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體現是企業，國家實力由企業的實力來證明。為了打破外國巨頭的壟斷，中國政府開始鼓勵發展民族產業，「巨大中華」開始崛起。
在「巨大中華」的帶動下，中國通信行業風起雲湧，到20世紀90年代形成了多足鼎立的局面。它們積極從跨國巨頭手中收復失地，奪回了中國通信行業的「半壁江山」。
長江後浪推前浪，前面一些企業倒下了，後面又有一些新的站起來，不斷有新生力量加入進來。國內通信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華為之所以沒有倒下，那是久經沙場、殘酷廝殺拼搏的結果。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短短20年的時間，我國通信市場進入了大發展階段，已建立起貫通全國、連接世界的世界第二大通信網，發展速度「一日千里」。
洋品牌充斥著中國通信市場，中國人沒有獨立的核心技術。這不僅關係到國家的榮譽，更關係到國家的經濟安全。為了扭轉這一被動局面，政府開始注意開發自己的品牌，鼓勵民族產業的崛起。以開拓萬門機為契機，1995年，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成立。隨後大唐、中興、華為相繼成立，一時間裡，「巨大中華」馳騁南北。
據說，「巨大中華」的提法是由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叫出來的。很湊巧，當時通信製造領域最好的幾家企業——巨龍、大唐、中興、華為頭一個字連起來剛好是「巨大中華」。後來這一叫法就傳開了，領導、媒體經常開口就是「巨大中華」，以此來代表民族通信業的崛起。
「巨大中華」崛起後，抓住「農話」的發展契機，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而當時國外廠商低估了中國農村的形勢，認為中國農村經濟落後、利潤太小，拓展農村市場利潤空間不大，因此它們只盯著城市的大單。在「巨大中華」的帶領下，國內企業抓住這一縫隙，迅速收復「失地」。由於國內廠商的崛起，競爭日益激烈，國內程式控制交換機價格急劇下降，價格從每線300～500美元降到50美元。在「巨大中華」的帶領下，中國通信行業異軍突起，一舉奪回了「半壁江山」。
隨著萬門機的研發成功，「巨大中華」開始有了自己獨立的技術和品牌，它們突破了國外廠商的重圍，開始「反抗」了。從此，形成了「巨大中華，四柱擎天」的格局，「七國八制」徹底成為歷史。我們仰慕國際巨頭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我們終於揚眉吐氣了。
曾幾何時，「巨大中華」稱雄南北，「逐鹿中原」。滄海桑田，驀然回首，「巨大中華」風雲變幻起。由於體制、技術、產品、規劃等方面的原因，巨大中華的命運截然不同。巨龍由於管理失誤，從中華壇中退出，只有華為、中興、大唐，扛起大旗，走向遠方。
一頭「牛」與一匹「狼」，中興與華為在深圳華僑城安營紮寨，一個在東頭，一個在西頭。中興是華為的死對頭，兩家同處深圳華僑城，彼此虎視眈眈，心懷叵測。
一度興盛的「巨大中華」，如今在國內通信設備製造商里叫得響的，也就只剩下這兩家了。1998年之前，在接入網市場上中興曾一度遙遙領先，華為望塵莫及。但是，不到一年時間，華為就佔了上風。1999年上半年，華為的HO以2.2億元的銷售額遠遠超過了中興ZXA10的1.2億元，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狼吃肉，牛吃草，這是它們的天性。在曠野中，一頭憨厚的牛遭遇一匹飢餓的狼會是怎樣的情形呢？當牛與狼糾纏在一起的時候結局又會怎樣呢？
莫名其妙的官司
1995年，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族通信產業發展的政策。國內企業尤其是「巨大中華」四兄弟並肩做戰，奪回了被外國巨頭壟斷的「半壁江山」。然而，危機解除，四個兄弟開始相殘。隨著發展，在市場上真正有競爭力的「巨大中華」，在很多合同招標中，最後只剩下中興與華為兩個「冤家」，為了擴大各自的市場份額，雙方竟反目成仇。
平時的交鋒只是小打小鬧，兩家真正「交火」是在1998年。
1998年，為了爭奪市場，華為搞了一紙「有利於華為卻有損中興」的交換機產品比較書，大量送給目標客戶。中興人得知後，非常氣憤，「以牙還牙」，也搞了一紙電源產品比較書。矛盾就這樣被激化了。明明是華為「比較」在先，然而，華為卻先發制人，搶先一步把中興告上法庭。中興也不是好惹的，雙方在異地擺下公堂。就這樣，「狼」和「牛」的角斗開始了。
1998年7月1日，華為在河南高院與長沙中院率先起訴中興，狀告中興公司將「中興電源」與「華為電源」進行引人誤解的對比，其中許多重要的事實、關鍵數據和技術指標失實，侵犯了華為的合法權益，要求分別賠償損失1200萬元與600萬元。
中興也不甘示弱。1998年7月27日、8月19日，中興以同樣的理由在河南與長沙兩地提起民事訴訟，狀告華為公司及其鄭州辦事處、長沙辦事處為了削弱中興公司的競爭能力，製作、散發「C＆C08與ZXJ10技術對比」材料和「HO與ZXA10的主要技術性能比較」的材料，有意以對比的形式，對雙方不同型號的交換機及接入網產品進行引人誤解的對比，貶低了中興的商業信譽與產品聲譽，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要求分別賠償1500萬元、750萬元。
此外，在庭審時，中興追加訴訟請求500萬元，華為提起反訴，反訴標的額2200萬元（在河南高院反訴標的為2000萬元、在長沙中院反訴標的為200萬元）。
對這四起官司，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相繼做出了判決。在河南的官司，華為訴中興案，中興敗訴，賠償華為經濟損失53萬元；中興訴華為案，華為敗訴，賠償中興經濟損失130萬元；在長沙的官司，華為訴中興案，中興敗訴，賠償華為經濟損失36萬元；中興訴華為案，華為敗訴，賠償中興經濟損失50.5萬元。
至今，中興人一提到這場官司還有隱隱的氣憤：「原本是華為最先挑起的嘛，到最後他還惡人先告狀。我們只好進行反訴。」結果還算公平，華為被罰得更多，中興人多少找到了點心理平衡。
有趣的是，有媒體評價此事，還拿掌門人的名字做文章：「侯為貴以和為貴，任正非是非不分。」侯為貴一直想不通，怎麼任正非就把他給告了呢？任正非就是想要借打擊對手的機會，提高知名度。「借勢」，任正非理解得很深刻，但搞得侯為貴很痛苦。
針對這幾起官司，有媒體做了這樣的評論：「中興與華為之間的是非恩怨絕不是幾起訴訟就能一了百了的，訴訟只能加劇雙方的對立。降價競爭是中興與華為矛盾的關鍵所在，而訴訟大戰只不過是雙方在市場、宣傳、人才等各條戰線積怨已久的矛盾總爆發。」
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性格
兩家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呢？源於兩家掌門人的性格差別。任正非和侯為貴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不同的企業文化，不同的文化又造就了不同的企業性格。由於文化差異，兩者的摩擦也就不斷了。
侯為貴是典型的東方企業家，不過他在積極向西方學習；任正非更接近於西方企業家，只不過他更了解東方人的智慧。
侯為貴一向為人比較謙和，做事求穩。1984年，他和幾個技術員來到荒蕪一片的深圳創業，吃盡了苦頭，才闖出一片天地來。所以，侯為貴一直是想把這個企業做得穩當一些，靠自己過硬的技術來打天下。
任正非大老粗模樣，大大咧咧，以軍隊作風管理華為。他天生就有一個商業腦袋，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他總是高喊著：「華為的旗幟還能打多久？」
不管侯為貴願不願意，只要士兵上了戰場就要去搏殺。何況是遇到了像任正非這樣一匹「狼」，想退避三舍也不行。
在華為聽得最多的就是「奮鬥精神」、「速度」、「衝刺」、「破釜沉舟」、「活下去」、「自我批判」、「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等一些很具刺激性的字眼。在華為規矩很嚴，一切按制度說話。據說，有一次任正非到公司上班，忘了帶工作牌，跟門衛講了很多好話，就是死活不讓他進。為此，任正非感動不已，特別褒獎了那個員工。
在中興總裁侯為貴的身上，有著知識分子的斯文和工程師的嚴謹，他溫和、不張揚，很得中興人的尊敬和愛戴。
在中興，員工似乎顯得更「家居」一些。大家穿著比較隨意，說話慢條斯理，整個辦公區一派其樂融融的景象。在華為就不一樣了，員工大都身著職業裝，精明、能幹、利索。用中興人的話來說，華為人的眼睛裡隨時都放著一種要去搶市場的光。
在市場爭奪戰中，中興似乎常常處於被動局面。中興人似乎更擅長做技術，對做市場缺乏更多應對的招數。在搶奪市場的過程中，華為人則嗅覺靈敏，為了搶客戶可謂煞費心機。中興人講：「有一次，我們國外的客戶來了。華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