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賽
「忠誠號」抵達馬賽二十四小時後，加百列就開始憎恨聖雷米大街56號公寓樓的門廊了。他憎恨那扇門，他討厭門上的鎖和外面的門框，他憎恨那棟樓的灰石磚牆，窗外的護欄也讓他看不順眼。他憎恨人行道上走過的所有人，尤其是三十歲左右長得像阿拉伯人的人。而他最恨的還是其他的租戶：那個穿著皮爾卡丹外套在二樓開法律事務所的紳士；那個早晨第一時間出來遛狗的灰白頭髮貴婦；還有那個叫蘇菲的女人，整天就只知道買東西，而她的樣子又很像莉亞。
他們輪流監視著顯示器上的每一個變化——每人工作一個小時，然後休息兩小時。每個人在工作時的表現都很不同。雅科夫會邊抽煙邊對著屏幕皺眉，如果可能的話，他恨不得逼著哈立德在屏幕上出現。迪娜則若有所思地坐在沙發上，雙腿交叉、手抱著膝，除了右手食指在膝頭無目的地敲擊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動作。加百列已經習慣了在完成最後目標之前長達幾個小時的待命。他只是在屏幕前慢慢地踱步，右手托著下巴，左手支撐著右手肘，頭歪向一邊。假使威尼斯的弗朗兩斯科·提埃坡羅也在這條船上，一定會對加百列的姿勢非常熟悉。因為在決定一幅畫是否已完成修復時，他也是這個模樣。
監控車位置的變化給單調乏味的盯梢工作增加了一點新意。A組設計了完美的移動線路，所以每次更換位置都非常準確。替換的那輛車會從南邊開到公園入口處，之前的車會倒出來離開，新車隨即停到那個位置。有一次，兩個A組成員故意刮蹭保險杠，上演了一出吵架的戲碼，這樣可以引開別人的注意力，有利於另一輛車的監視工作。當一台攝像機需要更換新攝像機時，大家總要經歷幾秒鐘的緊張。加百列會下令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角度或者是焦距——然後一切又恢複原狀。
雖然加百列一直被關在「忠誠號」上，但他還是讓迪娜和雅科夫扮演正常的遊人。他有時候會一個人工作兩個甚至三個小時，以便讓他們兩人在碼頭的飯店吃飯，或騎著摩托車到城裡轉轉。雅科夫會在一天里的不同時間沿著逃跑路線開一圈，以熟悉這裡的交通狀況。迪娜則在人行道兩旁的商鋪里買衣服，或者穿著泳衣在甲板上曬太陽。她身上還留著迪岑哥夫廣場爆炸案的痕迹——右腹上有一條寬寬的紅色疤痕，大腿上也有一條長長的傷疤。在馬賽的大街上，她會用衣服遮住它們，但在「忠誠號」上，她完全沒有在加百列和雅科夫面前作任何遮掩。
晚上，加百列提出三小時一換班，這樣每個人都能好好睡一會兒。可他很快就後悔自己作了這個決定，因為這三小時彷彿永遠也不會結束。大街上一片死寂，每個路過的人都有可能是他們的攻擊目標。為了舒緩煩悶的情緒，加百列會和在正義宮的空地上執勤的C組組員輕輕地打個招呼——或者假裝測試衛星信號，呼叫一下掃羅王大道工作台的工作人員，聽一聽來自家鄉的聲音。
迪娜對於加百列來說實在是個安慰。她像做瑜伽一樣坐在顯示器前時，加百列就可以回去試著睡一會兒了。但他的頭腦完全無法平靜，眼前總會出現那扇門，或者是薩布里拉著愛人的手走在聖日耳曼大街上的情景，又或者是貝特賽義德的阿拉伯人被流放的場面，又或者是沙姆龍在撒丁島海邊提醒他履行職責的樣子。有時候，他會懷疑自己是否還像以前那樣冷酷無情，是否還能夠走到那個人的面前，把那顆灼燒著的子彈射入他的身體。有時候，他甚至期待哈立德不會出現在聖雷米大街上。可這時他又會想起羅馬大使館的斷壁殘垣，想起那股灼燒的殘肢焦味，如同死者的靈魂久久不能散去。然後他又看到了哈立德死時的樣子，彷彿籠罩著光環，像貝利尼的畫作一樣帶著激情，卻又無比沉靜。哈立德沒有給他選擇的機會，加百列因此而憎恨這個人。
第四晚，他完全沒睡。早晨七點四十五分左右，他從床上爬起來，等著八點開始工作。他喝了一杯咖啡，看了看冰箱門上的日曆。明天就是貝特賽義德的祭日了，今天是最後一天。他走進船艙，雅科夫正坐在一片繚繞的煙霧中，盯著眼前的屏幕。加百列拍了拍他的肩膀，讓他去睡一會兒。加百列在原地站了幾分鐘，喝完了杯子里的咖啡，然後便又擺出自己的慣有姿勢——右手托著下巴，左手支撐著右手肘，在屏幕前的地毯上來回踱步。八點十五分，律師離開了那棟樓。貴婦也在十分鐘後走了出來，她的小獵犬對著加百列的鏡頭拉了一坨屎。而那個長得像莉亞的蘇菲則站在大門前，從手袋裡找了一會兒太陽鏡，然後漂漂亮亮地消失在了屏幕上。
「你看上去糟透了。」迪娜說，「今晚你休息吧，我和雅科夫盯著。」
剛剛入夜。港口除了另一艘遊艇上傳來的法國電子音樂之外，沒有任何聲音。加百列打了個哈欠，告訴迪娜，他們到這裡之後他幾乎沒怎麼睡過。迪娜建議他吃一片葯。
「我在房間里昏睡的時候哈立德來了怎麼辦？」
「你說得也對。」她在沙發上盤起腿，盯著屏幕，聖雷米大街的人行道依然熙熙攘攘，「那麼你為什麼睡不著？」
「你真需要我解釋嗎？」
她的眼睛沒有離開屏幕：「因為擔心他不會來，擔心打不中他，還是擔心我們都被抓起來？」
「我不喜歡這份工作，迪娜，從來都不。」
「沒有人喜歡。如果我們喜歡，現在也不會在這裡了。我們干這個是因為沒有選擇，因為他們強迫我們這樣做。加百列，告訴我，如果他們明天決定停止爆炸、停止殺戮，那會怎麼樣？那樣就和平了，對嗎？但他們不喜歡和平，他們想毀掉我們。哈馬斯和希特勒唯一的區別是，哈馬斯沒有技術和手段屠殺猶太人，但他們正在研究這樣的手段。」
「巴勒斯坦和納粹之間還是有明顯的道德分界的。哈立德做這件事的背後有某種正義的支撐，他只是採用了可憎的手段。」
「正義？哈立德和他的同黨有太多機會可以擁有和平了，但他們不想要。他的邏輯就是毀掉我們。如果你相信他想要和平，那麼你就是在自欺欺人。」她指了指屏幕，「如果他來到這條街上，你有權利、也有道德上的義務，確保他永遠不會離開那棟樓，永遠沒機會再進行殺戮。結果了他吧，加百列，否則看在上帝的分上，讓我替你殺掉他。」
「你真的會嗎？你真覺得你可以在街上殺掉一個人？你覺得扣動扳機對你來說就那麼容易？」
她沉默了一會兒，目光一直停留在閃動的屏幕上。「我父親是烏克蘭人，」她說，「叫齊夫，他是他家在戰後唯一一個活下來的人。其他人都去了巴比谷，和另外三萬猶太人一樣被槍斃了。戰後他去了巴勒斯坦，改用希伯來名薩里德，意思是倖存者。他娶了我母親，生了六個孩子，每個孩子都代表一百萬浩劫的殉難者。我是最後一個，他們給我起名叫迪娜，意思是復仇。」
樂聲的音量突然變大了，隨後又緩緩地降了下去。音樂結束後，只剩下海浪拍打船身的聲音。迪娜突然眯起雙眼，彷彿激起了某種身體上的痛楚。她的眼睛定格在聖雷米大街上，但加百列知道，佔領她腦海的卻只有迪岑哥夫大街的那一個瞬間。
「1994年10月19號，我和母親還有兩個姐姐在迪岑哥夫大街和艾斯特女王大街的拐角等車。5路車來了，我和母親、姐姐吻別，看著她們上了車。車門打開的時候，我看到了他。」她頓了頓，轉頭望著加百列，「他就坐在司機後面，腳旁邊放著一個背包，他當時也看了看我。他看上去善良可愛。不會的，我當時這麼想，不可能，沒人會到迪岑哥夫大街去炸5路車。所以我什麼都沒說。門關上了，車開始離站。」
她的眼睛裡充滿淚水，雙手蓋住了大腿上的傷疤。
「那個男孩包里裝的是什麼——那個我明明看到了卻沒有說什麼的男孩？是埃及地雷。這就是他包里裝的東西。他攜帶了二十公斤的軍用三硝基甲苯和泡過老鼠藥的螺栓。我先看到一道亮光，然後才聽到爆炸聲。公車在空中飛出了幾英尺，然後撞到地上。我被爆破的衝擊波推倒在地。我看到人們在我身邊大叫，可是卻什麼也聽不到——衝擊波傷到了我的耳膜。我發現身邊有一條人腿，我以為那是我的，但我發現自己的兩條腿都還在。那是公車上另一個人的腿。」
加百列聽完她的話，馬上想起了羅馬，想到自己站在西蒙·帕斯納身邊，望著使館殘骸時的情景。讓迪娜上船隻是偶然嗎？還是沙姆龍希望在他身邊安置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提醒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一批到達的警察看到滿地的血，聞到燒焦的肉味，一下子就吐了。他們跪在地上嘔吐。我躺在那兒，等著有誰可以過來幫幫我，地上的血開始流到我身上了。我看到旁邊的楝樹樹梢上還掛著人身體的碎塊。那天早晨，迪岑哥夫大街上下著血雨。後來猶太公墓的祭司來了，他們用手清理了稍微完整些的四肢和軀體。我看到祭司用夾子拾起了我母親和姐姐的屍體碎片，放進了一個塑料袋裡。那就是我們後來埋葬的東西——身體的碎