俄羅斯、蒙古、朝鮮出口；另一方面，引進日本、韓國的技術和進口俄羅斯原料，在東北地區加工，再向日本、韓國出口精料、半成品和成品。
2.長三角跨國產業協作系統。第一層次的協作包括長江三角洲（即江蘇、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和部分長江流域地區與韓國、日本的合作。上海是中國最大最發達的工業城市。江蘇省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與其相比，浙江具有更豐富的礦產資源和發展農業的有利條件，這將維持其今後相當長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已將蘇、浙、滬三省市列為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以上海為中心，包括了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州、浙江的嘉興、湖州約27000平方公里，其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其成為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
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面向亞太地區的主要窗口，也是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經濟技術實力比其他地區雄厚，最有條件擴大對外產業協作。因此，長江三角洲將利用自身外向型經濟優勢，首先與韓國和日本發展多元化經濟關係，吸收韓國和日本的資金、技術。除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之外，還將發展一些資金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
第三層次的產業協作是將合作範圍擴大到北美自由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