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末，就有人開始關注中國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後必然會面臨的產能過剩問題。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研究員林毅夫就是關注這方面問題的典型代表。他在20世紀末就開始對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持續快速增長表示擔憂，並預測中國經濟未來必然要面臨產能過剩問題。由此，他提出了在中國開展「新農村運動」的主張。其主要觀點是：
1.在生產能力普遍過剩、投資和消費需求不足、市場極度疲軟、物價不斷下降的新形勢下，刺激總需求對啟動當前經濟增長是十分必要的，這是中國經濟得以走出困境的關鍵。
2.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對經濟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僅僅依靠財政支出來彌補民間投資和消費不足是難以長久奏效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雖然加大了財政對基礎建設投資的力度，但對拉動社會總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國經濟能否在較短時期內擺脫困境，取決於經濟中是否存在著因結構原因而未實現的社會需求，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給這種蓄勢待發的需求創造一種實現的充分必要條件。否則，中國經濟只能靠各個產業淘汰大批效率較低的企業來達到供給和需求的平衡。這個過程將是痛苦而漫長的，其代價之昂貴也是可以想見的。
4.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美國、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日本相比，中國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即中國有廣袤的農村市場。這個市場潛力很大，在中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遠未飽和。因此，一旦農村市場得以全面開拓，將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產生極強的乘數效應。它將成功啟動疲弱多年的中國經濟，和中國城市經濟一起形成良性循環。
5.開發中國農村市場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卻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於農民收入太低，而在於與消費耐用品不配套的基礎設施。農民即使買得起彩電、冰箱、洗衣機，卻沒有電、電視信號、自來水等基礎設施的配套。這一問題在經濟落後地區和邊遠地區尤甚。
6.為了刺激國內消費需求，使中國早日走出生產能力普遍過剩所導致的需求不足、市場疲軟、物價不斷下降的惡性循環，政府應該動用財政力量，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一場以實現農村自來水化、電氣化、道路網路為核心的「新農村運動」，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在這篇於1999年倡導「新農村運動」的論文發表6年後，建設新農村的觀點被中央採納，寫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里。2006年3月確定的「十一五」規劃的六大任務中，頭一個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3月4日中國政府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開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進行新農村建設。至此，新農村建設也顯現出大概的輪廓：
1.改善鄉村基礎設施，未來5年中央財政支出1000億元用於進行鄉村公路網建設，並以沼氣設施為重點改善鄉村人居環境；
2.改革農村稅費體制和縣鄉財政體制，強化縣一級、弱化鄉一級財政職能。2006年起開始停徵農業稅，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7年起取消全國範圍內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
3.擴大農村合作醫療，並在2010年前投資200億元建設鄉村衛生室和文化室。
我們不能不佩服林毅夫當年具前瞻性的洞察力。林毅夫的「新農村運動」觀點在中央文件里變成了「新農村建設」，「運動」改成了「建設」，不僅在用詞上顯得更科學，更為重要的是，其內涵和意義變得更深厚。
林毅夫主要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希望通過「新農村運動」來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產能嚴重過剩導致的通貨緊縮問題。而通過政府的「新農村建設」提法，則體現了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的意義。不僅具有自動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緩解通貨緊縮的經濟意義，更重要的是，「新農村建設」的提出，為拉動困擾中國很多年的內需埋下了伏筆。我們可以預見，隨著新農村建設向縱深推進，中國內需將出現跨越式增長。
林教授提出的「新農村運動」的類似觀點在海外也有。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政府就嘗試了「新農村運動」，並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通過「新農村運動」，韓國農村經濟獲得了極大發展，城鄉差距大幅縮小。2004年，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4000美元，城鄉居民收入比例是1∶0.94。「新農村運動」成為韓國城鄉和諧發展，拉動內需的重要舉措。韓國的成功經驗為中國提供了參考。
把農村發展納入中國整個現代化進程，使新農村建設與工業化、城市化同步推進，讓億萬農民共享現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與農業協調發展、城市與農村共同繁榮的現代化道路。
建設新農村也將惠及中國十幾億人口。中國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建設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面貌早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大部分農村地區變化相對較小，一些地方的農村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還沒通公路、農民看不起病、喝不上乾淨的水，子女上不起學。這種狀況如果不能有效扭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會成為空話。而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快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
更重要的是，農村集中了中國數量最多、潛力最大的消費群體，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可靠、最持久的動力源泉。通過推進新農村建設，可以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使億萬農民的購買意願轉化為巨大的現實需求，拉動經濟的持續增長。為此，溫家寶總理早在200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強調，將「支持城市流通企業經營網路向農村延伸，為農民增加消費提供便利」。商務部從此啟動了「萬村千鄉」和「雙百市場」工程，改造傳統的「農家店」，財政支農力度空前加大。
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官員表示，消費結構升級只有與產業結構升級形成良性循環，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而且以城鎮中上等收入家庭的消費結構升級為啟動點是最佳選擇。今後數十年，中國消費結構升級與經濟擴張將形成新的良性循環，表現為：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房地產業、汽車製造業等一批相關產業增長→經濟活動總量提高→農民向非農業轉移和農村城市化進程→農民收入提高並在較低檔次上形成消費需求→為加工業、原材料工業和建築業提供市場→國民經濟進入擴張性的良性循環。這樣的良性循環自2002年以來已經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真實的數字更直觀：2008年，汽車、住宅、通信器材三類商品對北京消費品零售額的貢獻率為54.5%，特別是汽車的貢獻率高達42.5%。
與此同時，農村消費市場也逐漸走出低迷，並快速成長。
從中長期來看，拉動中國內需的革命性因素正在形成之中。現在20～30歲的人佔比很高，差不多有2.2億人，到2015年估計有2.5億人，還會進一步增加。這個群體人口佔比那麼高（佔中國總人口的1/6，是因為他們的父母一代在社會當中佔比是最高的。他們的父輩現在50歲上下，是所謂中國的「嬰兒潮」。中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光榮母親」政策下出生的人口所佔比例很高，所以他們的子女所佔的比例也很高。二三十歲這個年齡段是消費力最強的。如果這個群體再年輕一點，他們可能不需要結婚，還在上學，也不需要買車。如果到了35歲以上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需要儲蓄，也不敢拚命消費。但二三十歲這個年齡段，恰好是成家立業的年齡段，婚慶請客要花錢，旅遊結婚要花錢，拍婚紗照也要花錢，等等。和同輩人進行攀比的結果是，他們買消費耐用品，買房買車，所有這些所謂的配套消費一樣都不能少。
平均來看，一對夫婦的配套消費要支出5萬～7萬塊錢不等，相當於他們3年的積蓄，這在國外是不可想像的。而按社會收入計算，這個年齡群體的收入不是很高，那他們又怎麼消費得起？回答是，老一輩的財富向下一代的轉移，尤其是現在的「下一代」都是獨生子女，他們的父母大多是當年中國「嬰兒潮」的一代人。他們儲蓄了一輩子，就為兩件事，一是自己養老，二是為孩子成家立業。而在孩子成家立業這個花錢當口上，他們是絕對不會吝嗇的。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那就是，6個人買一樣東西，小夫妻兩個，加上父母與岳父母，6個人買一套房子，6個人買一輛車。在當今世界，是不是沒有什麼東西是中國人買不起的？於是，你將看到，中國正在或將出現一個高儲蓄階層的畢生儲蓄的一部分向高消費階層轉移的漫長過程。即便年青一代的社會收入增長速度不是很快，但這種收入從高儲蓄的上一代，向能花錢的下一代轉移，或者說向「啃老族」這一代人轉移，將帶來未來幾十年中國排浪式消費需求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