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工業化國家的經驗，工業化的過程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過程，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崗位應由非農業部門提供。但是，1949年以後，中國在長達近30年的時間裡，在支持工業體系獨立和完善的同時，農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無力被後者有效利用，以至於出現了農村勞動力過剩。勞動力過剩造成貧困，勞動力素質不高又導致過度貧困。這樣便大大弱化了過剩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能力。
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特有的二元經濟結構，使廣大農村陷入了「資金缺乏→過度貧困→素質低下」的惡性循環之中，更重要的是，這種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二元現象：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落後的農業並存；一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並存；一部分具有工業化、現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員遼闊的以傳統方式生產和生活的農村並存；少量優秀科學家、學者等民族精英同大量文盲、半文盲並存。
與上述相應的是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長期以來，中國沒有形成強有力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動機制。1949～1978年的近30年里，由於貫徹「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方針政策，加上片面追求發展重工業、輕視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經濟路線，造成了中國大城市、特大城市發展日益畸形，眾多中小城鎮則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在片面優先發展重工業，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重視生產性建設、輕視非生產性建設的思想指導下，中國城鎮基礎設施和服務業長期以來欠賬很多。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農業剩餘勞動力規模性轉移的嚴重瓶頸。不僅如此，中國城鄉之間人為造成的壁壘，嚴重阻礙了眾多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加上政府實施口糧配給制和戶籍管理制，農業過剩勞動力完全失去了正常進入城市經濟系統的自由，從而在制度上把廣大農民摒棄於工業化過程之外。
與上述相呼應的是支持現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不足、能源匱乏、資金短缺、科學技術落後、教育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結構性短缺也是過去妨礙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就是說，1949～1978年，中國既存在某些部門的資本存量閑置，也存在著部門資本投入不足的問題。這意味著，中國在初步工業化以後，經濟發展缺乏資本存量調整的活力，從而大大抑制了經濟增長。這種痼疾不斷地以經濟周期波動的形式表現出來，更多地表現在一些「瓶頸部門」，它們成了中國生產能力和資源機制的硬約束，常常使處於擴張狀態的經濟運行不得已突然減速，甚至停頓下來，從而不可避免地出現在高漲狀態下跌入低谷的現象。
孤立地看，上述這些常常被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然而，我認為，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當它們相互聯繫並相互作用，配合適當的政策傾斜和發展環境，上述種種包袱卻意外逐漸演變成了若干有利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未來，這些因素還將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巨國效應再度顯現，中國呈現了具有替代性、連續性、持久性發展特點的經濟局面。
第一，不均衡蘊涵著效率改進和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以農業和非農業勞動生產率為例，二者之比經常為1∶5左右。只要持續存在著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勞動生產率就可望獲得持續顯著增長。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農村乃至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農業勞動力伴隨著鄉鎮企業的崛起而向非農業持續大規模轉移的過程。
另一個例證是加工業與基礎產業、基礎設施之間的缺口。據有關方面估計，1978～2000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約有1/4～1/3的加工業生產能力由於能源、運輸和部分原材料供給短缺而閑置，經濟高速增長進程也往往因為這方面的缺口而被打斷。如果能源（主要是電力）、運輸（主要是鐵路運輸）和部分原材料工業的投入有長足增長，那麼，它們有可能帶動加工業以數倍於這些部門自身的產量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國在加工工業與基礎產業、基礎設施之間長期形成的非均衡增長狀態開始緩解，通過資源向高效部門轉移，以及消除「瓶頸」，中國經濟效率的改進邁出了舉足輕重一步。至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結論：
落後地區的存在有利於加快技術進步。過去，人們一直用「衛星上天，老牛拉犁」來形容中國技術和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這非常貼切。中國一方面擁有少數幾個發達國家才擁有的原子彈、航天、電子等產品研發和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在農村許多地區依然沿用數千年延續下來的生產工具和耕作方式。「老牛拉犁」便是其中一類。與其他二元經濟國家相比，中國的技術差距是最大的。然而，就是技術上的差距，蘊涵了推動中國經濟技術進步非常有利的條件。技術差距大，意味著經濟中的落後部分有獲得技術迅速進步的可能性，落後地區可以越過好幾個階段後來居上。
採用先進技術的行業會對採用落後技術的行業產生強烈的示範效應。在中國，先進部門向落後部門傳遞先進技術，要比國際間的技術傳遞成本低得多。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中軍工技術向民用部門的傳遞，城市企業技術向鄉鎮企業的傳遞，以及科技興農等，都是頗有成效的。未來，隨著阻礙技術轉讓的藩籬進一步拆除，通過技術傳遞來推動技術應用將在中國以空前的速度發展。
城鄉消費水平差異使某些工業部門的成熟期延長。長期推行城鄉二元發展的後果之一是，城鄉消費水平差距不僅沒有消除，反而日趨擴大。農業與非農業居民消費水平之比，1952年為1∶2.4，1978年升到1∶2.9。改革開放之後，這一比例有所下降，1983～1985年間曾達到1∶2.3，到1989年又回升至1∶2.7。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導致了不同的消費結構，如城鄉居民在較高檔次的消費品上的差距就相當大，由此形成了中國消費需求獨有的「斷裂」現象，即城市居民對某些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高潮過去很長時間之後，農村居民的大批量需求才剛剛開始。這一現象在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兩次消費高潮之間便形成了一個相對持續期。平心而論，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上的嚴重滯後，對工業增長的影響不但不是消極的，還是非常有益的。
一方面，這種差距避免了對某一檔次消費品需求浪潮的集中到來。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在同一區域內的收入差距是偏小的，這種收入差距很可能在某個時期形成對某類消費品集中的普遍的需求而出現較大的供應缺口。在這種情況下，城鄉消費差距就起到了分散消費需求的作用。
另一方面，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差距，能夠有效延長某些耐用消費品行業的成熟期。中國的家電行業，如電視、冰箱、洗衣機、音響設備等，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城鎮地區形成了長時間的排浪式消費。到了21世紀的今天，經濟學家已普遍相信，隨著拉動內需和新農村建設的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國將迎來源於廣大農村地區的第二次消費潮。新一代的耐用消費品如轎車、住房等，也因為農民兄弟的參與而維持一個持久的消費期。試想一下，這是一個有著9億人口的廣袤市場啊！
第二，過去30多年來，中國勞動力過剩所導致的低工資與高技術的結合，形成了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持久而獨特的競爭優勢。從長遠看，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大軍總會成為抑制工資上漲的一個強有力因素，這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中國具有長期比較優勢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的基本走向是追逐高科技行業以及與之相聯繫的高附加值行業。中國在發展高新技術方面是有基礎的，隨著工業製成品特別是機電產品在出口結構中份額的不斷提高，隨著轎車等高附加值產品的大批量生產並陸續出口，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可望大展拳腳。這意味著中國可能在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上均佔優勢，這一點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很難同時具備的。中國在高技術、高附加值行業中長期維持較低工資水平，勞動密集行業又引入新技術，這樣，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更具競爭力。中國是人口大國，工業部門容易在國內實現一體化，一般不會出現市場容量小而不足以形成規模經濟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